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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集中招聘面试时政热点
一、档案造假
【热点概述】
材料1：
步入2015，中纪委推出一出开年大戏——“官场现形记”。据媒体报道，在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其中，修改三龄(年龄、工龄、党龄)，篡改两历(学历和工作经历)，骗取干部身份几乎成了一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开的秘密”。
材料二：
2015年5月12日记者从黑龙江绥化市委纪检委得到证实，经纪检部门调查，绥化市庆安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国生因户籍年龄造假、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吃空饷”等问题被停职。目前，绥化市委已决定停止董国生的工作，并责成有关部门对其违纪事实进行深入调查，依据调查最终结果，对其本人及有关责任人做出依法处理。
【点评】
档案对于干部来说，既是身家清白的证明，也是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是不可或缺的“底子”、“根子”。如果连档案都可造假，那么干部的真伪就无法分辨，各种底细也无法摸清，不仅会让一些“带病干部”浑水摸鱼，更将动摇干部队伍的根基，不可小觑。
在档案中修改年龄、增删履历，将个人背景资料整体“洗白”，董国生这种公然造假的恶劣行径并非个案。干部们之所以想造假就造假，无所顾虑，其根本的动因是，凭借篡改个人档案，可以一路蒙混过关，甚至还可能实现“火箭升迁”。这不禁让公众在惊叹其神通广大的造假能力的同时，也不得不对国家干部任免与监管制度提出质疑。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整治档案造假，还必须要动“大手术”才行。
一是要“动刀子”。一些干部敢于档案造假，就是侥幸心理在作怪，认为就算“东窗事发”也不过是批评警告而已，故而胆子越来越大。因此对于档案造假的违规者，要严加惩治，将他们打疼、打怕，甚至剔除出干部队伍，才能有效制止造假行为的蔓延。
二是要“挖底子”。“底子”是否清白、是否符合要求，往往关系着干部的选拔任用升迁。有些条件不够的干部为了“占位子”、“争帽子”，将档案造假当成仕途升迁的“捷径”，留下不少“隐患”。而档案管理人员马虎大意，责任心差，导致干部档案纠察缺少刨根问的过程。因此，对一些已经“洗白”的档案，不去深挖是很难发现问题的。
三是要“斩黑手”。档案造假过程看似很简单，只要将公安户籍和人事档案部门疏通好，进行信息涂改即可。但事实上，公安、组织人事等部门是管理十分严格的地方，即便有些干部想造假，也极难蒙混过关，造假行为之所以频频出现，往往是造假者背后的权势在施压、干扰正当管理程序，才导致“火箭提拔”、“带病提拔”等现象的发生。因此，不“敲山震虎”，不斩断幕后“黑手”，不做到追责到底，是无法彻底解决造假问题的。
四是要“缝口子”。“满屋子数千份干部档案其实就一人管，管好办公室不被偷就不错了。”曾在广西担任过基层县委组织部部长的一名干部讲出了实话。可见，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关键是看落实，不能空谈“从严”、“重视”，组织人事部门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当好干部档案的“管理员”，既要守好干部档案的“口子”，还要扎扎实实从一份份档案查起，祛除一个个“带病干部”的“底子”，还干部队伍一片风清气正。
二、官场“圈子文化”
【热点概述】
2014年11月3日，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的13个巡视点中，12个巡视点即广西、西藏、上海、青海、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等9个省区市，以及国家体育总局、中科院、一汽，均晒出了巡视问题账单。其中，广西、四川、江苏、河北官场“圈子文化”突出。如四川，被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江苏，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形成固定的圈子，用以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
【点评】
“圈子”即人脉，“圈子文化”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因为人不可能脱离圈子而独立存在。如今“圈子文化”变了味，滋生出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拉帮结派、山头主义等多种不良现象。正如，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等于进了班子。”可见“圈子文化”正扰乱正常组织秩序，成为一种毒瘤。
“圈子文化”本是江湖帮派文化的产物，其本性是：利益共同体。因此，一些党员干部致力于寻求圈子庇护的安全感及谋私的超能力，甚至不惜违反规矩、纪律，失底线、踩红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危害。究其原因，一方面，圈子利益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一些腐败官员为了圈子成员的利益，公然违法犯罪。同时，圈子也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直接损害了组织及社会的运转规则，让圈子关系扭曲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圈子中无正确的是非观念，没有正当的法纪约束，看事情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讲宗派、看亲疏，这种权力非制度化运行方式，极易造成政治生态恶化，不利于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行。
所以，官场中的“圈子文化”必须及时整治，一方面，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要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党员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不仅要谨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要肩负起廉政为民的重托;另一方面，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让“圈子文化”不再扭曲官场的政治生态。特别是要尽快完善党员干部责任考核制度。党员干部责任考核机制的制定要更明确、选人用人的程序要更加公开透明，以便随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检查，打破“圈子文化”的利益链条，让扭曲的“圈子文化”没有滋生的土壤。
三、“数字出官”推动基层统计造假
【热点概述】
衡山县是湖南省一个只有40多万人口的小县，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国家统计局在2014年查实，衡山县在数据统计和“三经普”中，虚报数字的问题非常突出。抽查的39家“联网直报单位”，2013年工业总产值上报数合计44亿元，而检查数合计只有5.8亿元。抽查的51家“非联网直报单位”，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上报数合计7.8亿元，检查数合计只有1.1亿元。根据统计法等相关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统计数据上报，这些造假行为被发现后已在2015年全国经济普查中予以修正。
【点评】
“数字腐败”顾名思义，是指某些党员干部在数据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主要指经济方面的数据统计。客观、真实的统计数据是各级政府分析社会经济活动的“温度计”，也是国家制定宏观政策、推进重大改革的根本依据，如果这个“温度计”失准，就会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管理无序，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党员干部之所以热衷数字，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不无关系。目前，我国官员政绩考核评价体制过于依赖统计数据，在官员升迁任免上往往以数字论英雄，在这种“数字出官”的规则制定下，一些干部难免热衷于数字造假。
同时，党员干部敢吹“数字牛皮”，与当前统计造假违法成本低、惩治乏力也有很大关系。统计法中虽明确了伪造、篡改统计资料要依法予以处分，然而从近些年官方通报和媒体曝光的数字造假事件来看，鲜有干部因此被追查问责，即便被处罚，也多是违纪违规层面的处罚，惩处力度不够，难以发挥惩戒、震慑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干部吹“数字牛皮”。
另外，统计部门自身的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目前，统计部门是垂直管理模式，各级统计部门即受上级统计部门管理，又受同级政府管辖，其经费和人事任免权属于地方政府。这种管理模式下，统计部门的执法行为就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缺乏独立性，最终沦为地方政府数字造假的“帮凶”。
因此，要想严打“数字腐败”，制伏“数字老虎”，首先必须尽快改进官员政绩的考核机制。变单一、局限的“数字考核”为科学、民主的“民意考核”、“选票考核制”，淡化GDP在地方考核中的分量，实现官员考核的多元化。其次，要完善统计法相关细则，对“弄虚作假”等统计腐败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打假的高压态势，让干部不敢吹“数字牛皮”。再次，改进统计部门管理体制，将统计部门从地方行政系统中剥离出来，增强统计部门执法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