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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提要：三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复制翻版的工业化进程，最大的收益仍然是摆脱了百年 “挨打”的境地，三次对外开放接受的仍是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不断调整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

引言∶中国其实只是“中”国

我过去长期埋头农村基层的社会改良试验，一向只 “埋头拉车”，不介入两个极端倾向的理论讨论。近两年认识到农村“草根”社会的变化是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符合规律的现象，于是才试著把多年来的感性经验提出来讨论，也因此有机会浮上来“抬头看路”，开始从 “三农问题”的研究出发，思考与对农民和农村有制约作用的“大问题”，在思考中逐渐尝试著把近代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影响与当前的问题结合起来分析，试图提出一个分析发展问题的思路。

1 、问题的提出∶关于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其成绩宏大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毋庸赘述。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 “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 3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哪次都有成绩也有代价。

中国是 “中”国。近代自清末人口超过 4亿以来，既定的资源秉赋已经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本来就对制度安排是一种硬约束，使中国客观上既走不了苏联、也走不了西方模式的工业化道路，无论硬一点的照搬，或者软一点的跟随，尽管会有成绩，也必然会造成损失。关键是我们自己怎样认识成绩和代价，也就是怎样从发展的角度估计 “收益和成本”。

以往的文献大量表述了成绩或者“收益”，而本文则试图做一点点代价分析，并且试图以此说明，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基本国情矛盾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对照搬制度的约束，我们可能已经完全没有再照搬下去的条件，可能“不得不”摸索著走自己的路，现在应该是全面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候了。

2 、要深化改革和稳定发展，就必须重新强调解放思想

人们有高度共识的是∶ 20 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群众自发（至少起初是自发的）的2 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来，这种“大问题”的讨论，除了邓小平南巡谈话期间约略有所涉及之外，在一个时期以来以高速经济增长为衡量成败主要标准的舆论之中，似乎没有人再提起过。而到世纪之交，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出现一系列增长的代价问题，增长停滞又造成“改革”

难以推进之后，尽管理论界有层次感的部分人仍然不为所动，但大多数人终于又是自发地要反思、要讨论了。有鉴于此，近年来学界出现的讨论、分歧，和初露端倪的分化，才确实是本世纪初中国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能够推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将对我们21世纪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结构调整有重大作用。要重新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必须重新强调解放思想。这几乎成了改革与否的“试金石”。 很多地方和部门近来的情况表明，那些口头讲改革，实际上维护既得利益、甚至往相反的方向拉的人肯定不会动员人们解放思想。尤其在刚刚过去的90年代， “体制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趋势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比较复杂，难以深入讨论，只能在发展理论上做一点澄清。

一、 50 年代对苏开放的成绩与问题

1 、新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 50 年代对苏联开放

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此后则周边战争不断。在地缘政治关系根本改变的国际环境压力下，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放弃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改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于战争期间的1950-52 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能源、动力、机械等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且在典型的“复制翻版”国家工业化，及其相应的管理体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

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体现。我们过去的理论误区不大、但却关键，仅仅在于∶把苏联在苏联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斯大林主义发展模式，固化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形态。

2 、重新认识当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本质

我一直认为（这个认识并不新）∶美国和苏联都在 “二次大战”中得到了维持、甚至加快传统结构的制造业发展历史机会，也由此导致这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失去调整机会，而这正是老式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战争调节生产过剩矛盾的必然结果。

然而战后，这种被战争需求刺激拉动的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必须找到出路，在这种不可逆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两个大的资本帝国主义集团必然利用战后完成的势力划分，分别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对外援助生产设备抵顶投资，既转嫁、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大批发展中国家 “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显然，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两个大的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主导的、传统制造业扩散的工业化进程，一向被人们公认是的社会进步。接著，就是众说纷纭的“后发优势”、 “转轨经济”、“全球化”等等。相应地，也就有绿色主义、可持续理论，以及后现代批判等等。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追求工业化的形式和过程相比，象中国这样，能够由“民族独立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主导，因此能够以民族独立必须的军事化为目标，完成经济增长要求的社会整合过程，并且得以克服任何反对，全部占有“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生成的财产和收益，确实能够比较短期地完成跨越工业化门槛的资本原始积累。尽管，这绝不意味著“潜在的”代价小。

3 、基本国情矛盾所派生的基本体制矛盾

直接的最大社会代价，就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那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在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农户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

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的、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因为，苏联和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大批的农业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劳动力短缺。而在东方国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日本，和纳入美国战略投资范围的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规律。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几乎都出现“拉美化”问题。而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50 年过去，新世纪开始， “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

