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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马哲演讲稿
中国古代哲学的妥协与叛逆
中国古代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它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截至1840年，大体可分为：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封建制时期的哲学。
文艺复兴是个认识“人”的过程，中国的古代哲学，一路走来也是一个认识“人”的过程。
轴心时代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此时正是中原在王权列国时代和皇权帝国时代之间的转型期，大家很清楚，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转型的，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也就是雅斯贝尔斯（k.t.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期”（axialperiod）[2]。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兴起。
诸子百家
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
法家商鞅的愚民政策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
“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商鞅变法理念的核心：若要国家富强首在愚民弱民
事实上，一言以蔽之，商鞅变法果真就是一场极端的、匪夷所思的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民风的激进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大国崛起，公正地说，商鞅做到了。但他本人却惨遭横死，而生活于这场崛起运动下的秦国民众，尽管眼见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却不仅没能拥有日甚一日的幸福，反而与这个冷冰冰的祖国越来越对立。
商鞅在秦国历时l9年的变法，要言之，最核心的东西不过两个字：农战。农是农业，战是军事。和当时的大多数变法一样，商鞅的从农战着手的改革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显然，他的新鲜之处不在于改革对象，而在于改革理念和改革手段。
商鞅的改革理念，在《商君书》里可以找出几句话来概括。
其一：“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其二：“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国家富有，但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但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叫做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其三：“人民弱势，国家就强大，人民强大，国家就弱势，所以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凡此种种，在《商君书》的不同篇章里，都以大同小异的表述出现过，它们无疑就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
--他的理念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要实现独裁者让国家强大的理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民更加弱小--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泪水。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的崛起，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
愚民、辱民和穷民。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的改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帝道、王道的理想境界，秦孝公等不及，因而必须用简单的、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
法家思想的兴荣就在于他们满足了大多数统治者的利益需求。可以看出在当时想要一个思想盛行，就得向统治者妥协。
儒家董仲舒
儒家是其中的一家。儒家的学说最终取得了国家哲学的地位，这是在汉代才完成的，众所周知，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董仲舒出生在拥有大量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也从小热爱读书。他还当过不少时间的夫子，招收大批学生，教导儒学。教出来的学生也很优秀，不少当过大官。他讲课讲得好，渐渐名气越来越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董仲舒在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在于他改造先秦儒学，使它更能适应帝国的需要，使儒学成为主导帝国统治秩序的核心思想，能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
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主张。“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简要有力地表达了董仲舒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用心。
透过意识形态控制，达到统纪、法度的齐一，并非始于儒家，而是法家首创的。《商君书》就反对人民信奉法令以外的知识；《韩非子》更重视思想统制的工作，认为国法的标准若与世俗的毁誉不同，将造成国法权威的陵替，“治强不可得也”，所以主张统一价值标准，排斥儒、侠、纵横、带剑之徒，希望达到以法的赏罚为唯一的价值规范。
后来李斯《焚书议》主张焚书的理由，是害怕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思想，造成不同的价值标准，使国家的“法教”丧失独一无二的权威性，使国君的权势受到损害。这种主张与韩非完全一致，所以秦始皇的焚书之举，是法家理论的实现，一点也不偶然。
（儒家学说）后来变成一个体系，成了士大夫背后一个组织力量，并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利益、思想和理想。……儒家学说被用作保护士大夫阶级利益的工具，其做法之巧妙（姑且不说不诚实），迄今为止欺骗了不少学者。”士大夫集团与儒学之间的利益连系，使得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助力，更易收效。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伤害很大，使中国在孔孟之道的泥坑里深陷而难以自拔，这种悲惨局面确实始自于董仲舒。中国很多搞哲学的人对自然科学历史与科学精神缺乏了解，这是他们昏招迭出的一大原因。
