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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浅的资本主义
——论资本主义为何未在中国近代兴起

姓名：曹敏 学号：41308007 专业：英语翻译

摘要：风起云涌的十九世纪，西方世界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大旗下崛起，而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资本主义也应用而生。面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中国这个古老优秀的国度在原有的经济模式难以维持这个泱泱大国的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需求时，资本主义却没有在这里阔府前行，反而搁浅在港口。这其中包涵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因素，即社会基础，二是精神因素。中国是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高度集权的超稳定结构皇权社会，并以传统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这种“权利经济”与集权文化相结合，必然与崇尚法治和契约精神的现代经济制度背道而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便限制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兴起。
关键词：近代；资本主义；权利经济

引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集权的国家，并且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虽然有宋代商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达，和所谓的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明清两代商人群体虽然庞大，但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商业始终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整体和支配力量而只能是皇权和官府的附庸，这不得不归咎于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同时儒家的风起云涌致使人们不觉屈从于儒家“士人至上”之思想，终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隐没于功名，于是忽略了对科技的创新以及经济的探索。所以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风起云涌之时，我们始终没能盼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成长和成熟。所以对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崛起因素的深入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基础及精神文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追古思今，从而促进当今经济及社会发展。

正文：
追溯历史长河，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究为何中国近代未产生资本主义。
一 政治因素
中国传统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隐匿的主要原因。黄仁宇先生曾这样说过：“在一个高度集权的超稳定结构皇权社会，要产生一部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统治者保证政治形态稳定的前提，就是把每个人的地位、阶级、身份、职业、生产生活的空间范围等都纳入到皇权控制的统治秩序。而皇权制度对经济的规范和控制，也达到了掌控的局面。其一是统治者强制推行“超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在国家宏观经济格局中压迫工商业的生存空间，所谓“超市场化”的经济方式，主要是统治权利通过在全国实行的贡赋制度和官营手工业制度，从而强行将最主要的和最优秀的国民经济资源禁绝在市场配置之外而划归垄断集团；同时将无数熟练的手工业者纳入奴役、半奴役的劳役制度中，强迫他们长期、甚至世袭的为皇家提供无偿役作。现代社会公认的市场交易原则是，所有进入市场交易的人，都是平等地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权、财产权，即交易双方法权地位相互平等。中国皇权社会的经济制度恰恰限制并超越了这一点。其二，统治集团采用“抑商制度”，压迫和扭曲市场规则，手段包括1、以法定方式贬抑商人的社会地位；2、以酷税制度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3、实行“均输平准”之类的由官府控制商品定价和销售过程核心环节的官营商业政策，包括实行盐、铁、酒、矾等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卖制度；4、用不断的变币制的方法，使商人所积累的货币财富严重贬值；5、出“告缗令”来直接没收商人的财产，并鼓励民间对富人财产告密。于是，在权利和制度的交互作用下，日益自觉地以金钱和机心谄媚投效于皇权、从而受到统治者的嘉许并以此为荣，也就成了羁身于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中的商人阶层越来越不得不选择的出路，也恰恰印证了约翰-穆勒的一个经典结论：当制度形态不能为人们提供人身和财产的保障，以至弱者财产和命运完全掌握在强权者手中的前提下，那么人们也就只有设法投靠掠夺阶级，把这些掠夺者奉为自己的主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些许的安全感。终上所述，中国的皇权经济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财政国有制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权利经济相协调的是中国皇权时代的财政国有制度，中国皇权制度中长期实行的“土地国有”“茶酒官方专卖”“盐铁国有”“均输平准”制度。所以，刘师培说：“专制统治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初次萌芽便是因为汉武帝的抑商措施以及盐铁酒归国营而宣告夭折。而此种统治垄断便决定了资本主义始终以一种萌芽的状态显现，而未能在中国古代长成参天大树。中国对于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物质进行国家专控买卖和统一收取，统一配置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便堵塞了物质转换为商品并大规模流通的可能。中国皇权制度对市场和商人阶层造成的这种经济制度环境始终无法改变，所以与西方中世纪后期城市经济兴起时商人对独立统治地位的追求相反，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利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这种制度路径从汉代即以开始，到明清发展的更为成熟。所以随着皇权社会进入明代以后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这一传统当然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第二，维系了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直接造成了生产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从春秋战国以来，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仅不如经营土地那样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在重农抑商政策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单纯性。这种经济形式，有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如原始氏族社会)，有的则是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如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不论它们彼此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区别，它们共同的特点则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十分简单明了，同时各个经济单位又彼此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因此，正如列宁指出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闭关自守等，也就成了这种经济的必然具有的特征.。由此也导致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从而也决定了没有过多的剩余财富和一定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在这里没有应用而生也便不足为奇了。
　第三，明清时期严苛的海关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发展，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明代之前，中国航海业并不发达，地理知识匮乏，所以谈不上海外贸易的兴盛。而明初实行海禁，严禁民间私人贸易。甚至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七年正月甲寅）。所以即使有了航海的硬件设备，却不得屈背于制度之下。在明朝开国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上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而这仅存的朝贡贸易也只是政府外交和宣扬国威的附属品，政治色彩远重于经济色彩。清政府入主中原后,在对外贸易方面沿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清顺治年间，清廷甚至颁布迁界令，强迫闽、浙、粤等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片板不得下海，违者处死。也宣告着海禁政策达到了高峰，并配套施行了空前绝后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对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在另一方面,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限制了商品出口，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滋长起来的进步的手工业生产,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清政府对造船业的种种禁令，更无异于对航海业发展的釜底抽薪。统治着的固步自封妨碍了海外市场的扩展，抑制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
