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pdf

2023 年第 9 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司马迁与 史记 研究】一、“发愤著书说”对“集体记忆”的主观建构“集体记忆”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 哈布瓦赫在其著作 论集体记忆 中提出，他认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在共享往事的过程中传递出集体认同进而形成“集体记忆”。因此，成员之间相似的生命体验或价值追求是记忆“共享”的前提，也是其集体认同的保障，这是无数“集体记忆”建构的基础。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便强烈地体现出其对于“集体记忆”的主观建构。在 报任安书 中，司马迁倾吐自身不幸遭遇之后，最后满腔悲愤以精练之笔提出“发愤著书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膑脚，兵法 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1 580 581这里司马迁建构“集体记忆”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意选取古圣先贤，强调他们与自己相似的生命困境。司马迁历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甚至包括诗 三百篇之作者，认为这些古圣先贤都是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后才创作出不朽的作品，凸显自身悲惨遭遇与这群圣贤的相似性，这是其建构这一“集体记忆”的基础。另一方面，司马迁总结这些作品皆为圣贤“舒其愤”之作，内蕴自身之愤恨情思。就前者而言，吕氏春秋 为吕不韦门客所编，韩非 说难 孤愤 则作于囚秦之前，自古论者多有辩驳，此处不再赘述。就后者而言，周易 春秋 孙膑兵“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毋 军 保（信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摘要：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观照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亦深蕴层次丰富的人格精神与文学价值。在“集体记忆”的观照下，司马迁通过“发愤著书说”，首先，实现了个体在情感、现实以及精神层面对于生命困境的超越；其次，历代失志之士皆可如司马迁一般从圣贤这里找到现实路径和价值归属感，进而营造了一个“记忆场”，在这个场域中相互学习、记忆、共享；最后，“发愤著书说”所树立的穷且益坚的人格精神基于司马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死得其所”价值观的沉淀与凝铸，并使其有了进一步升华。此外，就文学价值而言，用典的极致化是“集体记忆”不断被塑造层累的主要文学手法，司马迁据事类义、援古证今，极大地提升“发愤著书说”的情感张力，展现使事用典的艺术魅力。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集体记忆”；个体；群体；穷且益坚；用典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5128（2023）09-0033-006收稿日期：2023-03-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形成、流变及其学术体系建构研究（21&ZD252）作者简介：毋军保，男，河南焦作人，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第 38 卷 第 9 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9 月Journal of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Vol.38No.9Sept.2023第 38 卷法 吕氏春秋 中极少有作者是自身情绪的表达，而 诗 三百篇也并非皆为圣贤发愤之所作。可见，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并未遵循“实录”原则，而是选择主观规避，用文学化的手法脱略具体史实而主观上求其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这样的论定亦是其在意有郁结，不通其道的前提下，“述往事、思来者”的结果，因此更彰显出司马迁是在理性权衡下对于这一“集体记忆”的主观建构。在历史时空中，将一系列经历人生困境而创作出不朽作品且极具历史影响力的圣贤集中聚合，并在极短的篇幅中“共享”着相似的生命体验，同时也进一步凝练出集体认同的价值追求穷且益坚的人格精神。此外，司马迁这一“集体记忆”建构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 史记 的诞生，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集体记忆”的可行性，鼓舞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在人生困境中对理想的坚守，同司马迁一起激发着这一“集体记忆”的活力。二、“集体记忆”下“发愤著书说”对个体生命困境的超越“集体记忆”下“发愤著书说”对个体生命困境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司马迁通过“集体记忆”的建构肯定了“发愤抒情”的合理性，为自身提供了情感宣泄和补偿的出口。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承“诗可以怨”以及屈原“发愤以抒情”而来，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儒家“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以周文王、孔子为代表的这一“集体记忆”的主观建构下充分肯定了自己发愤抒情的合理性。在 史记 的书写过程中，司马迁同样也践行这个原则。