ps。盐铁论，一些平民学士也能有机会和朝堂高官共商国事。可见当时的朝堂还是相当有大胸怀的
ps。公羊学是什么东西。董仲舒是公羊学的大家，后世大家比较熟悉的龚自珍，还有梁启超康有为都和公羊学有些关系。
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它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西汉景帝时期，立治《春秋》“公羊学”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当时的博士还不是专经的博士）。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学派，而传授系统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两条线索。
明朝王阳明的弟子们
王阳明对知有两种用法，用作动词和用作名词。用作名词，就是存在于内心的知识，或者认知能力。用作动词就是将内心之知推送、赋予给外物，将内心的认知能力应用到外物上，这就是知的过程。
王阳明说的知（名词），即知识，主要的和重要的并非物理属性的知识，而是义理之知。义理就是道理，就是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什么是正确，什么事错误。
王阳明认为，义理是内在于人心的，而且是天然地内在于人心的。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能”，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其目的就是在于对抗外在的“真理”，外在的“权威”，就是彻底否定任何外在的真理，否定任何外在的权威，唯有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才是真理之本源，才是权威之本源。这样就破除了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迷信，而让人建立彻底的自信。
概而言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意见建立和实现真正的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
王艮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王艮还在孝悌观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陆王心学，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渊
一、这是哲学家陆九渊的一句话，很有气魄。六经皆我注脚。
不管做人还是做学问，应该遵从德行第一的原则，而做学问假如想要求得根本，就不要拘泥于对古代经书的追根究底，而是要另辟蹊径所谓的六经都是为我做注脚的。
二、详解他的石破天惊的话语：
1，以心求道，而不要执迷于六经的言论。学者的任务是探明天地人生之道
，并用之于实践，而不是为学习而学习。即使将六经背得滚得烂熟，却不能明道，不能行道，跟没有学习毫无二致。为此，陆九渊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一意实学，不事空言。”
有人会问：学习六经不就是为了明道吗。陆九渊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事实上，人们学习、理解、运用、迷信六经，是基于一个假设：六经之旨即是道。但实际上，六经某些观点也许总结出了部分社会与人生规律，某些观点却偏离了社会与人生规律。这就是说，创作六经的人未必真正明道，六经的观点也不等于道。那么，通过学习六经而明道，不是缘木求鱼吗。
按陆九渊的观点，一个想明道的人，应该“发明本心”，用心去体悟道的本原，而不能寄希望于六经。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崇古非今”，老是觉得古人比现代人聪明，古人的东西总是好的，是牢不可破的经典。陆九渊敢于怀疑、看轻六经，在当时可以说是通天彻地的觉醒。
2，借助六经，为自己服务。陆九渊虽然看轻六经，但并不完全否定六经的价值。他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把六经当作明道的工具。用现代话来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达到更高的境界。
李贽
《万历十五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
前文中大致讲，耿定向说“昔颜山农（颜钧）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纸巾传为笑柄。”还说李贽跑到寡妇卧室里化缘等，皆以恶语攻击。李贽在1587年对这种攻击作出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以外，他对自己不拘形迹毫不掩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就地打滚”的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说：“世间打滚人和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当一个人真能领悟到打滚的真趣，则另有境界，此即：“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外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他认为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因为这一段“就地打滚”论，我对李贽有十分好的印象，只是并没有深究过他，仅是凭借《万历十五年》而对他略知一二，他的所谓思想系统，我也是似懂非懂，仅是在此摘录一段比较喜欢的话。
在这些讨论中，他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
“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
认为孔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在当时可是说是在思想界放了一颗精神原子弹。以至于即便是他最亲密的友人，也感到难以接受。
可以这么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也难怪会惊动十几年不理事的万历皇帝，将他逮入监狱。
其实李贽很少因为他的言行而受到迫害，恰恰相反，在麻城他还是挺受世家大族欢迎的，公然支持李贽的更是大有人在，这种支持最明显的是体现在经济上。
因为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可以说是当时最时髦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喜欢的摇滚乐一样，娱乐价值远远高于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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