经济互联网管理及财务知识分析检讨书.docx

亚马逊网现象 互联网经济的检讨书
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互联网经济早已经不是20世纪末那个踯躅蹒跚的新兴产业，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且自我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生态。不过，任何许诺新解决方案的技术也都暗藏新问题的风险，现在，是到了对互联网经济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检讨的时候了。
亚马逊网现象
8月2日，哈珀特（Simon Houpt）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亚马逊（）的丑恶真相”让大众看到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对社会的结构性负面影响：它基本销毁了书店这个社会文化的有形载体；它让长期耕耘人文产品的编辑和出版人贫困化、边缘化；现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领域，社区零售企业纷纷倒闭，地方商业繁荣不再。
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样，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所到之处，吸尽环境养分，只留下单一物种。
人们开始发问：多彩多姿的生活与便宜方便的网购，如果只有一个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体验，哪一个的疯狂发展必须被节制？随着实体经济消失的还有哪些不应该以任何价格让渡的人文价值？
“像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体，以人造垄断的方式积聚社会财富至少数人手中，并不断制造社会就业萎缩。这不仅对中产阶层不公平，对它们自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拉尼尔（Jaron Lanier）以内部人的眼光所撰写的《谁拥有未来》再次唤起对互联网经济体的检讨之声。
《经济学人》（7月）的报道显示，2016年欧美电子商务占零售比预计将超过11%，其中英国为14%，美国为13%。《商业周刊》（6月）的报告指出，美国2004~2012年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 F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技术投入没有带来令人信服的高回报，同时，它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
互联网产业演绎的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学？
明星体制和怪诞经济学
“为何毒品贩子要靠啃老过活？为何好莱坞演员大多数是漂泊一族？……” 莱维特和达博纳（Steven Levitt Stephen J.Dubner）怀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调查并撰写了《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
他们发现，黑帮与好莱坞光鲜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规律：这些产业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顶层成功案例。其下充满了无数的失败和艰辛。因为人人都梦想并以为可以成为塔尖上的人物，同时，市场鼓吹成功的平等机会，以至于参与经济游戏的大多数人愿意用“暂时”的观点看待过程中的艰辛，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这就是怪诞经济学所指的“明星体制”，一种赢者通吃，人人以为能赢的经济游戏。
互联网经济也属于怪诞经济学中的明星体制。业内流传的“三一规律”不甚科学，但很直白：1%的创意获得风投的青睐；1%的创业赢得天使投资；1%的投资成长为有希望上市的产业新秀。其余的也许只能在“网络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个新入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youtube或者是能被“脸书”收购的instagram。成功企业囊括所有的利益，失败企业的过程成本却输出至社会，由社会消化承担。
网络的负外在性
与处在实体产业的柯达相比，instagram这样的企业大大减少了社会就业机会。这只是它们所带来的负效应之一。
破产之前，柯达有280亿美元市值，雇佣了14万名员工。被脸书10亿美元收购之时，instagram只有13名员工。理论上说，失业的人可以经过培训再就业，社会资源因此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实际情况是，网络技术的电子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下岗“过期”的劳动力大脑的生物更新能力。网络技术更新带来社会劳动力结构、能力和需求的巨大变化。其过程中的消化成本（负外在性）完全由社会承担。长远看，它也是网络企业自身无法持续的经济模式：分流到低级工作岗位的人群消费能力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减少广告需求；网络企业丧失长期收入来源。
