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pdf

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68 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 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a 胡 斌（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治理研究所，北京，100871）摘 要：活跃于北宋哲、徽两朝的张商英既是绍圣新党，又因反对蔡京而名列元祐党籍碑。南宋官方史书对其评价不一：成书于绍兴末的徽宗实录附传盛赞其大观入相反对蔡京的功绩，成书于孝宗朝的四朝国史本传则着重批评其绍圣中攻击元祐旧臣的政治污点。张商英官方形象的变化，体现了钦宗朝以来不同政治语境影响下，朝廷追复元祐党之动力与侧重的差异。从钦宗朝至两宋之交，朝廷追复元祐党是为了塑造反对蔡京的政治话语，故此时张商英得赠美官美谥。当南宋政权稳定之后，元祐旧臣子弟入朝，元祐学术成为风尚，张商英攻击元祐旧臣的事迹开始受到士林、朝廷与史官的关注。关键词：元祐党；张商英；徽宗实录；历史书写；绍述 张商英是北宋后期的重要官员。他在神宗朝任检正中书礼房公事、权监察御史里行、检正中书刑房等职。在哲宗即位之初，张商英因反对推行“更化”而被外贬。当绍圣新党执政后，他身居谏官，攻击元祐旧臣。徽宗崇宁时，他因与蔡京不和而外任，随后被列入元祐党籍碑。大观三年（1109 年）徽宗肯定张氏绍圣时曾“力排元祐奸恶”而令其出籍，次年即接替罢相的蔡京入朝为相，力主变更蔡京弊政。不久蔡京复相，张商英再度外贬，最后于宣和三年（1121 年）去世。张商英经历了北宋哲宗朝以降的众多历史事件，此人复杂的政治经历令后代史官的评价难以“盖棺定论”。南宋官方史书的基本评价取向是贬斥以蔡京为代表的绍圣新党、*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祐党籍视角下的北宋晚期政治演变研究”（20CZS029）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朱义群先生的指正，谨致谢忱。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 269 褒奖元祐旧党及蔡京的反对者。张商英坚定支持绍述神宗新法，而其反对蔡京的事迹又相当突出。他曾是打击元祐旧党的先锋，又因元祐所作嘉禾颂被蔡京等人指为歌颂旧党而与司马光等人一同名列元祐党籍碑。这种难以纳入新党/旧党、元祐/绍圣等二元评价标准的复杂经历，是活跃于哲宗、徽宗两朝的一些历史人物的共性特征。不同时代的南宋史官对张商英的评价有何不同？他们如何通过调整历史书写支持此种评价？官方历史书写的调整是否导致不同时代编纂的南宋官方史书中张商英形象出现了变化？张氏官方形象的变化又与当时的政治风向有何关联？这些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a 一、两种张商英官方传记的评价与书写差异 考察南宋官方史书中张商英的形象，首先应厘清官方史书中张商英传记的源流。流传至今的南宋官方史书中至少有两种张商英传记：一是名臣碑传琬琰集收录的张少保商英传，二是宋史张商英传。前者系绍兴末年成书的绍兴徽宗实录附传，参考了张商英外孙何麒所作家传及绍兴史官王赏所作“国史”传记，体现了绍兴末年以前张氏的官方历史形象。b后者则基于淳熙十三年（1186 年）成书的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本传。四朝国史张商英传又由乾道五年（1169 年）始修、淳熙四年（1177 年）成书的淳熙重修徽宗实录附传发展而成。可见宋史张商英传大体反映了乾道五年以后张氏的官方形象。c 徽宗朝官方历史书写在高、孝之际发生了明显变化，活跃于孝宗朝的李焘和洪迈正是促成此种变化的关键人物。李焘对绍兴末年官方编修的绍兴徽宗实录多有批评，他在乾道五年提议重修徽宗实录，直接主持淳熙徽宗实录的编纂，随后又参与修纂四朝国史列传。洪迈接替李焘主持完成四朝国史，此书列传部分直接经过洪氏删修。经过李、洪等人的修订，淳熙徽宗实录对徽宗朝人事的褒贬与绍兴徽宗实录相当不同。李焘、洪迈二人对绍兴徽宗实录的修正意见均有迹可循。李焘撰写的续资治 a 目前已有多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对张商英的政治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参见罗凌：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2007 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蔡畅：张商英的政治活动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王英：北宋张商英政治活动探研，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其中仅有罗文以专章考察了张商英的后世评价，提到张氏声誉在北宋末到南宋初的升降过程。b（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03，元祐二年条引何麒张商英家传、王赏商英传，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8039804 页。c 宋史以宋朝国史为基础，也经过了元代官方史臣的删改。为了尽量排除元代史官介入修改的可能，本文仅选择宋史张商英传中可以追溯到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和容斋随笔的文本，也就是证实出自南宋史官意见的内容展开讨论。