最后，中国政府奉守重政轻技而抑制了科技的传承与创新，阻止了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不仅包括有脱离第一产业劳动的足够多的不同人群和不同阶层，还要求技术层面的进步。中国政府的重政轻技，一定程度上致使人们以从技为耻，使过剩劳动了不能有效地转换为自由劳动力，更重要的是阻碍了科技的传承与创新。所以中国先进而早熟的技术也常常失传和退化。比如纺麻的技术从未用于棉纺，棉纺从未机械化。比如煤焦炭炼铁技术被弃置不用（专制政府害怕民间掌握先进的炼铁技术与己不利），火药发明之后用来放焰火。还有，早期曾发明了独轮车、马镫、刚性马扼（防止马匹窒息），更不用说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等，很多伟大的技术早早出现却迟迟不能推广甚至过早停滞。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却要求着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飞跃发展，因为资本的积累却依附于科技的进步与创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先进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其基本前提是科技的进步与创新。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而政府的轻技政策却致使中国历史逐渐遗忘了科技发展。
二：精神因素
精神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自从西汉以后，董仲舒提出迎合汉武帝的“皇权至上”学说，儒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学派。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统领者，因此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经济责任。在作为中国文化导航的同时，儒学确实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 ,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我们不可否认儒家经济思想包含着许多先进的经济运营理念，但是作为中国传统的继承者，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却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经济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人们的思想自由，导致了手工业和科技的落后。而中国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也与其有一定联系。儒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儒家的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抑制了商人群体的大规模崛起。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从理论价值观上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崇尚义理鄙弃追求社会财富的伪君子，而从思想上便抑制了商人的大规模崛起。并且无论从官方主流价值观上，还是从士人人生态度上贬抑工商业者，工商业者是贱民，追求财富只能通过其他路径（当然最便当最主要的路径就是做官）。儒家坚持财富不可靠，会扰乱人们心灵的高贵与平衡，所以主张“士人至上”以及“学而仕则优”从而暗示知识分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而应谋求功名，光宗耀祖。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中心便在于强调对人的利欲心理和谋利心里的道德限制。在此种学术的引领下，轻商之意渐入人心，而功名之求却深达人意，从而限制了商业群体大规模兴起。
其二，儒家中庸思想压迫了人们的创新精神，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儒家重“道”轻“器”思想和“中庸”文化抑制了人们的创新精神。经受了几千年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中国人, 语言、行动、思想观点等都变得小心翼翼谦虚谨慎，缺乏挑战精神、探险精神。儒家文化提倡的"三纲五常"和"中庸之道"，不善于追根结底的研究, 不高兴标新立异的行为，尊师敬长, 后辈学者就算是对前辈学者的观点有异议, 大多数也不愿意指出其不妥之处。儒家学说中有一些著名的观念，如"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就使许多人放弃了雄心勃勃的探险活动，阻碍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种种探索。这种保守、封闭与迷信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当然起着一种强烈的抑制作用。
其三儒家轻自然性造成了人们对科技的不重视。追溯历史长河，中国科技落后的另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重人文轻自然, 慎修身斥技艺。中华不是没有科技，而是看不重技术，太重艺术，也就是所谓的儒，这是儒家的精髓。那些爱搞发明创造的人被称做是奇技淫巧，并被归类到地位低下的工匠行列中去。对于一个现象，中国人往往给西方开了一个头，但是在贵在大度中不再研究下去了。四大发明均起源于中国，但是开花结果全部在西方，我们发明了造纸，但是千年之后呢，我们只有双眼放光的看到人家雪白的纸张而自惭，连造纸术起源于我们都羞于说出口了。我们发明了罗盘，却要向人家学习航海，中国的天文学在古代领先于世界几千年，但是只领先于对天文现象的记载。火药最早在中国炼丹家的手中研成，但我们却不思进取，遵循守旧，在几千年里发展缓慢，而西方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出了利器。这说明中国缺少的不是技术，而是科学的思想，也就是对待科学的态度，但这在当时的儒家时代是很难具备的。
其四儒家思想轻视商贸活动阻碍了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商业繁荣紧密联系的。但在中国，在传统思潮影响下商业一直作为副业而从未像欧洲那样繁荣兴旺。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抑轻商”、“无商不奸”等等，无不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深重影响。而作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儒家与重农抑商政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条件之一便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资本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有着重大作用。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一度准备冲破束缚获得突破性发展，但在中国传统思想政策的压迫下，每次都屈居其次，从未冲破束缚走向资本主义大道。
在这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统领者，因此承担着较多的社会经济责任。除此之外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例如道家也对中国传统思想担负着一定的责任。道家是中国古代重要思想流派之一。虽未被官方采纳，但它在古代思想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末期，随着铁器的应用于牛耕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社会财富得到积累，人口快速增长，经济空前繁荣，手工业和商业也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较高比重。但与此同时社会也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格局的不稳定。这一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看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带来的负面影想，于是认为物质的丰富促进了人们的贪欲，经济的发展助长了争霸和兼并战争，于是老子及道家认为应尊道贵德，崇尚自认，回归历史，信奉无为，推崇小国寡民的生活。客观来说道家思想的经济思想是对一种纯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类似于发展完全的社会主义，但其经济核心是否定物质文明，认为工商业发展及其所发生的矛盾，即违背了人性自然，也脱离了物的自然性。这种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着深刻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儒家思想的源泉。
从以上我们便不难理解，与崇尚法治和契约精神的现代自由经济制度背道而驰的权利经济与集权文化的结果便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搁浅。在中国皇权经济和集权文化的统治下，商业一直小心缓慢发展，扛着制度的铐链，从未自由翱翔，致使十九世纪西方世界在近代扬起资本主义大旗时，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地上却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地萌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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