目前，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不需要为巨量失败的企业所造成的“负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负责。它们的个体成本远远低于连带的社会成本。只要负外在性没有办法合适地反映在个体企业的成本中，它就造成“市场的失败”，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干预。这是根据“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逻辑推断。
决策学者西蒙（Herbert Simon）说，决策首先是伦理价值判断，然后才是事实比较评估。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柔性绑架
只有一个人拥有手机？那没用。两个人有手机，网络的通讯价值便显现出来了。三个人有，网络的价值更是几何级数上升。这就是梅特卡夫的网络正效应原则（Metcalf’s law）。它也解释了亚马逊网这样的企业价值来源的一半。另一半是现代金融体制以“未来收益”的可能性估算网络企业的价值，并以公共融资的形式兑现。所以，19年来，亚马逊网没有真正盈利，但却有极高的市值。
亚马逊网、谷歌、脸书这类企业的价值不是光靠企业家和员工就能创造的。它们实际来源于每个使用者的参与。网络的价值是共同创造的，特别包括你我这样的使用者。我们的每个点击，网企都拿去向广告客户换钱了。我们网上搜索的一举一动，都被悄悄地收录进“大数据库”中，成为网络拥有者营销分析的金矿。但对参加价值生产的我们，只落得一个“糖果”奖赏：免费使用网络服务。规模化后的网络产生“地租”，它不对等地只属于网络拥有者。新技术的魅力往往掩盖了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的不公平。
这个不对等性在使用者打算离开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你的资料、历史和网上互动都无法带走。换言之，你过去的心力投入都被套牢了。一旦离去，便为沉底成本。如果你花大量心神开了家网店，那就更惨了。实体店你可以转卖，收获投资，虚拟店既不能打包带走，也无法自由买卖。这就是网络负效应。在《谁拥有未来》中，拉尼尔也称之为“柔性绑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类似的行为造成“劳动的异化”，即自己的活动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网络负效应反映出消费者/使用者参与网络价值生产过程的异化。
社会在先，经济在后
互联网带来的远不止技术问题。每个技术许诺背后都有一张人文面孔，或哭、或笑。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企业许诺的技术乌托邦里，人文文化越来越“浅薄”（详见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有了免费的网上教程却没有了未来做教育工作者的机会；有了低价的图像，摄影师却少了经济尊严；有了能读脑电图的技师，却没有人愿意钻研机器背后的医术；有了《赫芬顿邮报》这样的免费观点，却失去了《纽约时报》的深度分析。如何平衡社会冲击与经济效率？它呼唤新的社会意识和制度规范。
即便是强大的谷歌，它也受限于背后的一套函数方程式。无论形式多么花俏，如果由伺服器中的函数来主导人类生活，从排行榜推荐看什么电影到听什么音乐，那么文明只会越走越窄，直至坍塌，因为选择越来越同质化，选择自由度越来越小，就像从韩国整容回来的脸，以为出自一张脸模。若如此，谁能为退化的人文社会埋单？《黑客帝国》既是娱乐电影，也告示技术统治一切的风险。
让技术为人服务，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它的社会与经济的二重性。像谷歌、亚马逊、阿里、腾讯这样的网络企业，在他们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生活和制度一部分的过程中，他们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也越来越强。如果企业不能对应地调整自己的市场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就有当仁不让的规范责任。从不久前淘宝拒绝微信的事件中，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检讨互联网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冰岛大学的环形大道边（Hringbraut） 竖着一块牌子：“因为地表水系的自然变化，我们不得不改建道路。除了我们之外，附近的鸟类和其他动物也需要借道接近自然水资源”。冰岛人明白，交通方便不应该是唯一的价值指标，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共存的环境，人可能只有生活，却没有生命。我们需要互联网技术，也热爱滋养人文价值的其他商业载体。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鲍勇剑
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互联网经济早已经不是20世纪末那个踯躅蹒跚的新兴产业，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且自我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生态。不过，任何许诺新解决方案的技术也都暗藏新问题的风险，现在，是到了对互联网经济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检讨的时候了。
亚马逊网现象
8月2日，哈珀特（Simon Houpt）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亚马逊（）的丑恶真相”让大众看到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对社会的结构性负面影响：它基本销毁了书店这个社会文化的有形载体；它让长期耕耘人文产品的编辑和出版人贫困化、边缘化；现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领域，社区零售企业纷纷倒闭，地方商业繁荣不再。
