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神性化去蔽——以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doc

历史人物神性化去蔽——以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
《将军的头》和《石秀》为例

摘要：《将军的头》和《石秀》是三十年代海派著名作家施蛰存的代表性历史题材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正是对弗洛伊德人格分析理论的施蛰存式书写，为此，本文将在弗洛伊德“自我、本我、超我”这一人格分析理论的统摄下，细致研析文本，从而挖掘出施蛰存对以花将军、石秀所代表的历史人物进行神性化去蔽的初衷，实现其还原生命和欲望以真实存在的理想。

关键词：《将军的头》；《石秀》；自我；本我；超我

       历史题材小说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一支，其所表现的内容往往与社会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尤其在三十年代的宏大叙事中，历史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这次历史小说浪潮中，不论是茅盾的现实主义历史书写还是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抒情写作，其基本特征都在于以史论今，以历史成为现实的折射，通过历史记录正在进行的现实。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则另辟蹊径，展现出了别样的风致。
施蛰存作为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代表，其历史题材的小说《将军的头》和《石秀》，是将人物置身于历史的布景之中，展示在社会和历史规约下，人性欲望的被压抑，这在冥冥之中与弗洛伊德“自我、本我、超我”的人格分析理论有某种对话性，它是通过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自我、本我、超我的隐性表达彰显出人物的现代性心理，但同时施蛰存也摒弃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弊端，在施蛰存的历史题材小说中将人物神性化去蔽，表现出他们对欲望的渴望以及自我、本我与超我之间所构成的巨大心理张力，这也正是施蛰存式书写的独特所在。
    《将军的头》这篇小说中施蛰存对将军进行了三重人格的塑造：汉族将军、吐蕃族人、男人，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与其相对应的是“超我、自我和本我”，“超我”的将军身份使他在社会规约的束缚下表现出的是超越性，这是以压抑自己对于异族姑娘的欲望为代价的，而“本我”的吐蕃族人身份使他在面对异族与本族之间时变得犹豫不定：“而自己何以竟会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呢？我不是吐蕃人吗？上头节度使究竟知道我原来是吐蕃国人吗？他为什么派遣我去征讨吐蕃呢？如果晓得我是吐蕃人的话，那么，他们不是故意派遣我去，要我自己去杀我的乡人吗？假如真的是这样，我又当怎样呢？再说，不管上头派遣我去有没有什么故意的理由，现在我这样地去，是不是真的应该替大唐尽忠而努力杀退祖国的乡人呢？……不啊，不啊，这岂是一个吐蕃族的武士所肯做的事情呢。然则，如果不奉命呢，也未免有亏了自己的职守……”
    小说中“本我”的将军是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出现并理所当然的以男性的欲望为追求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欲望，“将军”这一社会身份已经让位给“人”的身份。“将军心中倒对于这个武士的战死，引为幸运了。这时的花惊定将军完全是自私的，他忘记了从前的武勇的名誉，忘记了自己的纪律，甚至忘记了现在是正在战争。”小说中当他以“超我”的社会身份“将军”出现时，他获得的是人们的尊敬 ，而压抑的是作为男性的欲望本身，在“超我”层面上展开的是人的社会身份与本能欲望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自我”层面吐蕃族人的身份并没有明显出现，而只是作为他内心矛盾的纠结点，这表明了作为“自我”常常会在“超我”与“本我”之间挣扎，进而消解自我的存在。而“本我”的花惊定也只有在头颅被砍下之后以不死的身躯来到心爱的姑娘身边时才表现出他的“本我”欲望，这在实质上传达了作者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规约下“本我”的欲望与现实存在的不可协调。
    小说中对主人公花惊定在“自我、本我、超我”这三种状态下，充满荒诞意味的超现实主义描写，是对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施蛰存式书写，作者通过他的文本，向读者阐解的是作为欲望本身的强大力量，即：将军没有因为失去首级而死，却因支撑他生命的性欲本能的消失而死亡。施蛰存在小说中消解了将军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性与超越性，还原了将军作为人的本能欲望的身份，将英雄去蔽后展现出来的是真实的生命本身的形象。
    与小说《将军的头》有所区别，施蛰存另一篇小说《石秀》，是将历史人物神性化去蔽后还原人性欲望本身，从而将英雄世俗化，表现了施蛰存对历史人物的现代性解读。这篇小说取材于《水浒传》第四十四回至四十六回有关石秀的故事，原著中的石秀是一位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施蛰存在创作这篇小说时，摒弃了传统小说关注人物间外部的情节冲突，而将审美视角转向石秀的内在心理。
