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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减少行政化倾向,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2010年03月13日 10:54  中国经济网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13日讯(记者苏琳)九三学社中央日前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减少行政化倾向，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的建议》的提案。
九三学社中央认为，科技创新依靠的是高水平科研人才。科研人才的成长与成功，既需要科研工作者自身具备良好的素质和能力，更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环境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科研工作环境中存在在一些行政化倾向，使科研人员难以自由和专心地从事科学研究，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科研方向的行政主导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科研人员的自由研究。计划经济条件下科学研究的“政府命题、科研人员答卷”的传统在今天有所改进，但仍很突出。主要靠行政命题的科技计划与科研人员专注的科研问题有时发生冲突，科研人员只能取前弃后，自身难以形成稳定的研究基础。通常一个科研课题要求的研究周期最长不超过5年，重新申请就得跟着行政指挥棒转，无法延续原有的研究方向，很难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科研人才。二是科研评价与管理行政化突出，制约科研人才创新能力发挥。目前科研管理行政化严重，评价标准和导向存在偏差，造成不少科研人员要花大量时间去应付检查、验收、鉴定，忙于岗位聘任、职称评审、参与各类评奖、申请各种人才计划，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特别是进实验室以及到工作现场的时间越来越少。科研人员难以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科研项目往往依靠研究生去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无从谈起。科研工作的评价和考核急功近利，以论文、获奖和产值论英雄。三是科研队伍出现行政化趋向，名利之风取代科学精神。在现有体制下，取得某项大的科研成果，当官进而获得权力与资源的机会也就大增。因而许多人把学术与科研当作升官的阶梯，频频出现数十名教授竞争一个处长岗位的怪象。与之相应，不仅“学而优则仕”，更可以“仕而优则学”，在今年两院新增选的院士名单中，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管理人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85%以上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都是带“长”的人物。科研队伍的行政化色彩强化了科研行为的功利性而弱化了其应有的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精神。四是科技成果收益分配行政化，科技人员的利益难以保障。把科技成果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既是国家科技管理的必要手段，也是对科技人员劳动的必然回报，不仅可以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能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但现行体系对科技成果收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1999年国家七部委关于科技人员可以获得最高50%收益的规定又未能落实，科技人员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影响了科技进步。
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改变科研管理行政化的倾向，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潜心凝智、心无旁骛地搞科研，营造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环境。为此，九三学社中央提出以下建议：
一、逐步转变科技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倾向，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加大科研单位经费保证力度和其在人员调配、资金使用、学术研究、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探索建立政府负责经费分配与监管，科学基金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负责项目实施与管理的机制。逐步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离的科技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
二、深化科技管理制度改革，完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确立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按照科研的规律管理科研，使用专门人员从事服务性工作，使科研人员不必为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而耽误科研时间。出台政策引导用人单位对不同类型科技人才采取分类评价和管理，逐步改变过去“一刀切”和过分追求数量指标而忽视科技人员实际能力和贡献的评价方式。人才评价要从重学历向重能力转变，要向个性化评价和社会化评价机制转变，积极推进在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纯学术性同行评价的科技评价体制，重视论文质量，关注长远效应，为科研人员提供科技工作平台和发展空间。
三、建立支持优秀科研人员终生做科研的保障体系。转变“学而优则仕”倾向，根据不同类型人才成长规律，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培养，稳定科技队伍。建立支持优秀科技人员终生做科研的保障体系，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并以财政支持为主，按类别(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等)不同程度地减少与科研项目挂钩的比例。
四、在科技成果收益分配上进一步向科研人员倾斜。积极探索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种有效形式。建立有利于产学研相结合，有利于团结协作、联合攻关的分配机制，鼓励科技成果拥有者在进行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时，选择适合技术特点与发展要求的收益分配方式，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抓紧制定《技术成果转移法》等法律，明确技术成果转移和成果收益的合理分配规则，切实落实知识要素参与分配等各项相关规定，保障成果推广与科技创新人员的合法权益。
科技管理亟待去行政化
发布日期：2011-03-07　 来源：健康报
　毋庸置疑，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研环境最好的时期。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家对各类科研经费的投入呈直线上升趋势。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经费2009年度为70亿元，2010年度为96亿元，2011年将达到120亿元。还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教育科学研究经费、各类科研经费的投入等。

　　但是，国家的巨额科研经费投入效果却差强人意。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一再指出我国各级科研管理机构的弊端，以及在科研课题立项、科研经费分配、科研项目管理、科研成果评审等一系列环节上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尽快解决，必将影响和阻碍科技创新及发展。特别是在最近的5~10年，处于国际力量重组变换的关键历史时期，解决科研发展问题乃关系国家未来的重中之重。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的主要问题是：“科技管理行政化，科技活动利益化。”课题立项中存在较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易现象，科研管理机构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权力过大，他们对科技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根据《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项目咨询组对中科院院士、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和普通科研人员的调查显示，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专家评审机制流于形式，从而出现了一系列伪科学怪现象：托人情、找关系、变相送礼，许多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用来搞公关，反而没有足够时间搞研究。现在流行的做法是，学术会议成为变相公关活动，提前做好评审专家工作，或者事后延期回报评审专家。很多人因为太忙，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深入课题研究。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利益化”、“关系化”的科研基金分配方式，使个别管理人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主导了课题申请指南制定和科研经费评审的全过程，严重扭曲了科技界、学术界的道德规范，误导科研人员，压制创新。国人心中都明白，要想获得重大项目，与其努力做好研究，倒不如与科研管理机构官员和其赏识的专家搞关系。

　　积重难返！我国科技管理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科技发展最大的问题。要根治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痼疾，必须从改革科研管理和经费分配体制的源头入手。现建议：