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样，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所到之处，吸尽环境养分，只留下单一物种。
人们开始发问：多彩多姿的生活与便宜方便的网购，如果只有一个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体验，哪一个的疯狂发展必须被节制？随着实体经济消失的还有哪些不应该以任何价格让渡的人文价值？
“像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体，以人造垄断的方式积聚社会财富至少数人手中，并不断制造社会就业萎缩。这不仅对中产阶层不公平，对它们自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拉尼尔（Jaron Lanier）以内部人的眼光所撰写的《谁拥有未来》再次唤起对互联网经济体的检讨之声。
《经济学人》（7月）的报道显示，2016年欧美电子商务占零售比预计将超过11%，其中英国为14%，美国为13%。《商业周刊》（6月）的报告指出，美国2004~2012年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 F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技术投入没有带来令人信服的高回报，同时，它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
互联网产业演绎的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学？
明星体制和怪诞经济学
“为何毒品贩子要靠啃老过活？为何好莱坞演员大多数是漂泊一族？……” 莱维特和达博纳（Steven Levitt Stephen J.Dubner）怀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调查并撰写了《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
他们发现，黑帮与好莱坞光鲜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规律：这些产业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顶层成功案例。其下充满了无数的失败和艰辛。因为人人都梦想并以为可以成为塔尖上的人物，同时，市场鼓吹成功的平等机会，以至于参与经济游戏的大多数人愿意用“暂时”的观点看待过程中的艰辛，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这就是怪诞经济学所指的“明星体制”，一种赢者通吃，人人以为能赢的经济游戏。
互联网经济也属于怪诞经济学中的明星体制。业内流传的“三一规律”不甚科学，但很直白：1%的创意获得风投的青睐；1%的创业赢得天使投资；1%的投资成长为有希望上市的产业新秀。其余的也许只能在“网络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个新入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youtube或者是能被“脸书”收购的instagram。成功企业囊括所有的利益，失败企业的过程成本却输出至社会，由社会消化承担。
网络的负外在性
与处在实体产业的柯达相比，instagram这样的企业大大减少了社会就业机会。这只是它们所带来的负效应之一。
破产之前，柯达有280亿美元市值，雇佣了14万名员工。被脸书10亿美元收购之时，instagram只有13名员工。理论上说，失业的人可以经过培训再就业，社会资源因此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实际情况是，网络技术的电子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下岗“过期”的劳动力大脑的生物更新能力。网络技术更新带来社会劳动力结构、能力和需求的巨大变化。其过程中的消化成本（负外在性）完全由社会承担。长远看，它也是网络企业自身无法持续的经济模式：分流到低级工作岗位的人群消费能力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减少广告需求；网络企业丧失长期收入来源。
目前，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不需要为巨量失败的企业所造成的“负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负责。它们的个体成本远远低于连带的社会成本。只要负外在性没有办法合适地反映在个体企业的成本中，它就造成“市场的失败”，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干预。这是根据“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逻辑推断。
决策学者西蒙（Herbert Simon）说，决策首先是伦理价值判断，然后才是事实比较评估。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柔性绑架
只有一个人拥有手机？那没用。两个人有手机，网络的通讯价值便显现出来了。三个人有，网络的价值更是几何级数上升。这就是梅特卡夫的网络正效应原则（Metcalf’s law）。它也解释了亚马逊网这样的企业价值来源的一半。另一半是现代金融体制以“未来收益”的可能性估算网络企业的价值，并以公共融资的形式兑现。所以，19年来，亚马逊网没有真正盈利，但却有极高的市值。