    “嫉妒戴着正义的面具在石秀的失望了的热情的心中起着作用。在梦里，石秀会得对潘巧云说着‘要不是有着杨雄哥哥，我是早已娶了你了’这样的话。”正是通过梦境表现了石秀被湮没起来的潜意识，进而也揭示了他压抑在“超我”之下“本我”的真实心境。“石秀终于默认着自己是爱恋着这个美艳的女人潘巧云的。不过以前是抱着‘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的思想，而现在的石秀却猛烈地升起了‘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这种奇妙的思想了。”小说将石秀杀潘巧云的动机归于石秀“本我”的欲望在得不到满足之后的报复与“超我”的展示（石秀将杀潘巧云的动机归于自己对哥哥杨雄的忠义与对礼教的信守）。暗示了“本我”得不到实现后转为对“超我”的追求，而石秀杀潘巧云本身带有一种对世俗的嘲讽，在世俗（杨雄）眼中，石秀的行为是忠义的，而这种“忠义”却是“本我”失败后的退而求其次。作者在这里表达了对世俗所认定的“超我”的讽刺，同时也揭示出石秀的“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按照“本我”的快乐原则和潘巧云在一起将有违对哥哥杨雄的忠义，而按照“超我”的原则将违背自己的欲望，所以在杀死潘巧云之后，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看过了这样的悲剧，或者，在石秀是可以说是喜剧的，石秀好像做了什么过份疲劳的事，四肢都非凡地酸痛了。一回头，看见杨雄正在将手中的刀丢在草丛中，对着这份残了的妻子的肢体呆立着。石秀好像曾经欺骗杨雄做了什么上当的事情似的，心里转觉得很歉仄了。好久好久，在这荒凉的山顶上，石秀茫然地和杨雄对立着。”而同时，看见了那边古树上已经有许多饥饿了的乌鸦在啄食潘巧云的心脏，心中又不禁想道：“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通过石秀对“乌鸦啄食潘巧云的心脏产生美味的想法”，可以看出“潜意识”里他对潘巧云的欲望并没有因为杀死她而消失，这种欲望仍刺激着他并使他产生了血腥和变态的想法。
    《石秀》这篇小说中展示了处于心灵底层的“本我”的动物性冲动，石秀杀潘巧云进而所获得的“快感”就是在这种毫无理性、混乱的“快乐原则”下所做出的，而处于上层的“超我”即杨雄眼中的那个为兄弟之义而杀人的石秀是社会道德对石秀的评价，石秀之前对潘巧云矛盾的心理有很大一部分也源自这种“超我”的规约——“兄弟妻不可欺”，它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行事。本我、自我、超我正是在相互斗争中矛盾着，特别是“超我”和“本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对抗状态，作者将石秀这种在矛盾中人性的复杂和欲望的隐蔽彻底的展示出来，从而将历史人物去蔽，把神性还原为人性。
    通过对小说《将军的头》和《石秀》所进行的细致性文本研习，不难发现，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正是对弗洛伊德人格分析理论的“施蛰存式书写”，即：通过对历史人物在“自我、本我、超我”三种人格的矛盾统摄下的展示，实现其神性化去蔽的初衷，揭示出被社会规范约束下不易被人察觉的原始欲望，从而还原对人性和生命欲望本身的书写，对花将军、石秀所代表的历史人物进行神性化去蔽，同样是对传统社会所认定的“英雄”这一身份本身的挑衅与示威。拨开历史与道德规约下的帷幕，施蛰存通过它的历史小说企图构建的是一种新的人格观，他含蓄而略带预见性的书写了隐蔽于其间的隐性欲望，将神性化的历史人物去蔽后得以赤裸裸的还原，展示了生命的复杂性与真实性，从人格欲望的角度重新阐释历史人物的真实人性。因此在三十年代的历史书写中，施蛰存的小说才能独辟蹊径，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小说类型，将历史置于多解的质疑下，剥去历史的神秘性与权威性，用弗洛伊德人格分析理论解剖神性化的英雄人物，复活一个个挣扎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伪英雄”，发掘隐藏于社会道德规约下的隐蔽欲望，透视其在欲望与文明之间的困顿人格。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学对每个现代而言都是当代的（伽达默尔语），施蛰存用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对历史人物做了全新的阐释，用人性本真的欲望将历史赋予英雄人物的光环摘除，将神性化的历史人物进行去蔽，将英雄请下历史神坛，而还原其作为一个人的原始欲望，并将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合法化，进而实现对历史的颠覆与重写，构建一种属于真实人性的历史观。无论是勇敢无畏的将军还是被历史合法化的“忠义英雄”石秀，在面对欲望冲击的挑战时，他们遵从的是人性本真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本身是无法获得社会合法化承认的，在来自欲望与道德的双重冲击下，人性呈现多维层次，其中既有本我的快乐原则来安抚欲望的冲动，也有隐藏在冰山一角的自我所作出的矛盾选择，还有被社会规约的超我道德原则所造成的双性人格的“伪道德”。施蛰存正是通过对“伪道德”的历史的揭示，达到对历史的嘲讽与解构。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出施蛰存所追求的绝不是历史的真实，其创作意图不在于探究历史真相，而是通过对历史的解构达到对人性真实的表达，所以历史在施蛰存手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是通过历史题材、历史人物身上隐蔽的欲望书写，来实现对人物内心真实欲望的挖掘，因此，施蛰存所开创的历史题材具有了不同以往历史小说的内在心理模式，从而实现了施蛰存式的历史写作，这是施蛰存参与三十年代历史书写的创新之处也是其历史题材小说的价值与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