这些文本反映出四朝国史本传的面貌，故下文引用宋史张商英传中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容斋随笔的文本时径作四朝国史张商英传。另外，四朝国史本传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意见的吸收，有些是纂修四朝国史过程中直接参照续资治通鉴长编修入，有些是因四朝国史参考淳熙徽宗实录附传，而淳熙徽宗实录业已吸收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致。由于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本文将四朝国史直接或间接吸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情况一概视作四朝国史修史时直接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暂不考虑淳熙徽宗实录附传吸收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为四朝国史本传转引的情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70 通鉴长编（其徽宗朝部分主要保存于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对绍兴徽宗实录多有厘正，这些意见为淳熙徽宗实录和四朝国史广泛参考吸收。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注文中就存有李焘对绍兴徽宗实录张商英附传的修订意见。此外，洪迈所著容斋随笔中“张天觉为人”一则，直接体现了洪迈对何麒所著张商英家传及绍兴徽宗实录附传的意见（图 1）。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和容斋随笔的相关内容，是考察南宋两种张商英官方史书传记记述差别和书写方向转变的重要线索。故本部分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和容斋随笔，全面对比张少保商英传 宋史张商英传的书写差异。图 1 两种张商英官方传记的文献源流 两种官方传记对张商英的基本评价差别很大。张少保商英传提到：商英慷慨敢言事，然诡谲不常。在元祐时献嘉禾颂，以文彦博、吕公著比周公a，绍圣间乃极言其短。尝作祭司马光文，（巳）已b乃追论其罪。始也，排击有言诸人是力。迨为相，则从而引用之。蔡京置之党籍中，其实繇熙、丰进也。大观之政，矫革时弊，天下称之。c 张少保商英传以“诡谲不常”描述张商英在哲宗、徽宗两朝的行为。其中提到张 a“周公”后有一“上”字，疑衍。b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注文及宋宰辅编年录引李丙丁未录，于“已”字前有“极其称美”四字，强调张商英祭司马光文称赞司马光，而后批评追论的反复立场。张少保商英传或有脱文，此处“已”字应从下句。参见（宋）陈均编，许沛藻、金圆、顾吉辰，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8，政和元年冬十月条注文，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704 页；（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 12，政和元年八月丁巳条引丁未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762763 页。c（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卷 16，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元明递修本，第 6 叶 b。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 271 氏于元祐中献嘉禾颂、作祭司马光文以赞同元祐更化a，到绍圣新党当政时转而攻击元祐旧臣，至徽宗朝代蔡京为相时又转而引用元祐旧臣。最后，引文一面强调其宗主“熙、丰”，本不应名列元祐党籍碑，一面又肯定张氏矫正蔡京乱政的功绩。总体来看，张少保商英传认为张商英在北宋后期党争中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其大观入相矫正蔡京乱政的重大功绩，足以抵消其曾附新党的政治污点。关于张商英对元祐旧党的态度，以及对其大观为相的评价，宋史张商英传与张少保商英传明显不同。宋史张商英传先辨明以张商英作嘉禾颂 祭司马光文证明其党附元祐实系蔡京指使的诬陷，不能据此判定张商英曾支持旧党。关于对张氏大观入相的评价，宋史张商英传在末尾提到：商英作相，适承蔡京之后，小变其政，譬饥者易为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赠太保。绍兴中，又赐谥文忠，天下皆不谓然。b 末尾此段评价与容斋随笔对张商英的评价c如出一辙，应源于四朝国史本传。引文说明张商英大观入相虽稍革蔡京弊政，却无旋乾转坤之功。d其中一“适”字，强调张商英之所以在钦宗、高宗两朝特蒙褒奖，不过是出于当时否定蔡京乱政的政治需要。洪迈这一评价，通过解构张商英“蒙忠直之名”的原因，驳斥了张少保商英传对张氏大观入相除弊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绍兴徽宗实录附传与四朝国史本传对张商英的评价倾向针锋相对。绍兴徽宗实录认为张商英在北宋后期党争中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高度评价张商英大观入相后反对蔡京乱政的事迹，整体评价相对正面。