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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
丁骋骋

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不可离却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一个源头活水。一国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物质条件（技术制度）和人文因素（经济伦理）都具备时，才能获得发展。我们从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就可以得到较好的例证。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最早产生”的所谓“韦伯命题”，就有力地说明：经济伦理作为社会经济行为道德判断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对资本主义产生有着巨大作用。东方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其它古老民族如中国，则由于缺乏符合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精神气质”，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制造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实一直到现在，当我们已跨越“卡夫丁峡谷”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这种以思想意识与文化习俗等形式存在的儒家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仍然起到很大的制约，形成一个关于现代化的悖论。这种悖论不仅仅是人们由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我中心论等所形成的“道德困惑”，而更严重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纵深发展，甚至走向现代化的反面。作者将这种“非现代性”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重义轻利的特殊义利观
儒释道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三架马车，儒家则是其中的主干部分。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对中国经济生活有着重要影响。首先是孔子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安贪乐道”（《论语》）等对物质利益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在此之后孔孟的追随者对之进一步发扬并作了扭曲。董仲舒“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将利解释为维持生计的低水平物质需要。又言“夫仁人者，正其谊也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否定了在合乎义的原则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而在此之后的宋明理学更是将义与利完全隔离和对立起来，公开打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号。“天理存则人欲灭，人欲胜则天理灭”，“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熹《朱子语类》）。“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程颢《二程集》）。宋明理学在义利观上全盘否定孔子都认为合理的“人之所欲”，主张“义利对立”、“去利而存义”。中国传统士人对物质利益的轻视，抑制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而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样的土壤里获得最终的发展。
（二）创新与冒险精神的匮乏
创新与冒险精神是市场经济所需具备的基本伦理品质之一，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而在中国以传统农耕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缺乏这种品质，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封建时代的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性生产，周而复始的运作方式，使人们养成循规蹈矩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在价值观方面也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一种保守型性格。梁漱溟指出中国国民性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守旧，即“好古薄今，因袭苟安，极少进取冒险精神，安土重迁，一动不如一静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创新与冒险精神不占主流，只能我注六经，不能六经注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儒家这种崇古的价值观养成了国人苟安保守、知足常乐的性格，久而久之，使得中国人的创造力陷于衰弱。
不但如此，由于中国长期宗法社会孝文化所倡导的权威主义价值取向，培育了国人绝对服从、消灭自我的奴性人格。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对中国人的这种民族劣根性进行了深入刻划，阿Q一见了官或比他身份高的人骨头就软了，腿就下跪了；而对弱者，对他自认为低的人就忍不住去欺侮一下。孝文化培育不出独立自尊的人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权威等构成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最大障碍。
（三）非宗教的道德软约束
中国文化的幸运之处在于儒学没有宗教化，因而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异端之争，对外来文化总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而儒学的悲哀之处也恰恰在于此。一方面，中国人的传统人格在权威主义的统慑下充满奴性与顺从，另一方面，在道德约束方面，又缺乏类似西方宗教社会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的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因而时不时总会冒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类的叛逆性格的火种。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人传统伦理规范中充斥着佛、道的道德说教，并成为性格中的一部分，也成为社会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但这种道德约束力是非常薄弱的，更何况这种以内圣外王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说教是以儒家士大夫阶层（君子）为主要对象，其道德标准要求很高，理性化的程度也不彻底。我们知道，外部约束力法律无疑最强，宗教其次，道德最弱。中国儒家学说始终停留在作为社会伦理规范的道德层面，其约束力始终没有像基督教对西方民族影响那么强烈。
中国人尽的义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对那些通过现存的秩序与之接近的具体的活人或死人的虔敬，从来不是对某位超凡的神的虔敬，因而也不是对某项神圣的‘事业’或‘理想’的虔敬”（韦伯：《儒教与道教》）。内心缺乏一个令其“敬畏”的东西，“道德失范”是极易发生的，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贪污腐败盛行、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等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如“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以及后来的不惜坐牢、杀头“包产到户”等等类似的别出心裁的创新，决非偶一为之的特有现象。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性格中缺乏一种理性的约束力量。