亚马逊网、谷歌、脸书这类企业的价值不是光靠企业家和员工就能创造的。它们实际来源于每个使用者的参与。网络的价值是共同创造的，特别包括你我这样的使用者。我们的每个点击，网企都拿去向广告客户换钱了。我们网上搜索的一举一动，都被悄悄地收录进“大数据库”中，成为网络拥有者营销分析的金矿。但对参加价值生产的我们，只落得一个“糖果”奖赏：免费使用网络服务。规模化后的网络产生“地租”，它不对等地只属于网络拥有者。新技术的魅力往往掩盖了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的不公平。
这个不对等性在使用者打算离开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你的资料、历史和网上互动都无法带走。换言之，你过去的心力投入都被套牢了。一旦离去，便为沉底成本。如果你花大量心神开了家网店，那就更惨了。实体店你可以转卖，收获投资，虚拟店既不能打包带走，也无法自由买卖。这就是网络负效应。在《谁拥有未来》中，拉尼尔也称之为“柔性绑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类似的行为造成“劳动的异化”，即自己的活动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网络负效应反映出消费者/使用者参与网络价值生产过程的异化。
社会在先，经济在后
互联网带来的远不止技术问题。每个技术许诺背后都有一张人文面孔，或哭、或笑。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企业许诺的技术乌托邦里，人文文化越来越“浅薄”（详见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有了免费的网上教程却没有了未来做教育工作者的机会；有了低价的图像，摄影师却少了经济尊严；有了能读脑电图的技师，却没有人愿意钻研机器背后的医术；有了《赫芬顿邮报》这样的免费观点，却失去了《纽约时报》的深度分析。如何平衡社会冲击与经济效率？它呼唤新的社会意识和制度规范。
即便是强大的谷歌，它也受限于背后的一套函数方程式。无论形式多么花俏，如果由伺服器中的函数来主导人类生活，从排行榜推荐看什么电影到听什么音乐，那么文明只会越走越窄，直至坍塌，因为选择越来越同质化，选择自由度越来越小，就像从韩国整容回来的脸，以为出自一张脸模。若如此，谁能为退化的人文社会埋单？《黑客帝国》既是娱乐电影，也告示技术统治一切的风险。
让技术为人服务，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它的社会与经济的二重性。像谷歌、亚马逊、阿里、腾讯这样的网络企业，在他们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生活和制度一部分的过程中，他们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也越来越强。如果企业不能对应地调整自己的市场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就有当仁不让的规范责任。从不久前淘宝拒绝微信的事件中，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检讨互联网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冰岛大学的环形大道边（Hringbraut） 竖着一块牌子：“因为地表水系的自然变化，我们不得不改建道路。除了我们之外，附近的鸟类和其他动物也需要借道接近自然水资源”。冰岛人明白，交通方便不应该是唯一的价值指标，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共存的环境，人可能只有生活，却没有生命。我们需要互联网技术，也热爱滋养人文价值的其他商业载体。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鲍勇剑
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互联网经济早已经不是20世纪末那个踯躅蹒跚的新兴产业，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且自我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生态。不过，任何许诺新解决方案的技术也都暗藏新问题的风险，现在，是到了对互联网经济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检讨的时候了。
亚马逊网现象
8月2日，哈珀特（Simon Houpt）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亚马逊（）的丑恶真相”让大众看到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对社会的结构性负面影响：它基本销毁了书店这个社会文化的有形载体；它让长期耕耘人文产品的编辑和出版人贫困化、边缘化；现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领域，社区零售企业纷纷倒闭，地方商业繁荣不再。
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样，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所到之处，吸尽环境养分，只留下单一物种。
人们开始发问：多彩多姿的生活与便宜方便的网购，如果只有一个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体验，哪一个的疯狂发展必须被节制？随着实体经济消失的还有哪些不应该以任何价格让渡的人文价值？
“像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体，以人造垄断的方式积聚社会财富至少数人手中，并不断制造社会就业萎缩。这不仅对中产阶层不公平，对它们自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拉尼尔（Jaron Lanier）以内部人的眼光所撰写的《谁拥有未来》再次唤起对互联网经济体的检讨之声。