他在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 中充分肯定屈原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前提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22482的因果关系，强调其怨的合理性。同时，人生经历的相似性是司马迁将贾谊与屈原合传的匠心所在，而 吊屈原赋 的全文入史亦代表着他对贾谊借吊屈原沉江之事发自身怨情的理解和肯定。从某种程度上讲，司马迁在肯定屈原和贾谊的同时也是对自身不幸遭遇的反抗，在发愤抒情层面上三人达到了情感的融通。清代学者李晚芳在 读史管见 中点明 报任安书 是司马迁“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拂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 舒愤懑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3 235。司马迁基于“集体记忆”的主观建构，以圣贤群像的层累叠加使得“发愤抒情”足以抗衡甚至突破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为自己也为后世无数士人提供了“发愤抒情”的理论依据，亦提供了忧愤情绪发泄的情感出口。其次，司马迁通过“集体记忆”的建构进一步肯定了“立言”不朽的现实超越路径。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 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4 1979 中“三不朽”是古人追求名留青史的三种重要途径，结合古代士阶层自身属性及现实可行性而言，“立言”不朽成为士阶层主流选择的留名路径。就司马迁个人而言，其对于“立言”不朽有充分的自我认知，在 史记 太史公自序 中其明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 易传，继 春秋，本 诗、书、礼、乐 之际？意 在 斯 乎！意 在 斯 乎！小 子 何 敢 让焉。”2 3296这里表现出司马迁极强的“圣人情结”，“小子何敢让”表现出自己必将是继周公、孔子之后“绍明世”的另一位圣人，而 史记 的编写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史记 寄托了司马迁宏大的人生理想，面对灾祸，他选择了 史记，所以才选择了腐刑。在 报任安书 中，他直露心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1 581文以载道，司马迁忍辱负重，坚信 史记 定如春秋 一般成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5 56，所以他无怨无悔，极具杀身成仁、为道献身的崇高精神。宫刑之耻，司马迁终难以释怀，故其在 报任安书 中以 周易 春秋 诗经 离骚 国语 孙膑兵法 等发愤之作，将自身 史记 之“立言”与古圣先贤的对接，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一方面通过这毋军保：“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342023 年第 9 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群倜傥非常之人寻求精神慰藉，另一方面亦肯定了自身忍辱苟活献身 史记 的志意。总之，著书立言实现了司马迁自身与古圣先贤在“不朽”路径上的贯通，同时也使得自己突破了政治困境，实现了生命“不朽”的价值超越。最后，司马迁“集体记忆”下“圣人情结”的建构从精神上实现了个体精神境界的超越。所谓“圣人者，道之极也”6 357，“圣人情结”自古深植于古代士人意识之中，这里司马迁对于具有相似生命经历古圣先贤的集中网罗反过来看，亦是他自身的替代与证名。同时，这一“集体记忆”的建构又为司马迁和 史记 提供了与古圣先贤比肩的机会，在颂赞圣贤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道德与精神境界，使他从精神上实现了对生命困境的超越。因此，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亦表现出了其“释怀”一面，其言：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1 581此段我们感受不到司马迁前文之悲愤，反倒多了几分释怀。他从“立言”不朽出发，强调 史记 包罗万象之内容，深含成败兴衰之道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目标何其深远。史记 的完成与流传实现了司马迁对现实困境的超越，精神层面的追求超越了宫刑之辱，是以虽处极刑而无怨无悔。陶渊明曾言“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7 172，当找寻到生命的价值和出口时，便无惧命运的颠沛，一般人亦能做到如屈原一般“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1457 下的视死如归，完成对自身生命困境的超越，在精神上与圣贤无限接近。三、“集体记忆”下“发愤著书说”对群体社会价值的提升如上所言，司马迁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下从发愤抒情的情感层面、“立言”不朽的现实层面和“圣人情结”的精神层面实现了个体生命困境的突破，这也为古代无数仁人志士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和崇高的人格范式。而这一人格范式的树立植根于古代君主专制集权制度下“士不遇”的政治生态。“士不遇”是古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生存困境，它是传统士大夫担当精神与仕途坎坷的矛盾体现，因而在情感宣泄、理想实践和精神追求等方面与司马迁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如在汉武帝大一统政权之下，士人处在“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1 628 下的政治环境中，贾谊、李广的困顿与卫青封侯、田蚡骄纵形成鲜明对比，且古往今来，比比皆是。