（四）人际信任关系的狭隘性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法社会。孝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处于“百善孝为先”的领导地位。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孝的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家庭伦理本位，具有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历来封建统治者一直提倡“以孝治天下”，统治者以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作比附而要求臣民“如子事父”般孝忠君王。推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孝也成为社会关系得以展开的伦理基础与实践起点。中国人习惯将各种社会关系与家庭伦理本位的各种关系作辟喻，如为官一方者往往有“父母官”与“子民”的对应关系；拜师学艺则又有“师父”与“弟子”对应关系，如此等等。如此，整个社会网络通过这样一种关系而“泛家庭化”。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社会，与自己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有着最信任的关系，血缘关系越远，信任感渐趋淡漠，如同石子投进水中荡起的圈圈波纹。人们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信任关系是一种狭隘的信任关系，如同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韦伯：《儒教与道教》）。一旦超越这种圈子，社会交往就受到限制，人们就很难建立以个人伦理品质为基础的普遍的信任关系。古人对诚信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显示出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方面，又说“言必信，行必果，悭悭小人哉”（《论语•为政》）。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
所以韦伯断言：“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已为所有观察者所证实，同清教诸教派中对信徒的诚实品质的信赖成为鲜明的对照，即使以宗教团体以外，也可以信赖清教徒的诚实。”“儒家君子只顾虑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 （韦伯：《儒教与道教》）。了解这一点，我们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信用关系几近崩溃、机构人事任人唯亲，法制观念淡薄等，也有了一个历史的答案。
（五）私有产权观念的普遍淡薄
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向来比较低，且这种自我意识更多地关注生命本质及其内在超越的形上层面，而很少关注作为生命本质物质载体的形下层面。个体意识低下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私有产权观念的淡薄。在中国历史上，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从来得到可靠的保护。像皇帝派人去抄大臣的家是常有的事；而在地方上，有势力的人侵占民宅、霸占民女也是司空见惯的。追溯中国人私有产权淡薄的原因极有意思，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1、私有产权观念的淡薄与中国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有关，过分地追求内在的精神追求，而相对忽视物质生活。中国人对物质财富的态度常常归之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2、绝对至上的权威主义传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皇帝在中国封建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操纵着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加上“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绝对服从的社会伦理信条，使得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变得非常淡漠。你连命都不是自己的，惶论个人私产？
3、直系家庭为本位的极端个人主义。宗法社会的伦理说教极端压制个性，片面崇尚义务的价值取向又导致了国人的权利意识淡漠。
（六）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只知道有家与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我认为中国人“社会”的观念是存在的，大致可以将“天下”与西文“Society”相对应。然而中国人向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把“天下”放在最末位，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中国人“社会”观念的淡薄，社会责任感的欠缺。举几个例子：中国人主动纳税的观念几乎是没有的，这与西方形成鲜明对照。此外，在中国农村，一个村庄如果是各个姓氏的人们杂居，那这些村落的形成极少有统一的规划，住宅建设、公共卫生及绿化总是各自为阵，缺乏相互协调与统筹。中国人这种“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狭隘心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极端孤立的家庭本位主义或特殊个人主义有关。
哈耶克将中国式的个人主义斥之为虚假的个人主义。宗法统治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自我封闭的小农家庭生产方式，使经济生活本身客观上不需要超越家庭活动之外的经济实体或社会团体的存在，所以中国历来几乎没有“社区自治”的传统，中国的农民阶级除了屈从于至高无上的中央王权及其权力系统，或制衡于血缘亲情的道德伦常关系外，通常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即屈从于中央王权的中国人在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上是大于社会或排斥非国家的社会势力的，因而在从属性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孤立的人格个性。”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除了通过人与人之间、君侯与仆臣之间、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父子、父兄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的个人关联造成的人间的忠孝义务以外，它不知道还有别的社会义务”（韦伯：《儒教与道教》）。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都是一些不利因素，本文也无意对中华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中国的传统经济伦理包含许多诸如勤俭节约、自强不息、以和为贵、宽容谦让等优秀品格，也正是这些优秀品格造就了东方社会的灿烂文明。以上几方面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批判只是一些关于非现代性因素的粗略总结。这些非现代性是导致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含有非现代性的因素，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应怀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照搬资本主义的制度，但不能或缺的是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