4 、“全盘苏化”与中苏关系恶化

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不能再次被外部势力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必须保

持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脱离本土的、完全现代化的朝鲜战争的教训下，为了维持历经三代政府、打了 100多年、死了几千万人才初步得到的民族独立，也在军队这个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连续两次全面“换装”的紧迫需求下，主动要求、全面接受了苏联援助的大工业产品和二手设备。只有完全依靠苏联提供的图纸、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才能节省启动成本，降低中国进入工业化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科技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 “进城农民干”，实行 “手把手，传帮带”。 于是，就在这样完全复制翻版的国家工业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这就是 50 年代的“全盘苏化”。 我认为，没有这种“全盘苏化”，就没有中国的初步 “国家工业化”。 接著的问题是∶中国开始 “一五计划”、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苏联已经进行“六五计划”了，双方的差距是分别处在前、后工业化的两个历史阶段上。

苏联在完成国家工业化、形成大生产之后，产业门类齐全和专业分工必然要求大规模交换，因此，也必然全面调整在国家资本积累阶段发挥重大作用的斯大林主义政策，这是苏共20大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正在进行刚刚开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尤其中国一五计划形成了大工业的初步生产能力、正在追求资本增密和技术升级的时候必然进一步加强集权体制，不可能随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调整自己刚刚照搬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于是，发生中苏两党大论战，两国关系随之迅速恶化。

5 、自力更生与经济危机

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即受挫，不得不强调自力更生， “愤”发图强。其中就有如愤发地搞核武器、石油基地和大型水利工程的伟大成绩。但是，如历史上秦、隋两朝，在烽火连天的同时大兴土木导致府库空虚、民不聊生，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当时政府财政确实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自身既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 1959－61年以 “3 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 千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然后，随农民悲剧式反抗而来的，是以 “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就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 “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

二、第二次“洋跃进”∶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1 、引进欧、美、日石油化工和轻纺设备，调整重偏斜的工业结构虽然中国50 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初步形成了军事需求导向的国家工业。然而，这种对夕阳产业 “复制翻版”的重偏斜的工业，既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完成经济过程，也不可能象苏联和西方那样通过战后资本输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尽管中国整个60年代都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还经历著痛苦的经济政治调整，其间在 1967 －69年发动了第二次涉及约3 千万城里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重结构”问题的制约不可能根本解决。

当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根本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之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 1972 年向西方打开国门，中国在作出调整周边关系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终于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改变经济结构的条件。当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调整了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大规模引进使中国农业由于1972-74 年化肥产量翻番而产量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 “的确良”和洗衣粉。

70年代这次对外开放，与 50 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 “手把手、传帮带”，从而节省技术和管理成本的优惠。进而，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还得转变过去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制度体系），才能适应现在照搬进来的西方生产线。这种制度改变，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表现。

2 、财政危机的再次发生和经济形势恶化

由于主要依靠引进项目调整工业结构，中国出现了与 “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 1974 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 100亿；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 800 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随之1974年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这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接著，据说是华国峰同志在 1976 －77年领导了更大规模引进外资，那时提出的“上它一百多个大项目”， “上他几十个大庆”，被后来人批判为“洋跃进”！

那次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结果，是造成1978－79年在财政收入不过才千亿左右的条件下，连续出现每年 180－200 亿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国家在 1979 年第一次 “超发”了 400亿货币，这又使得城市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3 、危机压力下的“改革”

在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之下，中国从 1980 年开始，不得不在城市实行 “关停并转”，大批职工下岗。而在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绝对权威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再通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向农村转嫁城市的就业压力，而且还得落实政策允许知识青年回城。当时大约4 千万青年待业，是造成社会性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接著就是针对性的两个“严打”运动。同时，中央政府在 1982 年终于同意在全国推行以农村大包干为代表的体制改革。

尽管8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危机成因与过去有本质上的差别，但50年代末期以来处理危机的做法及其作用，几乎演变成为习惯性的应对程序∶人们在 1989 年和 1997年感到“关停并转”又被重复使用之后，仍然以造成大规模社会性犯罪为直接后果，当然也逻辑性地导致 “严打”运动和政治趋紧。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代价。