故董仲舒在 士不遇赋 开篇便以沉重的笔触感叹道：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欤，不期禄矣。遑遑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8 541此处董仲舒以无奈之口吻暗讽政治环境的险恶，自己正道直行但却无可遇之机，一生忙碌无益却反增辱，开篇便充溢着浓厚的时光流逝、生命焦虑之感。司马迁 悲士不遇赋 也直言：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8 541与董仲舒一样，他亦悲慨自身生不逢时。言己虽才质超人，克己复礼，但在美恶难辨的时代之中却只能有志难伸，孤影独存，末世无闻。不管是董仲舒还是司马迁，他们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志存高远极具担当精神，始终将个体的生命价值附归于国家和百姓，希望建功立业而名垂青史，因而当他们时运不济、壮志难酬之时，无奈困顿内积于胸，幽愤成为他们共有的心理基础。明代评点家郭正域强调 报任安书：“悲愤交感，每一过令人不平，令人兴起，真千古失志绝调。”9 1376“失志”之悲是古代士人群体在“士不遇”的政治生态下共有的35第 38 卷生命体验，这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传播和认同提供了现实基础，反之，“发愤著书说”也为古今不遇之士提供了切实可行且极为崇高的超越路径。因此，古今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加入这一“集体记忆”的“记忆场”中，从而也实现了士阶层群体价值的提升。“所谓 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使生活在这个传统中的个体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即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之一员的潜力，并在这个群体中学习、记忆、共享一种文化。”10归属感也即上文所言集体认同，在我国以古为尚的文化背景下，司马迁将周文王、孔子作为这一“集体记忆”的核心人物，故后世无数心怀壮志而深处困境的士人皆可如司马迁一般从圣贤这里找到价值归属感，在这个群体中相互学习、记忆、共享，找寻到超越困境的路径，并在精神境界上与前代圣贤相融通。陶渊明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7254，张翰言“讴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1 420，刘琨言“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1 357，鲍照言“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11 231，更有辛弃疾“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12 1746等等，皆表现出后世士阶层对这一“集体记忆”的精神认同。又，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将“立言”不朽重新拉回到士人的视野之中，与此同时又极大地提升了士阶层对于“立言”不朽的价值认知，使其成为困顿不遇、忧愤愁思的士人，以突破政治现实和人生困境，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不朽的重要途径和价值选择。孟 子曾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13 345在“立言”不朽和穷且益坚崇高品格的召唤下，士阶层作为“有为者”，其生命价值与舜、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发愤著书”的先贤实现了共通，这也是这一“集体记忆”历代不衰的内驱力所在。兼济天下以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文化认同使得士人群体政治热情极高，但在君主专制的政治生态下，“士不遇”已成为文学书写的主题之一，因而，此“记忆场”的人员也在不断迭代层累，巩固和丰富着这一“集体记忆”的价值内涵，穷且益坚成为不遇之士共享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范式，独善立言以实现生命价值的永存。此“记忆场”的不断扩充正反映出这一“集体记忆”的良性传承以及对士阶层群体社会价值的提升。四、“集体记忆”下“发愤著书说”对民族精神的沉淀与凝铸司马迁对于古圣先贤的集中引用突出展现了他们在生命困境中坚守理想、穷且益坚的人格精神，极具悲壮崇高之美。而这一精神的塑造基于司马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死得其所”价值观的坚守和践行，“发愤著书说”的凝铸使之历久弥新。古代神话体现着先民对于自然及万物的认知，也客观上折射出伟大的民族精神。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这些神话背后所蕴藏的中华民族心系天下、不屈不挠、不畏艰难、锲而不舍、勇于牺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优秀的民族精神，司马迁以周文王和孔子为代表所树立的穷且益坚的精神内核亦源出于此，是对优秀民族精神的再次选择与提炼。而古今圣贤所倡言“死得其所”亦深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一。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14 2471，孟子讲“舍生取义”，荀子言“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6 56。他们都在不断强调，重道义，轻生死，个体生命在社会进程中的价值意义。故司马迁在史记 中对伍子胥的生死抉择也作了高度的赞扬：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2 2183自杀，则死如蝼蚁，轻于鸿毛，司马迁以之为耻；隐忍苟活，矢志不渝，名垂后世，司马迁极为赞扬。然虽论伍子胥，实则亦是司马迁的心迹自白。