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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2010.09.16 南方周末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结合，是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它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形成不公正的社会秩序。重建社会或是走出困境的惟一路径。
市场化改革30年，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治理结构。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在改革过程中，市场已在逐步从总体性体制中分离，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缓慢生长，一种更现代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
但最近，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清晰可见：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包括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强化权力；有些地方，以行政权力管制正当的舆论监督。背后的逻辑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
这种系统强化权力的努力由何而来？有人将其看作是“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人认为是向旧体制复归。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根本原因，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市场经济、全球化与科技的发展等，使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更复杂、更具风险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以协调各方关系，提供生活秩序。问题在于选择何种方式回应挑战。现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对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
重建总体性权力不是出路
以史为鉴是明智之举。
政治学家邹谠认为，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总体性危机”，即政治体制解体与社会解组相伴随的全面危机。历经沧桑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解决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这也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或许可将这种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模式称为“总体性社会”。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中，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政治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它固然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但也造成了一系列弊端：国家动员能力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原子化的民众，其间缺少缓冲地带；不仅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都被挤压得十分狭小；等级身份制盛行，结构僵硬；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而至其极。于是，这种体制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
回过头看，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发生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
企图用独大的权力包揽一切，已经被中国的实践证明行不通。
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我们前30年的实践，证明了由权力包打天下行不通。又用了30年，明白了市场也不能包揽一切。在权力和市场之外，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
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权力的扩张不仅来自权力本身，更得到了来自财政实力与市场机制的双重支撑。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 20.4％、25.7％、20％、21.9％、31.4％、19％。财政实力成为强化权力的重要因素。同时，通过对市场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奖励服从，惩罚不服从，权力机制更加膨胀。
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制约，资本也会成为一种有恃无恐的力量。近些年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结合，是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它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形成不公正的社会秩序。重建社会或是走出困境的惟一路径。
既需公民社会，也要能动社会
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但又与前两者紧密相关的一个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相对于市场的“能动社会”构成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面向。
各种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慈善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元素。在这个公共领域中，社会本着自我组织、自我规制的原则，在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自主运转，并与国家权力相制衡。简言之，由具有独立自由权利的公民组成的群体和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波兰尼提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来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市场原则不断扩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不断地被商品化，市场原则全面渗透人类社会生活，从而制造出一个“市场社会”。
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训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
能动社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惟一的组织原则。
公民社会以民主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国家吞没社会；能动社会以民生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市场吞没社会的“市场专制主义”。当前的社会建设，必须是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双重建设。
“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不均衡
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都强调社会本身独立于国家、市场并与之形成制衡的相对自主性。自主性的载体，是各种非官办非营利、志愿性、自治性的中间组织。当前中国社会的发育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首先，民间组织数量虽然有了较大增加，但依然缺乏真正的自主性和自治性。有研究者用“GONGO”这样一个充满悖论的术语来称呼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其次，很多社会组织有名无实，并未承担起制约权力、驾驭资本的功能，工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无论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还是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城市中产阶层，其社会自组织的机制都远没有建立起来。在应对重大社会危机时涌现出来的社会自组织的力量，由于没有常规化的制度安排，往往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成长发育的持续动力。
社会不仅发育不良，各个部分的发育程度也很不均衡。
尤需强调的是，近年来的社会建设实践，有些是以压制或打击社会自主性的方式去建设社会。政府设立了许多负责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在一些社会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结果是：社会反而越建越小。
应当重申，社会建设应是一个“自组织”而非“他组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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