《经济学人》（7月）的报道显示，2016年欧美电子商务占零售比预计将超过11%，其中英国为14%，美国为13%。《商业周刊》（6月）的报告指出，美国2004~2012年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 F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技术投入没有带来令人信服的高回报，同时，它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
互联网产业演绎的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学？
明星体制和怪诞经济学
“为何毒品贩子要靠啃老过活？为何好莱坞演员大多数是漂泊一族？……” 莱维特和达博纳（Steven Levitt Stephen J.Dubner）怀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调查并撰写了《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
他们发现，黑帮与好莱坞光鲜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规律：这些产业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顶层成功案例。其下充满了无数的失败和艰辛。因为人人都梦想并以为可以成为塔尖上的人物，同时，市场鼓吹成功的平等机会，以至于参与经济游戏的大多数人愿意用“暂时”的观点看待过程中的艰辛，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这就是怪诞经济学所指的“明星体制”，一种赢者通吃，人人以为能赢的经济游戏。
互联网经济也属于怪诞经济学中的明星体制。业内流传的“三一规律”不甚科学，但很直白：1%的创意获得风投的青睐；1%的创业赢得天使投资；1%的投资成长为有希望上市的产业新秀。其余的也许只能在“网络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个新入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youtube或者是能被“脸书”收购的instagram。成功企业囊括所有的利益，失败企业的过程成本却输出至社会，由社会消化承担。
网络的负外在性
与处在实体产业的柯达相比，instagram这样的企业大大减少了社会就业机会。这只是它们所带来的负效应之一。
破产之前，柯达有280亿美元市值，雇佣了14万名员工。被脸书10亿美元收购之时，instagram只有13名员工。理论上说，失业的人可以经过培训再就业，社会资源因此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实际情况是，网络技术的电子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下岗“过期”的劳动力大脑的生物更新能力。网络技术更新带来社会劳动力结构、能力和需求的巨大变化。其过程中的消化成本（负外在性）完全由社会承担。长远看，它也是网络企业自身无法持续的经济模式：分流到低级工作岗位的人群消费能力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减少广告需求；网络企业丧失长期收入来源。
目前，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不需要为巨量失败的企业所造成的“负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负责。它们的个体成本远远低于连带的社会成本。只要负外在性没有办法合适地反映在个体企业的成本中，它就造成“市场的失败”，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干预。这是根据“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逻辑推断。
决策学者西蒙（Herbert Simon）说，决策首先是伦理价值判断，然后才是事实比较评估。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柔性绑架
只有一个人拥有手机？那没用。两个人有手机，网络的通讯价值便显现出来了。三个人有，网络的价值更是几何级数上升。这就是梅特卡夫的网络正效应原则（Metcalf’s law）。它也解释了亚马逊网这样的企业价值来源的一半。另一半是现代金融体制以“未来收益”的可能性估算网络企业的价值，并以公共融资的形式兑现。所以，19年来，亚马逊网没有真正盈利，但却有极高的市值。
亚马逊网、谷歌、脸书这类企业的价值不是光靠企业家和员工就能创造的。它们实际来源于每个使用者的参与。网络的价值是共同创造的，特别包括你我这样的使用者。我们的每个点击，网企都拿去向广告客户换钱了。我们网上搜索的一举一动，都被悄悄地收录进“大数据库”中，成为网络拥有者营销分析的金矿。但对参加价值生产的我们，只落得一个“糖果”奖赏：免费使用网络服务。规模化后的网络产生“地租”，它不对等地只属于网络拥有者。新技术的魅力往往掩盖了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的不公平。
这个不对等性在使用者打算离开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你的资料、历史和网上互动都无法带走。换言之，你过去的心力投入都被套牢了。一旦离去，便为沉底成本。如果你花大量心神开了家网店，那就更惨了。实体店你可以转卖，收获投资，虚拟店既不能打包带走，也无法自由买卖。这就是网络负效应。在《谁拥有未来》中，拉尼尔也称之为“柔性绑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类似的行为造成“劳动的异化”，即自己的活动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网络负效应反映出消费者/使用者参与网络价值生产过程的异化。