报任安书 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1 579 上便是他生命观的集中展示。面对无端灾祸，司马迁生死无惧，但却“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因而选择比死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宫刑，屈辱而活，饱受诟谤，精神上也备受折磨。在 报任安书 的最后也刻画了自己近于崩溃的精神状态：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毋军保：“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362023 年第 9 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1 581宫刑之耻，司马迁承受不起，数行文字尽写其抑郁无聊之状，日日千肠百转，极尽煎熬。在这种痛不欲生的残酷余生中，史记 是他唯一的精神信念，他坚信 史记 将承载其一生的价值追求，可以尽偿前辱。司马迁深处逆境而不沉沦，毅力之顽强非常人可拟，深含悲壮之美。从中也可感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斗不止以及“重道义、轻生死”的民族精神深刻影响着司马迁的人生抉择，而“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坚韧精神也给予了他无限的精神慰藉，使其与古圣先贤共同凝铸了穷且益坚的人格范式。司马迁以圣贤为核心，结合自身遭遇，将一个个具有独立地位的历史人物精心统摄于“发愤著书”这一“集体记忆”之下，集中全力凝铸了穷且益坚的人格范式，合心系天下的担当精神，不屈不挠、不畏艰难的追求意志为一，使这一民族精神在这一“集体记忆”的建构下更为彰显。同时，“社会借助集体记忆来传达规范和价值”10，司马迁打通了一般人与至圣先师之间的壁垒，在这个“记忆场”中，穷且益坚的集体认同指导和规范着士人群体，他们反复学习、记忆、共享和实践，同时，古代兼济天下、舍生取义的文化认同，亦使得这一人格范式亦突破了群体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民族精神的再次回归，也进一步扩大了这一“集体记忆”的边界范畴，使其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每个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大家对于这一“集体记忆”由同情到敬佩，从感动到自强。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对于穷且益坚的崇高人格的追求，也深度揭示了中华文明传承的内在逻辑和动力。五、“集体记忆”下“发愤著书说”用典的极致化司马迁“发愤著书”集体记忆的建构其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手法等方面。其理论价值前人已有明晰阐释，这里仅就文学创作手法观照其文学价值。用典是司马迁建构这一“集体记忆”的主要方式。“典故作为一种凝聚浓厚历史文化内涵和哲理性美感内含的艺术符号”15 446是古代“诗”“笔”兼用的文学创作手法，它包括语典和事典。汉代之前，语典的使用当以对 诗经 的引用为主，而事典则以具体的历史人物的相关事件为主。从用典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论，司马迁此处用典之艺术高度可谓古今难及，这也在某一方面凸显了“笔”体在用典上对于“诗”体的超越。诗歌用典强调用事无迹，“如盐着水”的含蓄隽永之境，宋人蔡絛在 西清诗话 中说：“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家语：水中 着 盐，饮 水 乃 知 盐 味。此 说 诗 家 秘 密 藏也。”16187而“笔”体用典则强调平铺直叙，达“不隔”之境。“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5 1407“明理举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5 1411是用典之动机，即根据历史事件来证明文义，援引古代人物来证明今义，由此可知，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援引皆为“证今”。与诗歌相比，“笔”体从行文与篇幅上给了作者更大的创作空间。书信让司马迁在用典之前详细论述其遭受宫刑之委曲，为其集中使事渲染良好的氛围。之后司马迁在“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8 1018的原则下，在极短的篇幅内，大量援引周文王、孔子、屈原、韩非、孙膑等大家所熟知的圣贤之悲惨经历，且皆服务于自身发愤著书的本事，而“用典的过程也使得集体记忆在自己脑海中被唤醒、激活，使诗人在创作的亢奋之中，感觉着自己不仅是为自我抒情，而且是为了集体、甚或是人类在抒情并呐喊”17。最后，司马迁又进行理论总结与提升，提出“发愤著书”之论，于读者而言可谓“语语都在目前”1826，达到了王国维所谓的“不隔”之境。尼采曾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19 34司马迁此“不隔”之境的造就根植于自身悲惨之遭际，可谓字字血泪。同时通过极致化用典实现了自身与古圣先贤的时空跨越，增加了抒情的深度和厚度，从这一角度讲，“发愤著书”这一“集体记忆”也是历代圣贤血泪的凝结。因此，司马迁在用事精切的前提下，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平铺直叙，反复抒情，虽不及诗歌用典之含蓄蕴藉，但 报任安书 前期的铺垫为其集中用典致情感的喷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实与历史的碰撞使得抒情更具张力与魅力。司马迁在极短的篇幅内典故之精、密度之高可谓空前绝后，而其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亦可谓无37第 38 卷人能及。这当是其主观建构“集体记忆”的意外创获，也为后世用典树立了一个标杆。司马迁“发愤著书”这一“集体记忆”的建构极具指导性、包容性、稳定性和崇高性，它的建构有效地调节了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生态与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之间的冲突矛盾。