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常识+06避讳制度Convertor.doc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避讳及其他
什么是避讳
所谓避讳就是不直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和君主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面，则用改字、缺笔等办法来回避。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避讳又有国讳、圣讳、官讳和家讳等之分。国讳，是指帝王及其父、祖之名，这是举国上下均需回避使用的。圣讳，是指社会所推崇的“圣人”之名，一般全社会，特别是文人需要回避使用。官讳，亦称宪讳，是指上司长官之名，下属官员需回避使用。陆游提到的田登，就属于这类避讳。家讳，是指家族或家庭内尊长者之名，仅限于家族或家庭内部回避。
避讳的起源
避讳大約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成于秦,盛于唐宋,至清代更趋完密,民国成立后废除。那时，人们对皇帝或尊长是不能直呼或直书其名的，否则就有因犯讳而坐牢甚至丢脑袋的危险。

避讳方法
古人采用的避讳方法，主要有三种。
　　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
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史记》）汉文帝讳恒，传说的后羿之妻姮娥遂改称嫦娥。
汉高祖名邦，“邦”改为国”。《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作“何必去父母之国”。漢明帝叫劉莊，當時竟把《莊子》改為《嚴子》。汉光武帝讳秀，秀才改称茂才。
清圣祖讳玄烨，“玄”改为“元”，“烨”改为“煜”；紫禁城的北门玄武门遂改称神武门。
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
许慎《说文解字》，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如《禾部》：“秀，上讳。”
《艸部》：“莊，上讳。”
梁武帝父亲萧顺之，字文纬， 《南齐书》为避讳，凡遇“顺”字皆改为“从”，遇“顺之”名则空之。《南齐书·上武帝启》：“前幸□宅。”“□”下注：顺之，宋本讳”。
《尚书·金縢》：“惟尔元孙某。”《孔传》：“元孙武王，某名，臣讳君故曰某。” 《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景帝刘启）　　
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圣祖讳玄烨，“玄”；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一律改为“邱”字。

这三种避讳的方法都有问题。改字和空字，常导致后人很难推断原字，甚至理解错误；缺笔则更易造成错读成其他字。如唐睿宗李旦，若省去最后一笔，就变成“日”字。 　　
避讳的影响
避讳给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造成诸多麻烦。例如汉文帝名恒，春秋时的田恒被改称田常；汉景帝名启，微子启被改称微子开；汉武帝名彻，蒯彻被改称蒯通；汉明帝名庄，庄助被改称严助。刘知几著《史通》，后人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基几同音），改为刘子玄所著（子玄是刘知几的字）。到了清代，为了避清圣祖讳，又恢复刘知几著，但是当提到刘子玄的时候，则改称刘子元。
有些姓氏，就因为当朝皇帝的名讳，而改作其他的姓氏。如庄氏，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姬氏，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讳，改为周氏；淳于氏，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为于氏等。不仅改姓，也有因避讳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孔子后裔孔莽，因王莽篡汉称帝，遂改名孔均；唐初宰相裴世矩，因避唐太宗名讳，去“世”，称裴矩。即使是神，也有因避国讳而改名者。如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就因避唐太宗名讳，而省去“世”字，称为观音菩萨。

因避讳，不仅在世者要改名字，就连早已故去者也不能幸免。如秦汉之际的策士蒯彻，死后又因汉武帝刘彻即位，而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作蒯通。南齐时，将军薛道渊因避齐太祖萧道成名讳，去“道”字，只称薛渊。但到唐朝编修《南史》时，又因避唐高祖李渊名，遂改其名为薛深。

古代的地名，也有因犯讳而改名的；如秦始皇之父，秦庄襄王讳楚，秦始皇称帝后，即下令将湖北楚州改称荆州。汉文帝名恒，“恒”改为“常”；恒山被改为常山。西晋愍帝（末帝）司马邺即位，建业（今江苏南京）改称建康。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因其父名国昌，遂改孝昌县为孝感县。
避讳改官职。《左传·桓公六年》：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治理郎为奉礼郎。”
由于避讳，就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性名称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如先秦文献中记载了一种鸟，称为雉。西汉时，因吕后名雉，这种鸟便只得改称“野鸡”。
　　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一代不能称“虎”。于是，虎便被“兽”、“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虎不成反类犬”，则成了“画龙不成反类犬”。就连“老虎”的名称也不能叫，而称其为“大虫”。
即使是家讳，古人也十分重视。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唐朝著名诗人李贺，就因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而终身不考进士科。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则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其子苏轼为他人作序时，均改称“叙”。
上古不讳嫌名。所谓嫌名是指和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音同或音近似的字。例如汉和帝名肇，“肇”“兆”同音，由于不讳嫌名，所以不改变“京兆”字。三国以后渐渐避嫌名了，隋文帝的父亲名忠，因为“忠”“中”同音，所以连带避“中”字，“中”改为“内”，官名“中书”改为“内史”，就是讳嫌名的例子。又如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宋高宗名构，为避“构”而牵及够，媾，购，遘……避讳字达五十多个！
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如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祖开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讳。且与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赵匡胤的祖父名敬，因此宋代不称镜子，只称鉴子；《广韵》“敬韵”改为“映韵”。宋高祖赵构即位后，凡“构”音四声的50余个字均不能使用。于是，南宋时称沟为洫，称狗为犬。

在中国古代社会，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国讳。之后，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一两个避讳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换代时，避讳的字数还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续时间很长的朝代，到朝代结束前，累积的避讳字数就往往很可观。直到一个朝代结束，所有曾避讳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

由于避讳在一个朝代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讳字数量常成倍增长。这对于当朝人写文章，特别是科举考试，造成极大的不便。稍有不慎，触及讳字，便即获罪，招致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事物因多次避讳，其名称彻底改变，令后人很难寻觅其踪迹。如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记载有一种植物叫“薯蓣”。唐后期，唐代宗李豫即位，遂改称“薯药”。入宋后，宋英宗赵曙即位，又改称“山药”。

避讳这种习俗，给古代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国讳，更反映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也给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造成一定的难度。不过，由于避讳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一个讳字的出现和消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这也为后人对史料的辨伪，特别是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