社会在先，经济在后
互联网带来的远不止技术问题。每个技术许诺背后都有一张人文面孔，或哭、或笑。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企业许诺的技术乌托邦里，人文文化越来越“浅薄”（详见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有了免费的网上教程却没有了未来做教育工作者的机会；有了低价的图像，摄影师却少了经济尊严；有了能读脑电图的技师，却没有人愿意钻研机器背后的医术；有了《赫芬顿邮报》这样的免费观点，却失去了《纽约时报》的深度分析。如何平衡社会冲击与经济效率？它呼唤新的社会意识和制度规范。
即便是强大的谷歌，它也受限于背后的一套函数方程式。无论形式多么花俏，如果由伺服器中的函数来主导人类生活，从排行榜推荐看什么电影到听什么音乐，那么文明只会越走越窄，直至坍塌，因为选择越来越同质化，选择自由度越来越小，就像从韩国整容回来的脸，以为出自一张脸模。若如此，谁能为退化的人文社会埋单？《黑客帝国》既是娱乐电影，也告示技术统治一切的风险。
让技术为人服务，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它的社会与经济的二重性。像谷歌、亚马逊、阿里、腾讯这样的网络企业，在他们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生活和制度一部分的过程中，他们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也越来越强。如果企业不能对应地调整自己的市场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就有当仁不让的规范责任。从不久前淘宝拒绝微信的事件中，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检讨互联网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冰岛大学的环形大道边（Hringbraut） 竖着一块牌子：“因为地表水系的自然变化，我们不得不改建道路。除了我们之外，附近的鸟类和其他动物也需要借道接近自然水资源”。冰岛人明白，交通方便不应该是唯一的价值指标，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共存的环境，人可能只有生活，却没有生命。我们需要互联网技术，也热爱滋养人文价值的其他商业载体。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鲍勇剑
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互联网经济早已经不是20世纪末那个踯躅蹒跚的新兴产业，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且自我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生态。不过，任何许诺新解决方案的技术也都暗藏新问题的风险，现在，是到了对互联网经济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检讨的时候了。
亚马逊网现象
8月2日，哈珀特（Simon Houpt）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亚马逊（）的丑恶真相”让大众看到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对社会的结构性负面影响：它基本销毁了书店这个社会文化的有形载体；它让长期耕耘人文产品的编辑和出版人贫困化、边缘化；现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领域，社区零售企业纷纷倒闭，地方商业繁荣不再。
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样，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所到之处，吸尽环境养分，只留下单一物种。
人们开始发问：多彩多姿的生活与便宜方便的网购，如果只有一个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体验，哪一个的疯狂发展必须被节制？随着实体经济消失的还有哪些不应该以任何价格让渡的人文价值？
“像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体，以人造垄断的方式积聚社会财富至少数人手中，并不断制造社会就业萎缩。这不仅对中产阶层不公平，对它们自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拉尼尔（Jaron Lanier）以内部人的眼光所撰写的《谁拥有未来》再次唤起对互联网经济体的检讨之声。
《经济学人》（7月）的报道显示，2016年欧美电子商务占零售比预计将超过11%，其中英国为14%，美国为13%。《商业周刊》（6月）的报告指出，美国2004~2012年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 F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技术投入没有带来令人信服的高回报，同时，它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
互联网产业演绎的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学？
明星体制和怪诞经济学
“为何毒品贩子要靠啃老过活？为何好莱坞演员大多数是漂泊一族？……” 莱维特和达博纳（Steven Levitt Stephen J.Dubner）怀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调查并撰写了《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