这一“集体记忆”的建构其核心价值体现在融穷且益坚的崇高人格和“立言”不朽的担当精神于一体，从形而上和形而下层面提出了解决士人生命困境的路径，进而塑造了一个极具开放性和崇高性的“记忆场”，也是对整个华夏民族精神品质的再次凝铸与升华。参考文献：1萧统.文选 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2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3 李晚芳.读史管见 M.赵前明，凌朝栋，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阮元.春秋左传正义 M.北京：中华书局，1980.5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 王先谦.荀子集解 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7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11.8 欧阳询.艺文类聚 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9赵俊玲.文选汇评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10 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18-26.11 钱仲联.鲍参军集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2 辛弃疾.辛弃疾集编年笺注 M.辛更儒，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13 焦循，孟子正义 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4阮元.论语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6 蔡絛.西清诗话 M/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17 胡大雷.六朝诗歌用典论：兼论“诗言志”与集体无意识 J.文学评论，2014（5）：154-160.18 王国维.人间词话 M.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19 尼采.苏鲁支语录 M.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责任编辑朱正平】The Constru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Sima Qian s“Writing forGrievances”under the“Collective Memory”WU Junbao（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464000，China）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Collective Memory”，Sima Qian s“Writing for Grievances”also em-bodies rich levels of personality spirit and literary value.Under the observation of“Collective Memory”，Sima Qian firstachieved an individual s transcendence of life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emotions,reality and spirit through“Writing for Griev-ances”.Secondly，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aspir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like Sima Qian，can find practical paths and asense of value belonging from sages，thus creating a“memory field”where they learn，remember，and share with each oth-er.Thirdly，the impoverished and resilient personality spirit established by the“Writing for Grievances”is based on SimaQian s sediment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endlesslife and struggle，as well as the value of“death being well deserved”.In addition，in terms of literary value，the ultimateuse of allusions is the main literary technique that constantly shapes and accumulates layers of“Collective Memory”.SimaQian greatly enhanced the emotional tension of“Writing for Grievances”and demonstrated the artistic charm of using allu-sions based on the analogy of events and citing the past to prove the present.Key words：Sima Qian；Writing for Grievances；Collective Memory;individuality；group;spirit of poverty andstrength；citation毋军保：“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