可以说，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派生的，其内容方向的不同，一般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唯独 “农村改革”不同∶无论1950年土改、 1960年 “三自一包”、 1982 年 “大包干”，还是 1998 年的“落实30年延包”，都类似于历史上以 “均田免赋”为主要内容的让步政策。然后是小农经济和村社传统的恢复。由于这种向传统复归的“改革”与国家对外开放和复制翻版工业化导致的制度变迁不可能吻合，才使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更有历史意义上对立性。才使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承认，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三、第三次∶最近20年的对外开放，及其必然导致师法西方的体制改革最近20 年开放带动的改革成绩斐然，但实质上仍然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复制翻版”，只不过从师法苏俄改为师法欧美。

因此，学界才继续著毛泽东提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规律现象∶ 50 年代照搬苏俄者，党内专家也；异议者， “右派”也。 90 年代照搬欧美者，学术带头人也，异议者， “左派”也。在两个极端上跳舞的不良倾向，似乎永远是主流。难怪那些已经进步到“摸著石头过河”的政治家看不起我们的学者。在政治家眼里，无论当年的党内专家，还是当前的学术带头人，虽然唇枪舌剑水火不相容，但其实都还停留在 “邯郸学步”阶段。

1 、“奇迹”背后的三个不同

1978年以后的20年城市经济发展被世界称为“奇迹”，虽然基本上是依靠引进外资复制翻版工业化，但与前 2次的有所不同∶

其一，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基础。由于已经有了前 30 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国资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换的基础条件。

其二，利益主体形成。由于国家在 80 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 “拨改贷”

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 “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其三，启动了经济货币化。 1978 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 万亿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 221亿。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职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营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 1000 多亿，而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约1 万亿。

到20年后的1998年， GDP 约10万亿，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万亿。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

经济货币化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以此既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向社会转嫁亏损。最终形成1998年 M2 与 GDP高达 135％的比例（美国为67％）。

另一方面则出现各地竞相追逐外资以促进地方资源开发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 1995 年就超过 45 ％，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而同时，有些地方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已经造成了自己不可持续的后果，而且还试图向其他不发达地区转嫁。

2 、金融资本垄断形成，并且异化于产业资本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取消黄金本位的货币发行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并且，货币不断超发必然导致金融资本的权利垄断。还由于 M2 高比例大于 GDP，金融资本不可能“分享社会平均利润”，于是，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必然 “异化”于产业资本，追逐自己独立于实物经济之外的超额垄断利益。

其后果是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一方面生产领域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资本过剩、资本市场过度投机，中国也出现了经济的初步泡沫化现象。这也是社会收益分配向垄断部门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的主要解释之一。

四、结语

中国50年中3 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复制翻版的工业化进程，最大的收益仍然是摆脱了百年 “挨打”的境地，在冷战和核讹诈时代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基本完整。因此可以认为， 50 年代建立的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服务于国防的 “公共品”，本质上不能用是否适应市场经济来衡量其成败。其本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也是主要承担国家财政和政策贷款投资的战略性大型经济开发项目，例如西部开发等。

同时也应该了解，我们3 次对外开放接受的，仍然是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不断调整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这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情况雷同。对此，我曾经在国内外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各种讨论中提出过。一直就认为那次所谓“金融危机”其实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追随复制西方传统经济结构问题的外在表现。尽管我从来没想过要作经济预测。但确实在 1994 年就比较全面地提出过对金融危机的预警，是年 11 月《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 9月间我和一个美国学者的对话录，题目就是∶ “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 文章发表以后听到负面反映比较多。但时隔不到3 年，果然发生了从东亚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发生以后，有关方面又过于重视技术层次的问题，或纯粹金融业务上的分析，于是我又在 1998 年写文章，认为这次危机发生根本不是金融风险防范的问题，实质是东亚国家复制翻版传统结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不利的是中国工业化开始得早，资源环境破坏得严重， 50 年来人口还增加了 1.5倍；因此，照搬式的制度改变面临的资源约束更严峻。有利的是在劳动力长期、绝对过剩条件下，既可以保证传统产业使用活劳动的最低成本，又没有工人运动；因此，东部落后产业可以利用中西部贫困地区流动打工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长期存活。

最近关于中国加入 WTO的讨论中，很多人寄希望于引进外资来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这在现象上类似于 “第二次开放改革”，亦即与 70 年代末期中央政府引进外资调整工业结构的情况雷同。那次的代价上文已经做了讨论，可以作为对当前形势分析的依据。

如果我们愿意以这 50 年的经济发展为线索看下去，今后符合规律的趋势可谓 “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其一，资本相对过剩条件下的对外输出，与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结合。其二，以权利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内外融合。不过，如果真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就需要有比国内农村更为广大的承受代价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