四朝国史本传旨在突显绍圣中张商英基于新党立场而非毁元祐的事迹，否定张氏曾经认同或庇护元祐旧党，反对拔高其大观入相后反对蔡京的功绩，整体评价相对负面。两种官方传记的差别，体现出官方史书中张商英的形象在南宋高、孝之际由“天下称之”变为“天下皆不谓然”。两种官方传记对张商英评价倾向的差异，具体体现为对关键史事的不同书写方式。四朝国史对绍兴徽宗实录的第一处重要修正，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张商英元祐初年行迹的补正：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 a 崇宁二年（1103 年）蔡京为诬陷张商英，才提出张氏嘉禾颂是为赞颂元祐之政而作，张氏本人在大观四年（1110 年）入相时明确否定了这一解释。参见（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 7嘉禾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8184 页；（宋）陈均编，许沛藻、金圆、顾吉辰，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7，大观四年春二月条，第 698 页。b 宋史卷 351张商英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1098 页。c（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 15张天觉为人，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99 页。d 张商英大观入相后“小变”蔡京之政的具体举措，是废除或改易蔡京崇宁以来创立的诸项财政制度，如改蔡京主张颁行当十铜钱作当三钱，废除夹锡铁钱及实行于西北解盐区、淮南地区、两浙地区的新盐钞法等。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78381、483 页；日岛居一康：宋代财政构造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2 年，第 184185、233237 页。值得注意的是，张商英变更蔡京之政时秉承着祖述神宗熙丰之政的理念，并非持有否定绍述神宗的元祐立场，参见宋史卷 182食货志，第 44484449 页；（宋）杨仲良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1张商英事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39763977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72 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干，奈何轻议变更？”又尝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出之。此据徵录商英传及邵伯温辨诬修入。邵伯温作章惇传云：“惇既拜相，荐蔡卞为右丞，林希为中书舍人，张商英为谏官。蔡卞为王荆公复仇，又以元祐中除知广州为置已于死地。林希在元祐间自中书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张商英在元祐初为开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简苏内翰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偶馆职孙朴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为河东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辅者。”a 李焘在注文中明示此段正文为绍兴徽宗实录张商英附传与邵伯温辨诬之章惇传拼接而成。今查“又”字以前正文见于张少保商英传b；“又”字以后内容即李焘节录辨诬。这一文本具见于宋史张商英传，表明宋史这一细节出自四朝国史本传，后者又吸收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意见c。辨诬的作者邵伯温反对新党的立场鲜明，李焘将辨诬纳入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张商英曾在元祐初上章反对更化。根据何麒张商英家传，当时张商英曾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道原则反对更化，并强调司马光推动更化是出于私怨，其他元祐旧臣也曾在神宗朝陈言新法之利，此时推动更化乃迎合时好，反覆射利之举。宣仁太后因此称誉张商英为“忠臣孝子”d。这一写法树立了张氏因忠于神宗、规劝哲宗遵循孝道而反对元祐更化的“正面形象”，为绍兴徽宗实录附传所继承。而邵伯温辨诬却提到元祐初张商英致书苏轼谋求担任言官，而为吕公著斥出的史事，并认为张氏之所以在绍圣时期打击元祐旧臣，是因其衔恨于此。就事实而论，此事似乎并非捕风捉影，常安民绍圣二年（1095 年）上疏中就提到：“张商英，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e就书写而言，续资治通鉴长编通过添入辨诬，揭示了自我标榜忠于神宗之志的张商英曾在元祐初试图改弦易辙以求进用，令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奏议看起来相当虚伪。由此可见，李焘增入辩诬一段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补阙史事，而是有意构建元祐时张商英两头下注的投机形象，以图消解何麒张商英家传、绍兴徽宗实录附传中张氏忠于神宗、劝勉哲宗遵循孝道的“正面形象”。