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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刚要

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
张杨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官修现代史的解释历来是，他们爱国心切，眼见蒋介石不抵抗，是以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因此，西安事变乃是爱国行动。蒋介石本不想抗日，是被这爱国行动逼迫得同意了。因此，不但我党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就连张杨也敬陪末座，捎带着成了民族英雄。
可惜近年随着史料披露，西安事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要知道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还得简单回溯一下时代背景。
一、从“以革命止瓜分”到“以抗日为倒蒋”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战略，便是“分而治之”，使得中国永远处于内乱之中，无法获得统一国家具有的起码国防能力，以便其从容蚕食鲸吞中国。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在辛亥前支持孙文等革命党人，在辛亥发生后反对南北议和，在护国战争爆发后支持南北分裂，为此特地安排梁启超秘密南下参加护国军政府，后来又支持唐绍仪出头搞南北朝，都是出自这一用心。如同英国历来的欧洲政策是支持欧洲大陆上的次强国家反对头号强国一般，日本的中国政策，就是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统一。一旦出现了某个强人一统天下的苗头，日本人就一定要扶植对立面，破坏这趋势。
可叹的是，主动配合这战略的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不绝如缕。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内战非但没有停止，反以更大规模爆发。中原大战的规模，令过去的军阀混战瞠乎其后。虽被蒋介石荡平，未几又出现宁粤分裂，南京和广州同时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同室操戈，等于鼓励强邻入侵，九一八事变于焉发生。迫于国民舆论压力，南京与广州之间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内战才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广州“国民政府”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在名义上合并，然而两广和福建的军阀仍与南京同床异梦，伺机造反。
此时日本已占领了东北全境，进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很明显，救亡图存的一线希望，全在于把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动员组织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倾全国之力御侮，结束胡适说的“中国只有省防没有国防”的可笑可悲局面。这就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这本是人类常识，凡有常智者都能理解。
历史的讽刺在于，蒋介石当年是立志推翻袁世凯的革命家，现在却又被历史推到了袁世凯的位置上，陷入老袁当年遭受内外夹击的困境。统一国家的努力必然要引起割据称雄的军阀们反抗。胡汉民为报蒋介石软禁他之仇，在获释后到处奔走，秘密串连勾结各地军阀，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倒蒋计划，甚至串连了华北与西南军阀，准备同时发难，南北夹击，搞垮南京政府。在西南开府计划破灭后，胡汉民又指望依靠孙殿英，联络阎锡山、杨虎城，开府西北。
最方便的倒蒋策略口号当然是“抗日”。1933年4月，蔡廷锴秘密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其目的据胡汉民说是“以抗日为倒蒋”《塘沽协定》签订后，萧佛成致电胡汉民，告诉他游说陈济棠的理由是“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
二、少帅的心事
少帅早就有了倒蒋之心，曾答应胡汉民“为将来北方之主动”。待到他到了西北后，这心思就更坚定了，原因很简单：他一直在处心积虑地保持实力，但东北军进驻西北负责围剿红军后，被红军歼灭了两个师，蒋介石随即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并拒绝了张提出的抚恤阵亡师长的请求。张因此怀恨在心，认定蒋籍红军之手消灭他的私人武装，准备与蒋介石武力摊牌，在西北独霸一方，为此与我党秘密建立了联系。1936年4月27日，中共密使刘鼎向中央汇报了少帅的心事：张学良想把他驻防的西北地区完全拿下来，并谋求向东发展。眼下他假装老实，抓紧时间将袍泽训练为强悍打手，并联络各地反蒋势力。为此他已经打出了“爱国”“抗日”的招牌，这是为了使蒋介石无法公开反对他。与此同时他还准备武力反抗中央，实现西北割据。
这才是少帅真正的心事。他觉得，在蒋治下他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但再无往日风光，军队还有在剿共内战中耗光的现实危险，而一旦傍上苏联，他就能当上西北王，重温“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他获释后接受传媒采访、缅怀当年的辉煌时说的话）的东北王风光。若苏联能如同援助孙中山、冯玉祥、盛世才那样援助他，飞机大炮滚滚而来，则他便如毛所言“立于不败之地”。退而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籍苏联强大武力自保，如“满洲国”一般，令中国政府莫敢谁何，进而可以作为苏联代理人东进开疆拓土，席卷华北乃至江南。若有可能，还可以与苏军共同向日本人开战，收复东北，统一全国，风风光光地当一回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或许就是为此，他那“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的人才会转而选择另一种极权主义，提出入党申请，而我党也向着他张开温暖的怀抱，在秘密通讯中亲切地称他为“同志”，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准备批准他入党。