他们发现，黑帮与好莱坞光鲜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规律：这些产业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顶层成功案例。其下充满了无数的失败和艰辛。因为人人都梦想并以为可以成为塔尖上的人物，同时，市场鼓吹成功的平等机会，以至于参与经济游戏的大多数人愿意用“暂时”的观点看待过程中的艰辛，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这就是怪诞经济学所指的“明星体制”，一种赢者通吃，人人以为能赢的经济游戏。
互联网经济也属于怪诞经济学中的明星体制。业内流传的“三一规律”不甚科学，但很直白：1%的创意获得风投的青睐；1%的创业赢得天使投资；1%的投资成长为有希望上市的产业新秀。其余的也许只能在“网络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个新入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youtube或者是能被“脸书”收购的instagram。成功企业囊括所有的利益，失败企业的过程成本却输出至社会，由社会消化承担。
网络的负外在性
与处在实体产业的柯达相比，instagram这样的企业大大减少了社会就业机会。这只是它们所带来的负效应之一。
破产之前，柯达有280亿美元市值，雇佣了14万名员工。被脸书10亿美元收购之时，instagram只有13名员工。理论上说，失业的人可以经过培训再就业，社会资源因此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实际情况是，网络技术的电子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下岗“过期”的劳动力大脑的生物更新能力。网络技术更新带来社会劳动力结构、能力和需求的巨大变化。其过程中的消化成本（负外在性）完全由社会承担。长远看，它也是网络企业自身无法持续的经济模式：分流到低级工作岗位的人群消费能力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减少广告需求；网络企业丧失长期收入来源。
目前，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不需要为巨量失败的企业所造成的“负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负责。它们的个体成本远远低于连带的社会成本。只要负外在性没有办法合适地反映在个体企业的成本中，它就造成“市场的失败”，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干预。这是根据“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逻辑推断。
决策学者西蒙（Herbert Simon）说，决策首先是伦理价值判断，然后才是事实比较评估。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柔性绑架
只有一个人拥有手机？那没用。两个人有手机，网络的通讯价值便显现出来了。三个人有，网络的价值更是几何级数上升。这就是梅特卡夫的网络正效应原则（Metcalf’s law）。它也解释了亚马逊网这样的企业价值来源的一半。另一半是现代金融体制以“未来收益”的可能性估算网络企业的价值，并以公共融资的形式兑现。所以，19年来，亚马逊网没有真正盈利，但却有极高的市值。
亚马逊网、谷歌、脸书这类企业的价值不是光靠企业家和员工就能创造的。它们实际来源于每个使用者的参与。网络的价值是共同创造的，特别包括你我这样的使用者。我们的每个点击，网企都拿去向广告客户换钱了。我们网上搜索的一举一动，都被悄悄地收录进“大数据库”中，成为网络拥有者营销分析的金矿。但对参加价值生产的我们，只落得一个“糖果”奖赏：免费使用网络服务。规模化后的网络产生“地租”，它不对等地只属于网络拥有者。新技术的魅力往往掩盖了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的不公平。
这个不对等性在使用者打算离开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你的资料、历史和网上互动都无法带走。换言之，你过去的心力投入都被套牢了。一旦离去，便为沉底成本。如果你花大量心神开了家网店，那就更惨了。实体店你可以转卖，收获投资，虚拟店既不能打包带走，也无法自由买卖。这就是网络负效应。在《谁拥有未来》中，拉尼尔也称之为“柔性绑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类似的行为造成“劳动的异化”，即自己的活动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网络负效应反映出消费者/使用者参与网络价值生产过程的异化。
社会在先，经济在后
互联网带来的远不止技术问题。每个技术许诺背后都有一张人文面孔，或哭、或笑。令人担忧的是，在互联网企业许诺的技术乌托邦里，人文文化越来越“浅薄”（详见Nicholas Carr的“The Shallows”）；有了免费的网上教程却没有了未来做教育工作者的机会；有了低价的图像，摄影师却少了经济尊严；有了能读脑电图的技师，却没有人愿意钻研机器背后的医术；有了《赫芬顿邮报》这样的免费观点，却失去了《纽约时报》的深度分析。如何平衡社会冲击与经济效率？它呼唤新的社会意识和制度规范。
即便是强大的谷歌，它也受限于背后的一套函数方程式。无论形式多么花俏，如果由伺服器中的函数来主导人类生活，从排行榜推荐看什么电影到听什么音乐，那么文明只会越走越窄，直至坍塌，因为选择越来越同质化，选择自由度越来越小，就像从韩国整容回来的脸，以为出自一张脸模。若如此，谁能为退化的人文社会埋单？《黑客帝国》既是娱乐电影，也告示技术统治一切的风险。