四朝国史的第二处修正，是扩写了张商英绍圣中攻击元祐旧臣的言行事迹：绍圣元年，以右正言召迁左司谏。言苏轼论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又言吕大防、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唐老、孙升、韩川，皆坐贬。言司马光、文彦博负 a（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03，元祐二年秋七月乙卯条，第 9803 页。b 张少保商英传仅少“朝奉郎”，应为李焘所添。c 宋史卷 351张商英传，第 11095 页。d（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03，元祐二年条引何麒商英家传，第 98039804 页。e（宋）常安民：上哲宗论大臣唱绍述之说，（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 1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310 页。另（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 67 之 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4853 页中有类似记载。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 273 国，吕公著不当谥“正献”。a 哲宗亲政，召为右正言、左司谏。商英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极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之所勘当，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作命，无非指擿抉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清（青）日明，诛赏未正，愿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论内侍陈衍以摇宣仁，至比之吕、武；乞追夺光、公著赠谥，仆碑毁冢；言文彦博背负国恩，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诸人，皆相继受谴。又言：“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其观望捭阖，以险语激怒当世，概类此。b 宋史张商英传此段较之张少保商英传篇幅有显著扩张。具体来看，宋史张商英传所增加张商英章奏（“先帝盛德大业”）和奏对（“愿陛下无忘元祐时”）毕见于太平治迹统类、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或宋史全文等广泛征引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文献c。其中“遂论内侍陈衍”至“言文彦博背负国恩”的句子源于容斋随笔。仅有“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诸人，皆相继受谴”两句是缩写张少保商英传。可见宋史张商英传扩写的张商英绍圣中攻击旧党言行，完全取材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洪迈容斋随笔。这一增补应当出于孝宗朝史官之手，反映了四朝国史本传的面貌。张少保商英传与四朝国史本传写法的差别，反映了二者对张商英的不同评价。张少保商英传既然要把张氏写成“天下称之”的贤臣，势必要弱化其绍圣打击元祐旧臣的“政治污点”。四朝国史本传则引用奏疏、奏对以增重记述张商英绍圣事迹的分量，点明其以“仆碑毁冢”等激进言论怂恿当权者打击元祐旧臣的“劣迹”。总之，四朝国史本传扩写的目的，在于体现张商英确属绍圣新党，以便突显钦宗朝以降张商英因列名元祐党籍碑而受褒赠的荒谬。四朝国史的最后一项重要修正，是关于元符三年（1100 年）张商英失势外任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注文提到：商英本传云：“时大河决，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缴词头，具言筑堤塞河，是塞儿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观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龙制、河北漕。”按：商英自中书舍人出，曾布日录载其事端，坐章惇党也。本传饰说，今不取。d a（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 16张少保商英传，第 4 叶 a、第 5 叶 b。b 宋史卷 351张商英传，第 1109511096 页。c（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24元祐党事本末下，绍圣元年六月条、冬十月条，适园丛书本，第 8 叶 b、第 9 叶 a，第 14 叶 a（卷叶）；（宋）杨仲良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01逐元祐党人上，绍圣元年六月甲戌条，第 31273128 页；（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 13 下，绍圣元年冬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883 页。