三、半流产的“西北大联合”
1936年6月间，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举兵反抗国府，两广事变爆发。中共兴奋异常，立即派人与两广军阀和宋哲元联系，并决定“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和配合这一发动”，创立“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统一战线”，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的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伟大统帅毛主席确有战略眼光：蒋介石此时正调集重兵，全力对付两广，如果西北和华北军阀同时大规模发难，则南京政府很难挺过去。要搞垮国府，此其时矣。
然而少帅却无视中共的催促。他深知西北贫瘠，无法跟富庶的广东相比。东北军全靠南京政府提供饷械。若举事后苏援不滚滚而来，则不仅无法抵挡中央军的飞机大炮，就连几十万大军也迟早要断炊。因此，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事前落实苏联的态度。中共中央也很体贴他这隐衷，不但特地派出邓发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安排援助事宜，而且还专门在1936年6月向国际报告中特别提出，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饷械就将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的资助，以及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和各种弹药。 因为有可能与南京政府修好，斯大林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扶植反蒋势力推翻中国政府的计划。正当“西北大联合”的发动进入倒计时之际，共产国际却突然于1936年8月15日向中共下令：“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本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寇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
中共当然只能紧跟着上级作180度大转弯，次日中央当即作出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联蒋抗日”，此后王明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根据国际现在的指示，只能争取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没有南京参加，则不行的”，“若只组织一部分国防政府，则变为内战政府”，正确指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只能导致内战。中共中央随即正式发布指示，宣称“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这就是历史的滑稽：西安事变其实是“半流产的‘西北大联合’”。所谓“半流产”，乃是神经中枢莫斯科业已取消了原来的指令，而执行终端张学良还在忠实执行它。之所以出现这种怪事，乃是中共那传导神经未能忠实地传达那指令，干没了最关键的信息。
四、谁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说：“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最致命的威胁还是苏联的公开谴责。杨虎城在下野出国前夕对周恩来坦承，这次事变之不成，完全在于苏联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有援助西安之举，这是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这话说得明明白白：当初他们之所以发动事变，就是误以为苏联会信守承诺，大举援助，这就是事变成功的关键。一旦发现这宝押空了，当然只能同意和平解决。一言以蔽之，张杨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是以为有苏联的支持，而后来同意和平解决，乃是因为苏联“出卖了西安”。
但即使改为这更加客观准确的表述，也必须指出这悬崖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党接受国府的五月方案，毅然开赴察绥边境抗战，在苏联援助下与日寇血战到底，岂不是早就将苏联拉入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真正的救国事业立下了不朽殊勋，将为全民族世世代代感戴么？张学良不也就能借这东风打回老家，重做东北王么？即使我党接受国府的七月方案，那也就用不着他搞“兵谏”了。不管我党接受了哪个方案，他都没有必要以发动西安事变“曲线救国”，以致被软禁了终生。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最初是张杨为谋求西北独立而发动的军事政变。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共未能通知张杨莫斯科的最新立场是“联蒋抗日”，致使他们误以为发动后莫斯科会按原计划行事，提供军事援助，并与之订立共同防卫条约。只是在事变发生后，张杨才通过媒体得知莫斯科的态度，被斯大林釜底抽薪，失去了与国府对抗的资本，被迫将“革命”改为“兵谏”，亦即由原来的“反蒋独立”改为“逼蒋联共” ，并最终被迫同意放蒋。也同样是因为莫斯科的压力，中共才被迫接受了国府早在1936年7月间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因此，苏联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预，是事变发生乃至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