让技术为人服务，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它的社会与经济的二重性。像谷歌、亚马逊、阿里、腾讯这样的网络企业，在他们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生活和制度一部分的过程中，他们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也越来越强。如果企业不能对应地调整自己的市场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就有当仁不让的规范责任。从不久前淘宝拒绝微信的事件中，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检讨互联网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冰岛大学的环形大道边（Hringbraut） 竖着一块牌子：“因为地表水系的自然变化，我们不得不改建道路。除了我们之外，附近的鸟类和其他动物也需要借道接近自然水资源”。冰岛人明白，交通方便不应该是唯一的价值指标，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共存的环境，人可能只有生活，却没有生命。我们需要互联网技术，也热爱滋养人文价值的其他商业载体。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鲍勇剑
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速度和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值得询问的伦理判断题是：谁的效率？谁的成本？谁拿走了效率的红利？谁承担了社会成本的包袱？
互联网经济早已经不是20世纪末那个踯躅蹒跚的新兴产业，它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且自我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生态。不过，任何许诺新解决方案的技术也都暗藏新问题的风险，现在，是到了对互联网经济的另外一面做全面检讨的时候了。
亚马逊网现象
8月2日，哈珀特（Simon Houpt）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的一篇“亚马逊（）的丑恶真相”让大众看到它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对社会的结构性负面影响：它基本销毁了书店这个社会文化的有形载体；它让长期耕耘人文产品的编辑和出版人贫困化、边缘化；现在，凡是它涉及的新领域，社区零售企业纷纷倒闭，地方商业繁荣不再。
像耐寒、耐旱的加拿大爬地草一样，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所到之处，吸尽环境养分，只留下单一物种。
人们开始发问：多彩多姿的生活与便宜方便的网购，如果只有一个选择，哪一个更值得体验，哪一个的疯狂发展必须被节制？随着实体经济消失的还有哪些不应该以任何价格让渡的人文价值？
“像亚马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经济体，以人造垄断的方式积聚社会财富至少数人手中，并不断制造社会就业萎缩。这不仅对中产阶层不公平，对它们自身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拉尼尔（Jaron Lanier）以内部人的眼光所撰写的《谁拥有未来》再次唤起对互联网经济体的检讨之声。
《经济学人》（7月）的报道显示，2016年欧美电子商务占零售比预计将超过11%，其中英国为14%，美国为13%。《商业周刊》（6月）的报告指出，美国2004~2012年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回到了1972~1996年的水平，只有1.33%。佛曼（Chris F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文章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技术投入没有带来令人信服的高回报，同时，它也没有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
互联网产业演绎的到底是怎样的经济学？
明星体制和怪诞经济学
“为何毒品贩子要靠啃老过活？为何好莱坞演员大多数是漂泊一族？……” 莱维特和达博纳（Steven Levitt Stephen J.Dubner）怀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调查并撰写了《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
他们发现，黑帮与好莱坞光鲜生活下面存在共同规律：这些产业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顶层成功案例。其下充满了无数的失败和艰辛。因为人人都梦想并以为可以成为塔尖上的人物，同时，市场鼓吹成功的平等机会，以至于参与经济游戏的大多数人愿意用“暂时”的观点看待过程中的艰辛，为想象中的未来承受不断累积的过程成本。这就是怪诞经济学所指的“明星体制”，一种赢者通吃，人人以为能赢的经济游戏。
互联网经济也属于怪诞经济学中的明星体制。业内流传的“三一规律”不甚科学，但很直白：1%的创意获得风投的青睐；1%的创业赢得天使投资；1%的投资成长为有希望上市的产业新秀。其余的也许只能在“网络墓地”（techcruch/deadpool）博客中找得到。但每个新入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youtube或者是能被“脸书”收购的instagram。成功企业囊括所有的利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