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选读三、民为贵.doc

三、民为贵
一、原文与译文
1、【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①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②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③既成，粢盛既洁④，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注释】①社稷；社，土神。稷：谷神。古代帝王或诸侯建国时，都要立坛祭祀“社”、“稷”，所以，“社稷”又作为国家的代称。②丘：众。③牺牲：供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祭品。④粢（zī）：稷，粟米。粢盛(chéng)既洁的意思是说，盛在祭器内的祭品已洁净了。
【译文】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
2、【原文】齐宣王问曰：“汤放桀，(1)武王伐纣，(2)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3)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4)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5)闻诛一夫纣矣，(6)未闻弑君也。”
【注释】(1)放：流放。染：夏的宋代君主。《史记·夏本纪》记载，夏代未年，“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书·仲虺之诰》云：“成汤放桀于南巢。”(2)纣，殷商的末代君主。(3)臣弑其君：因汤、武王相对于桀、纣来说是诸侯，所以宣王称他们的行为是“臣弑其君”。(4)贼：伤害、毁弃，(5)一夫：朱熹《集注》云：“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6)诛：指合乎正义地讨伐罪犯。
【译文】齐宣王问道：“成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有这回事吗？”
孟子答道：“在典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臣属谋害他的君主，可以吗？”
孟子说：“毁弃仁的人叫做贼，毁弃义的人叫做残，残贼之人叫做独夫。
只听说过诛杀了独夫殷纣，没听说过谋害君主。”
3、【原文】孟子曰：“祭、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1)所恶勿施，尔也。(2)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3)故为渊驱鱼者獭也，(4)为丛驱爵者鹯也，(5)为汤、武殴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殴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6)苟为不畜，(7)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8)载胥及溺’，(9)此之谓也。”
【注释】(1)与之聚之：王引之《经传释词》训此处之“与”为“为”，云：“‘所欲与之聚之’，言所欲则为民聚之也。”或训“与”为“给予”，即让民众积聚起来，亦通。(2)尔也：焦循《正义》引赵佑《温故录》谓“尔也”当自为句，犹言“如此而已”。3)圹（kuàng）：旷野。(4)为渊驱鱼者獭也：渊指深水，獭指水獭。水獭善捕鱼，致使鱼儿都逃到深水去躲避。喻实际效果与初衷相反，以下两句的含义与此类似。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用过这个典故，“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部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5)爵：同“雀”。鹯（zhān沾）：亦称。“晨风”，一种似鹞的猛禽。(6)三年之艾：赵注云：“艾可以为灸人病，干久益善，故以为喻。”(7)畜：同“蓄”，储备。或训为畜养、栽培，亦通。(8)《诗》云：此处诗句引自《诗·大雅·桑柔》。淑：郑笺训为“善”。(9)载胥及溺：朱熹《集注》云：“载，则也。胥，相也。言今之所为其何能善，则相引以陷于乱亡而已。”
【译文】孟子说：“夏桀、殷纣的丧失天下，由于失去了天下的民众；之所以失去了天下的民众，是因为失去了他们的心。取得天下是有途径的，得到了天下的民众就取得了天下；得到天下的民众是有途径的，获得了他们的心就得到了天下的民众；获得民众的心是有途径的，他们想要的让他们积蓄起来，他们憎恶的不强加给他们，如此而已。民众归附仁政，犹如水往低处流、兽往旷野跑一样。所以，为渊水把鱼儿驱赶来的是水獭，为丛林把鸟雀驱赶来的是鹞鹰，为成汤、武王把民众驱赶来的是夏桀和殷纣。现今天下若有喜好仁的国君，诸侯们都会为他驱赶民众，即使不想称王天下也是做不到的。现今那些要称王天下的人，好比患了七年的病要寻求三年的艾草来医治，假如不去栽培，是一辈子也找不到的。如果无意于仁政，就会一辈子忧患受辱，以至陷入死亡的境地。《诗》说‘他们怎么能善处，牵扯着溺入水中’，就是这个意思。”
4、【原文】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①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②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③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④，践天子位焉。而（5）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注释】①谆谆（Zhūn反复叮咛。②暴（pù）：显露，公开。③南河：舜避居处，在今山东濮县东二十五里，河在尧都之南，故称南河。④中国；这里指帝都。⑤而：如。
【译文】万章问：“尧拿天下授与舜，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与人。”
万章问：“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授与他的呢？”
孟子回答说：“天授与的。”
万章问：“天授与他时，反复叮咛告诫他吗？”