d（宋）杨仲良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20逐惇卞党人，元符三年九月辛未条注文，第 36153616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74 此处所引“商英本传”记载又见于张少保商英传，正是绍兴徽宗实录的内容a。值得注意的是，宋史河渠志存有张商英讨论治河事的完整论述，两相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绍兴徽宗实录张商英附传的剪裁痕迹：（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郑佑、吴安持辈皆用登极大赦，次第牵复。中书舍人张商英缴奏：“佑等昨主回河，皆违神宗北流之意。”不听。商英又尝论水官非其人，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为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b 不难看出，绍兴徽宗实录附传所删去的，正是张商英在元符末讨论治河问题的政治背景。北宋神宗朝以降，黄河东流、北流争议是牵动新、旧党争的重要议题。神宗元丰四年（1081 年）黄河决口北流，神宗遂主张维持北流。元祐二年（1087 年），太师文彦博、中书侍郎吕大防及都水使者吴安持等人提议改道东流。绍圣元年（1094 年）起复新党后朝中回河争议再起，黄河又于元符二年（1099 年）全河北流，左司谏王祖道建议将吴安持、郑佑等支持东流者“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c。引文提到张商英反对徽宗即位大赦时叙复郑、吴二人，是希望徽宗继位后继续绍述“神宗北流之意”，体现其新党立场。此后张商英再论“水官非其人”及治河之道，也是担心叙复郑、吴等人会动摇朝廷回河议论。绍兴徽宗实录附传截除了张商英反对叙复郑、吴的事迹，就是为了不提及张氏力主维持黄河北流的绍述主张。李焘则引用曾布日录，认为张商英元符三年（1100 年）外任，实因原先党附的章惇失势所致，遂以张商英论治河为饰说。洪迈也认为张商英外任与其论治河无关，并提到张商英除中书舍人谢表“历诋元祐诸贤”，同样意图强调张商英主绍述、诋元祐的新党立场。宋史张商英传则基本沿用洪迈的说法，全未言及张商英论治河事。不难看出，两类官方传记关于元符三年张商英罢中书舍人外任原因的书写倾向分歧明显。绍兴徽宗实录则有意隐去张商英讨论治河时支持绍述的背景，而李焘、洪迈意图强调张商英为章惇门人、“历诋元祐诸贤”的新党立场。综上可知，四朝国史本传与绍兴徽宗实录附传（即张少保商英传）对张商英党派立场和评价倾向有较大差异。绍兴徽宗实录附传认为张商英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高度赞扬其大观入相后反对蔡京弊政的功绩。而四朝国史本传则认为张商英就是绍圣新党，其大观入相反对蔡京不足以掩盖其打击旧党的政治污点。就具体细节来看，绍兴徽宗实录附传申明张氏反对“元祐更化”缘于其忠于神宗，劝哲宗循孝道，略去关于张氏绍圣时打击旧党言行的记述，并通过截引史料隐去张商英于徽宗即位 a（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 16张少保商英传，第 5 页 a。一般来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国史传记时称“本传”，引用实录所附传记时称“附传”。此处的“商英本传”，或为哲宗正史之张商英传，而为绍兴徽宗实录附传所沿用；或为绍兴十二年王赏在史院撰写的国史传记；或为李焘误称绍兴徽宗实录张商英附传为“本传”。b 宋史卷 93河渠志黄河下，第 2309 页。c 宋史卷 93河渠志黄河下，第 2309 页。参见邹逸麟：北宋黄河东北流之争与朋党政治，张其凡、李裕民主编：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80498 页。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 275 时坚持绍述神宗北流之议的新党立场。四朝国史本传则强调张氏在元祐初希求进用不得而怨望，揭示了所谓张氏是“因忠孝而反对更化”的虚伪性，扩充了张商英绍圣时攻击元祐旧臣的细节，强调他因党附章惇而受蔡京打压的经历。总之，两种官方传记差别聚焦于两点：第一，作为主张绍述的新党，张商英是否曾经认同、庇护旧党官员？第二，能否凭张商英大观入相后变更蔡京弊政一事，树立其正面的历史形象？两种官方传记在这两个问题上产生歧见的原因，实与北宋钦宗朝以降追复元祐党的过程密切相关。二、追复元祐党的历史过程与靖康以来张商英形象的变化 随着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加剧，徽宗崇宁三年（1104 年）朝廷在蔡京的主持下颁布了元祐党籍碑，剥夺了列名其中的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政治权力。钦宗即位后，特别是南宋建立后，朝廷解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依据元祐党籍碑逐步追复、表彰元祐党人。不过，名列元祐党籍碑的官员，除在哲宗元祐时期当政、主张变更神宗新法的元祐旧臣之外，也有章惇、曾布等开罪蔡京的新党成员。a故而南宋时朝廷在依据元祐党籍碑叙复元祐党人时，逐渐产生了从中辨识“真元祐党人”的意识。早在绍兴三年（1133 年），高宗曾向臣僚询问元祐党人是否皆贤，黄庭坚甥徐俯答作：“若真元祐党人，岂有不贤？但蔡京辈，凡己之所恶，欲终身废之者，必名之元祐之党，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b徐俯就认为元祐党籍碑中只有元祐时主张更化的“元祐诸臣”属于“真元祐党”，而碑中因反对蔡京而添入者实为“小人”。