　　1.建议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社科院等成立专门小组，全面调研我国科研体制，特别是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的现状和问题，研究世界各国管理科研的先进经验和管理体系，经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广泛征求意见，出台针对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弊端的改革方案，建立科学的科研管理体制。

　　2.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根据科研项目的不同类型，实行多元化管理体制，建立科研经费的评审、资金管理、结果监管分离制约的三角体制。对一般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管理和科研经费分配监管，逐步做到“去行政化”，建立科学客观的同行评审制度。对一般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的科研管理，将评审制改为成果奖励制，根据成果申请奖金。

　　3.建设公平透明的国家科研管理信息化平台，同密级的科研项目，同行能够相互了解获得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的情况，发挥群众监督的民主管理作用

　　4.加强科技人员学术道德教育，加强学术和科研的制度化管理，研究和起草有关科研管理的相关法律文件，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科研管理的法制体系。

　　（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上文是葛教授参加全国政协会提出的诸多提案之一。） 

一直以来，一些负面事件，因为挑战着公共价值、威胁到社会生活，都能引发公众强烈的情绪波动。比如2010年某些地方考生因工作人员忘记投档而“被落榜”，“三最”女贪官妄图用600万“买自由”，“挟尸要价”因照片获奖再次引来激烈争议……无论是权力的骄横还是道德的滑坡，从传统媒体到虚拟网络，从公共讨论到私人交流，各种意气用事、快意恩仇的指责谩骂，每有所闻。小到某人、某事，大到人性、社会，说起来都肝火上升，怒气难平。　　谈谈你的看法。
【答题题架】（1）面对种种不公不义，震撼、愤怒，是合理的反应。这样的反应，是由心中的良知所点燃，是对正义的渴望所激起，好过麻木的看客，更好过起哄的围观。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可贵的、甚至是高尚的情感。愤怒诚可贵，但如果用谩骂代替了审思——如一些盲目偏激的网络跟帖;用怒火焚毁了自省——如一些事件中的互相指责，任由怒气肆意流淌，也可能模糊掉理性的边界。作为一种极端情绪，愤怒可能会造成对具体事件情境的“误判”，因而漠视了当事人的想法和感受，忽略了一些微妙的道德困境。比如“挟尸要价”一事，渔民在打捞尸体时的心态、打捞公司背后的利益运作，都不是简单的道德激愤能够澄清的。 (2)从社会层面看，愤怒也是一种容易传染的情绪，怒气的蔓延会在社会上弥散不健康的戾气。愤怒更可能带来对一切的怀疑：真诚可能被理解成造作，善良可能被解读为虚伪，而美丽则可能是“整过容”的。揭露丑闻，报道真相，做社会的“扒粪者”，并不是要制造愤怒、埋下怨恨，而是希望能激浊扬清，既保护弱者利益、守卫价值底线，更激励社会进步。如果只剩下愤怒，则“瞭望”也好，“扒粪”也罢，都没有意义。
(3)要消解怒气，需要在愤怒之外，保持一份反思，尤其那些“公义愤怒”：对公权力失职、失衡、失范带来的不公不义的愤怒。“三最”国土分局局长激起民愤，除了谴责，更需厘清其后权力失控的原因，是地方的“土地财政”依赖，还是混乱不清的管理、监督体制?为高分考生“被落榜”鸣不平，也该思考高考的“纠错机制”，思考如何完善责任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头脑发热的愤怒，只是一时之快;清醒冷静地思考，才能在亡羊补牢中不断前行。而对于“道德愤怒”：那些因道德滑坡、人心不古而产生的愤怒，应有“内自省焉”的自觉。在一个泥沙俱下的年代，唯有保持自省，才能在拥有选择权力的同时，也尽到坚守的义务。
　　(4)而对于社会的管理者，更应该问一问：这愤怒之气，究竟因何而来，又该如何消解?如果这是源于一种自己也会遭遇同样命运的不安，则应该如何重建信任、抚平焦虑?如果这是源于意见未受重视的“自尊心挫折”，那应该如何畅通表达诉求和反馈意见的渠道?　 从根本上说，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的政治文明，实现公平与公正的社会秩序，愤怒之气才能渐渐消解，公民才能以更具理性、建设性的视角厘清问题、观察社会。社会转型期，各种负面事件，肯定还会不断出现。愤怒之外，加以冷静的反思和清醒的自省，调适好个人的心态，也调适好整个社会的心态，这些负面事件，才能转化为社会不断发展前行的能量。

“青椒”期待大学“去行政化”改革

“青椒”这个词如今已成为大学青年教师的别称。在工资收入、课题申报、层次晋升、决策权利等方面，青年教师都无法与“红椒”老资历教师相提并论，他们担子重、贡献大，收入却不能与之匹配，对于他们的生存状况，本报记者一直在持续关注。
近期，记者在与一些“青椒”的接触中发现，除了待遇问题之外，大学教学和科研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更让他们受尽煎熬。
比如，上海这位青年教师所说的科研项目报销问题，看似是小事，但却占用了当事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事情，老资格的教师往往已经不用亲力亲为，可以找更多的代步、代劳者；而对于“青椒”来说，还没到能够“指挥”人的年纪，就必须亲自跑学校的各个衙门。
为了防止科研经费浪费，对科研项目加强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加强管理并不等于设置繁琐僵化的程序，而且，这些程序未必就能堵住滥用科研经费的漏洞。在今天，大学教学科研管理如何才能做到科学高效，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高校真是国企最后的堡垒啊。”上海这位“青椒”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
曾有一名青年教师在某论坛上提出这样的问题：高校会是下一个被改革的国企吗？这其实是广大“青椒”的愿望，期待大学能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尽快启动去行政化改革，给“青椒”的生活带来些许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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