孟子说：“不，天不说话，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罢了。”
万章问：“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是怎样的呢？”
孟子回答说：“天子能够向天推荐人，但不能强迫天把天下授与人；诸侯能够向天子推荐人，但不能强迫天子把诸侯之位授与这人；大夫能够向诸侯推荐人，但不能强迫诸侯把大夫之位授与这人。从前，尧向天推荐了舜，天接受了；又把舜公开介绍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说，天不说话，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罢了。”
万章说：“请问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公开介绍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说：“叫他主持祭祀，所有神明都来享用，这是天接受了；叫他主持政事，政事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很满意，这就是老百姓也接受了。天授与他，老百姓授与他，所以说，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与人。舜辅佐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这不是凭一个人的意志够做得到的，而是天意。尧去世后，舜为他服丧三年，然后便避居于南河的南边去，为的是要让尧的儿子继承天下。可是，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打官司的，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歌颂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你这是天意。这样，舜才回到帝都，登上了天子之位。如果先前舜就占据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让位，那就是篡夺，而不是天授与他的了。《太誓》说过：‘上天所见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听。’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5、【原文】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译文】孟子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深入人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样赢得民众。好的政令，百姓畏服；好的教育，百姓喜爱。好的政令得到百姓的财富，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二、相关链接
我国历史上不乏暴虐无道的君主，也不乏愚忠之人。孟子的民本思想正可以显示出他们在心智上的障蔽。暴君之所以暴虐，是由于不知道自己的分量没法跟社稷比，更没法跟民众比。愚忠者之所以愚忠，是由于不知道君之上有社稷、社稷之上有黎民，不知道权势地位之上尚有仁义。如果把立足点放到天下百姓身上、放到仁义而非权势地位之上，那么做君主者应当在何处下功夫，做臣民者应当何去何从，就昭然若揭了。
孟子强调，一个人居天子或国君之位，并不意味着他为所欲为是合理的，地位和血统不能证明某人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天下贼害仁义，则不过是独夫民贼而已，理应被臣子诛灭；国君危害国家，那么臣民就可以推翻国君。只有得民心者，才具备拥有天下国家的合理性。
在我国古代，人们一般认为天子跟天最亲近，因此他在人世间享有无与伦比的特权。可是孟子的思想中，跟天最亲近的不是天子，而是人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庭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的意志取决于民的意志。尽管孟子说，舜得天下有两个条件，即“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也就是“天与之，人与之”），但从他的根本立场上看，得天下与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而想要赢得民心，关键是民之所欲为之聚之，民之所恶不要施之。就孟子看来，民之所欲莫过于仁，所恶莫过于不仁百姓附有仁德的国君，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可阻挡。
孟子强调，践行仁义的行动比鼓吹仁义的言语更能深入人心，使仁义礼智深入人心的教化比良好但令人敬畏的政治更能赢得民心。这是十分深刻的观点。一个忽视了“善教”即良好的道德教化的民族，她所获得的发展也必然包含着一种被发展了的破坏力和伤害力。这些破坏和伤害，将产生于该民族内部的个体成员之间，产生于该民族成员与其他民族的成员之间，甚至产生于该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
孟子的议论锋利痛快。他一摆出“民为贵”的道理，顿时使君王黯然失色。他回答齐宣王“君弑其君，可乎”的问题，只拈出“仁”“义”二字，就剥除了天子国君所把持的特权，使不仁不义的君王陷入可以被人民堂堂正正地诛杀的境地。他评论夏桀、殷纣两大暴君以为失去民心而失去天下，突然间却直指现实，横扫天下诸侯，把他们视为只能给“好仁”之君驱民的桀、纣一流的人物，说他们即便有成就王业的愿望，也不过是患了痼疾却得不到治病良药的病人。
孟子的常常层次井然，明畅通达而又曲折有致。“民为贵”一章，先从重说到轻（即民→社稷→君，得乎丘民→得乎天子→得乎诸侯），掉头又从轻说重（即变置诸侯→变置社稷）；“桀、纣是天下”一章，先从天下一方面由笼统说到具体（即失民→失民心），掉头又从得天下一方面由笼统说到具体（即得民→得民心→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之）。“仁言不如仁声”一章文字不多，第一句为总说，接下来两句式两个对比的分说，通篇只是错落有致地说“善政”“善教”。总之，孟子的文章当得起“”气盛言宜四个字，—气既然足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管怎么说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