此种看法在整个南宋时期相当普遍。c 就行迹来看，张商英于哲宗、徽宗朝主张绍述神宗、打击元祐旧臣的事迹甚明，显属新党。其得入党籍全因开罪蔡京。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就将张商英与曾布等人视作名列于元祐党籍碑中的“小人”：然元祐之党与元符之党不同也。元祐欲参用小人以平宿怨也，元符末年欲用一二君子以文奸也。任伯雨、江公望之徒固无愧于元祐之谏官。而曾布、张商英、陆佃、杨畏之徒，亦得以与于党籍？君子盖无以自别于小人矣。d 实际上，两种南宋官方传记均将张商英作为掺入元祐党籍碑中的新党。不过,a 关于崇宁党禁、元祐党籍形成的过程可以参见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第 286307 页；Ari Daniel Levine.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pp.150-157；朱义群：北宋晚期党禁的形成与展开（10851125），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5582、160、186187 页。b（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67，绍兴三年八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315 页。黄庭坚诸甥入朝正是南宋初期重用元祐诸臣后人举措的重要表现，参见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32 页。c 参见（宋）费衮撰，金圆点校：梁溪漫志卷 3元祐党人，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728 页。d（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 2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64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76 绍兴徽宗实录附传在明确张商英“其实繇熙、丰进”的前提下，不仅未将其斥为“小人”，反而努力树立其正面形象，显与徐俯和吕中的看法不同。洪迈将此归因为“适承蔡京之后，小变其政故蒙忠直之名”。不过，为何绍兴末年以前的史官特别看重张商英变更蔡京之政，而李焘、洪迈等孝宗朝史官却不甚重视此事？应当明确的是，虽然追复元祐党是自北宋靖康以降官方持续推动的政治潮流，但各个时期官方追复元祐党均是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故其目的与侧重均有差别。既然追复元祐党是一个充满“断裂”的进程，那么政治需求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元祐”政治话语的构建。a关于“谁代表元祐党”的差异化认知，往往生发自“为何提倡追复元祐党”的不同回答。追复元祐党的进程始于钦宗朝反对蔡京的政治运动。靖康君臣反对的“绍述”，指向徽宗朝蔡京擅权乱政的政治路线。宣和七年（1125 年）底钦宗即位后，太学生陈东、侍御史孙觌等人多次上书。他们将北伐幽燕失策导致金人南侵围困开封的政治责任归诸蔡京擅权乱政，致使蔡京于靖康元年（1126 年）二月罢政。b钦宗罢免蔡京的一项罪名就是“陷忠良于党籍”c。朝廷随即下诏褒赠司马光、范仲淹及张商英，规定“应元祐党籍、元祐学术指挥，并不施行”d。至于蔡京与绍述的关系，当年五月金兵解除围城后，冯澥上章反对以王安石之学为邪说，引发右正言崔、侍御史李光等人批评冯氏“推尊王安石之学，鼓惑众心”e。钦宗御批作：“蔡京首倡绍述，变乱旧章。”f随后朝廷下诏强调：朕赖上皇慈训，开纪年党籍之禁，与民更始。蔡京顷唱绍述，（籍）箝制上下，变革之乱，几危社稷，艰难至此，岂可复循？g 此诏先述徽宗禅位前所颁布罪己诏中“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h之旨，随即将蔡京提倡“绍述”、结党擅权乃至推行各类改革视为酿成金军围困开封的危局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将“绍述”提升到“国是”高度的，是章惇、蔡卞等绍圣重臣。而钦宗御批及诏敕均将“绍述”与“蔡京”结合，视“绍述”为蔡京擅权乱政的口号。i靖康臣僚章疏也强调蔡京乱政假借“绍圣”之名，较少论及元祐、绍圣时事。如陈过庭称蔡京为相是“托正论以为奸”，“假绍述之名，而无绍述之 a 北宋钦宗朝以降君臣关于“元祐”“绍述”含义的各种解说，应当视为时人对于祖宗故事的再阐释。这些阐释寄托着时人的政治理想，回应着现实的政治需求。前人对此多有讨论，参见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 年第 11 期，第 103107 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523527、537544 页。b（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丙申，卷 39，二月十八日甲寅，第 238 页下栏 b第 242 页上栏 a，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影印光绪许涵度刻本，第 294 页上栏 a第 295 页上栏 a。c（宋）汪藻：靖康要录卷 3，靖康元年三月二日，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研究萃编影印十万卷楼丛书三编本。d（宋）汪藻：靖康要录卷 2，靖康元年二月六日，第 108 页。e（宋）汪藻：靖康要录卷 7，靖康元年六月二日条引崔 奏，第 432442 页。f（宋）汪藻：靖康要录卷 7，靖康元年六月二日条引李光札子后钦宗御批，第 442 页；（宋）张栻：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 33题李光论冯澥札子，（宋）张栻著，杨世文点校：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268 页。g（宋）汪藻：靖康要录卷 8，靖康元年六月七日，第 455 页。h（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25，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午，第 188 页上栏 b。i 张健提出靖康君臣谴责蔡京“挟绍圣之言”而未涉及王安石。参见张健：从配享到削祀：王安石的孔庙位次与王学升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第 64 页。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 277 实。作威作福，纷更妄举，致使熙、丰法度，荡然扫地”。a陈氏的说法表明，即使是提倡维持熙、丰新政法度的臣僚，也承认蔡京冒用“绍述”之名乱政。而反对王安石之学的杨时则称：“盖（蔡）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b由此看来，无论臣僚对王学、新法立场如何，均承认并强调蔡京借用“绍述”之名行乱政之实的近事，而较少论及绍圣、元符间新党以“绍述”为名打压元祐旧臣的故事。c鉴于蔡京在徽宗朝长期以“绍述”旗号结党擅权，靖康君臣将“绍述”的口号与蔡京主政时期的人事、政事视为一体。靖康君臣从反对蔡京之政的角度理解“绍述”，势必要表彰臣僚抵制蔡京乱政的言行，而不大强调绍圣新党提倡“绍述”、迫害元祐旧党的行为。孙觌于绍兴七年（1137 年）、十一年（1141 年）所作章楶子綡、縡两篇墓志，不仅给予章惇同宗章楶以正面评价，还强调章楶子弟不附蔡京、抵制盐钞法、反对出师伐燕而遭到打压的事迹。d孙氏通过强调章氏子弟抵制蔡京之政来树立其正面形象，反映了靖康以降时人认为“绍述”代表蔡京擅权乱政，而不大强调绍圣重臣以“绍述”为名迫害元祐旧党的倾向。在章綡墓志中，孙觌称：“宰相张商英言蔡京绍复熙宁、元丰法度，率矫诬为奸罔，非先帝本意，建请置局，号皇宋政典。”e此处强调张商英反对蔡京“绍述”这里“绍述”的含义，就与元祐、绍圣间张商英所提倡的“绍述”完全不同。靖康君臣对于“绍述”的此种理解，正是张商英在靖康时期获得褒赠的原因。外山军治指出，钦宗提倡反对蔡京，而此时朝廷仍是蔡京、王黼一系官僚主导，元祐党禁的解除并未立即造成新党、旧党势力的反转。f据以上讨论可知，靖康元年（1126 年）朝廷反对“绍述”、解禁元祐党的初衷，不是全面检讨北宋新党、旧党争是非，而是营造肃清徽宗朝蔡京专权乱政恶劣影响及斥逐京、黼一系官僚的政治话语。在这一语境下，元祐党籍碑中立意反对蔡京的人物势必会受到推赞，而元祐党籍碑包含新党、旧党人的矛盾也因此未受到关注。a（宋）汪藻：靖康要录卷 5，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引陈过庭言，第 344 页。b（宋）杨时撰，林海权校理：杨时集卷 1上钦宗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29 页。c 此类论述在靖康时相当广泛，而靖康诸臣对于“绍述”国是的理解也相当不同。参见（宋）吕好问：论绍述奏，（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 119，第 13121313 页；（宋）崔：再论冯澥奏，（宋）吕祖谦撰编，齐治平校点：宋文鉴卷 62，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925926 页；（宋）胡如壎：上钦宗封事，同治万年县志卷 9艺文志奏疏，国家图书馆馆藏同治十年（1871 年）刻本，第 1 页（卷叶）；（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乙亥引右正言程瑀奏，第 370 页下栏 b。d（宋）孙觌：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卷 56宋故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墓志铭 宋故左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章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 35 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年，影印明钞本，第 681 页下栏 a第 686 页下栏 b。已有学者注意到孙觌与朱熹关于钦宗朝历史书写的分歧。参见美蔡涵墨：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217259 页。实际上，孙觌、汪藻作为高宗朝史官的代表，对于北宋晚期历史的看法与活跃于孝宗朝的李焘、洪迈、朱熹等人相当不同。e（宋）孙觌：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卷 56宋故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 35 册，第 684 页下栏 a、b。f 日外山军治：靖康之变中新旧两党的势力关系，金朝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64 年，第 594617 页。杨时在靖康时期反对王学而被朝臣视为“矫枉太过”，很能说明钦宗朝叙复元祐党时不辨新、旧的情况。参见罗家祥：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王氏新学，北大中古史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78291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78 张商英既名列元祐党籍碑，又因反对蔡京而闻名，当时隐然成为元祐党人的代表。靖康元年（1126 年）二月二十六日，太学正吴若诚上章论及蔡京专权不得士大夫之心，即称：“盖使张商英、陈瓘今日立朝所谓未必皆是，而士民不敢异辞；使宣和旧臣秉政在廷所为未必皆非，而士民竞先兴谤。”a可见蔡京甫一罢相，张商英、陈瓘等因反对蔡京而被废罢的“元祐党人”即为时人忆及。b 在时人眼中，张商英的个人品行恐怕难与陈瓘等人相提并论。张浚就曾评价道：“元符贵人，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至完（浩）、陈莹中（瓘）姓名与日月争光。”c但张商英毕竟于蔡京专权时入相，曾经推行过反对蔡京弊政的政策。这有邹、陈等人所不具备的示范意义。故靖康元年二月，朝廷在下诏解除元祐党禁的同时，褒赠司马光、范仲淹为太师，张商英为太保。赠太保制称：建居丞辖于中台，克振纪纲于庶务。岩瞻益峻，舆论攸宗。衮绣之归，周公孰效斧斨之缺；盐梅之得，傅说终膺梦卜之求d。慎名器以清仕途，抑浮靡而节邦用。朝有百揆之序，时歌六府之修，去织拔葵，躬砺公仪之节；彻驺减乐，人推杨绾之清。怅功业之未成，不期月而已去。金石益坚于晚节，风波屡出于危涂。天不假于憗遗，人遽悲于殄瘁。属惟新于庶政，肆加贲于殊勋。e 不难看出，靖康时朝廷将张商英与范仲淹、司马光相提并论的原因：一是三人同为宰执，地位相钧；二是表彰张氏大观入相后变更蔡京之政的功绩。制文中盛赞张商英大观入相“克振纪纲”“慎名器”“节邦用”，与当时对蔡京擅权、任用私人、提倡丰亨豫大的批评一一对应。最后，制文声明朝廷赠谥张商英是为了“惟新于庶政”。这就点明了此时朝廷褒赠张商英以宣扬革新蔡京之政的目的。在赠官太保之后，靖康元年九月，朝廷令太常为张商英赐谥命词、立神道碑。钦宗本已答应亲书碑额，终因北宋亡国未能举行。f又有传说靖康之变后，徽宗行至金朝北地韩州后“思张商英忠谏，尝为赋诗，有尝胆思贤佐之句云”g。这一传说的流行，体现了两宋之际士人将靖康之变归咎于蔡京乱政，因而高度评价张商英抵制蔡京“忠谏”的思潮。由此看来，靖康元年朝廷褒赠张商英，正是改革蔡京之政、斥除京、黼余党政治路线的需求。这一政治需求在南宋初年依旧存在。寺地遵指出，南宋初期宰相黄潜善、吕 a（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41，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第 310 页下栏 a、第 311 页上栏 b。“立朝所谓”，许涵度本作“立朝所为”，据国家图书馆馆藏明抄本改。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41，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馆藏明抄本。b 吴若诚虽然认可张商英反对蔡京的立场，但对其立朝事功的评价显有保留。吕好问也曾上疏提到：“张商英未为甚贤，也用之未久，而已贬况，肯用大贤乎？”可见亲身经历者对张商英大观入相的评价并未达到张少保商英传“矫革时弊，天下称之”的高度。c（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甲编卷 1诚斋谒紫岩，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4 页。d 此句用典自有渊源。张商英入相之日霖雨大作，缓解了旱灾，徽宗称：“高宗得传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参见（宋）曾敏行著，朱杰人标校：独醒杂志卷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5 页。e（宋）汪藻：靖康要录卷 3，靖康元年三月二日，第 192 页。f（宋）汪藻：靖康要录卷 11，靖康元年九月九日，第 631 页。g（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7，建炎二年八月，第 410 页。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 279 颐浩等皆为蔡京、王黼一系官员，直到绍兴四年（1134 年）赵鼎入相后大力起用元祐旧党人士，才开始系统清理朝中京、黼系官员。a故此时继续称誉张商英仍有一定的政治价值。而随着京、黼余党被斥出朝廷，南宋政权渐次稳定，反对蔡京以新庶政的政治需求逐渐消失，张商英的官方评价争议开始显现。绍兴七年（1137 年），起居舍人勾涛为张商英请谥。b次年，朝廷向张商英故家征集文献，准备赐谥、立神道碑。c至绍兴十四年（1144 年）张商英终于获谥“文忠”。d前论绍兴徽宗实录附传基于史官王赏所作“国史”商英传，后者又因张商英外孙何麒所撰张商英家传而成。按王赏于绍兴十二年（1142 年）至十三年兼任实录院修撰e，则何麒张商英家传或即绍兴八年（1138 年）后张商英故家所上，而王赏商英传正为太常赐谥而作。如这一推测成立，则绍兴徽宗实录附传的基础，应是南宋绍兴七年至十四年朝廷赐谥张商英时征集的故家文献，其中对张商英正面形象的塑造，在微观上与朝廷赐谥张商英的具体语境相契，在宏观上受到了靖康元年（1126 年）至绍兴十四年朝廷褒奖反对蔡京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