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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雪华岭南大讲坛演讲稿
施雪华简介：
教授，男，1963年12月生于浙江嘉兴，现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施雪华是浙江嘉兴人，30岁就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4岁就晋升为教授，35岁晋升为博士生导师，可谓年轻有为。他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活跃在我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社会学界，是中国较早并持续从事相关领域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之一，他先后留学、访问过14个国家，主持过国内外重大、重点科研项目30多个，出版了6本个人专著，发表了中英文论文近300篇，给党政机关、大学、国外使领馆讲学300多场，更获得数十项国内外优秀成果、优秀人才奖。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广东。我已经是第二次来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广东我基本上每年都要来几次，对广东比较熟悉，所以，每次有机会到广东来我总是很开心。一方面，这儿我的朋友多，另一方面，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刚才他们要我题字，我题了广东要永做改革开放的前沿，不是一时的，以后也应该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也是习近平同志最近来广东对广东提出的殷切希望。广东是有这种资格，也是有这种条件这样做的。所以，每次到广东来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也就是更多地是来学习，而不是到这里来讲点什么，今天同样。一会儿的互动过程中我希望从大家这里学习到很多东西。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个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因为能够持续30多年gdp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无论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一点。可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了以后，我们也遇到一大堆的问题，有很多问题现在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所以，2012年应中央办公厅的邀请，我去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位中央领导问我，施教授，中国的改革开放什么时候是黄金时间。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觉得刚刚过去的十来年，其实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黄金时间。大家都懂的这个原因，我们的有些事没好好做，正儿八经的大事做得太少。也就是说，在2012年以前十来年里面，真正的全局性的大事没怎么做，有些利益集团发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所以，很可惜。现在回过头再来想一想，该怎么办，你说有没有晚。有点晚，可是还来得及，所以，2012年，新的领导人上来了之后，完全拓展了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改革开放，而不是从局部领域里。
最近，应有关部门的要求，我刚好正在对习近平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做法给一个总体的评价，这篇文章很快就出来了，应该说，是具有开拓性的，究竟开拓在哪里。跟过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比，到底新在哪。我的文章出来后大家会看到，我待会儿在讲话中也会陆续涉及到一部分。
今天主要是围绕当前的中国社会问题及其治理创新来谈这个问题。
当前中国的10大社会问题
1、贫富差距的过大与社会的撕裂
大家知道，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一定程度的大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机制，很好。比如说，我们衡量贫富差距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叫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在0.2以下的时候，贫富差距不大，社会发展很慢;基尼系数在0.2以上的时候，表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这时候社会会加速发展，社会的财富也加速增长。但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得不好，也就是基尼系数在0.45以上的时候（中国2001年以后就跨过了这根线），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社会各个阶层之间、集团之间、区域之间、职业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互之间矛盾也是越来越多，社会对立加剧，社会运行开始失灵。据统计，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里面，人均年工资是41535元人民币，而目前中国是6120元，是世界平均工资的15%，在被统计的这些国家里面，我们是名列第158位，倒数第26位。另外，还有一个统计数字，世界上平均一个社会里面最富的10%的人占有社会的总财富大概是多少。是31.7%，而目前的中国已经超过50%了。如果以最富的家庭作为单位，最富的1%的家庭占了已经80%左右的国民财富。你看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如果你去国外的话，大家都知道80年代末的时候，我1988-1989年去法国巴黎做访问学者，香榭丽舍大街lv的专卖店，那个时候只是限制日本人和韩国人来购买，每张护照只能购买2套。2002-2003年我去法国巴黎做博士后研究，巴黎香榭丽舍大街lv专卖店已经开始限制中国人购买，一张护照只能买2套，因为有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土豪一买就是7套、8套的。别人一看，中国人真富。可是，他们看到的只是部分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富有。
不是说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吗，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吗，那中国的国民财富30多年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贪官贪掉了，有人说转移到国外去了，有人说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了，有人说给亚非拉国家扶贫去了。有没有这些问题。有，可是主要不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的国民财富究竟主要去哪里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怎么会那么紧张呢。问国务院总理，问省里的省长，市里的市长，县里的县长，你说还有钱不。没了，财政太紧了，没钱。你看我们的中西部贫穷地区，建个或修缮个小学、中学我们的财政都决不了，还要搞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民间捐赠的。我告诉您，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财政的经费非常紧张，财政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上来以后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中石油、中海油为什么他们的老总们纷纷被抓了。有的人说这是政治斗争，因为这些老总们是跟着某某某大老虎，所以，一块儿把他们整了。瞎说。这里面或许有一点政治斗争的因素，但再不清理这些老总们，对某些国有大公司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中国的财政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所以说，谁上来要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解决中国的各级财政问题，都必须清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目前的社会到了撕裂的程度，有学者说社会到了断裂的程度，我倒是觉得还没有到断裂的程度，但是社会撕裂问题是存在的。
2、社会结构的板结和中产阶级的萎缩
因为近几年和过去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一二十年里，那时候社会流动性是很强的，贫民可以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可以慢慢变成上层阶级，有的中产阶级也会掉为下层阶级，有的下层阶级变成中产阶级。由于那个时候的社会流动性比较强，社会一体化或者社会整合程度较高，中产阶级（middleclass）成长得比较快。可是，近来一二十年，那就不是这样了，社会逐渐板结，社会流动性指的是阶级阶层的流动性（不是指地域，地域流动性现在也很强了），是社会阶级阶层的结构慢慢板结了，其中直接的后果就是中产阶级逐渐萎缩，也就是开始的十几年，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已经慢慢成长起来了，可是最近的一二十年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房价的上升，很多本来已经成为中产阶级成员，慢慢地下降为下层阶级。比如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心城市，本来已经不错了，至少有一二百万的收入积攒下来了，自己有个小房子，过去就是单位分的，虽然不大。可是，这几年有拆迁、城市改造，或者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钱一夜之间就给了房地产商。北京这样的地方，三环以内，
7、8万一平方米是很正常的，有的地方到十几万一平方米，上海的黄浦江旁边已经到了30万一平方米，北京的五环以内4、5万一平方米。买大一点的，比如100平米的房子，至少400到500万。孩子要结婚怎么办。大学刚毕业没有很多钱，这时候只能用父母或岳父母的钱给他们买个房，实际上就是说三家的积蓄全部一夜之间没了，从中产阶级变成下层阶级。如果是父母付首付，小两口自己得还20年左右的房贷，一个大学、硕士或博士毕业生的白领家庭立刻变为下层阶级。因此，这几年中产阶级逐步萎缩，而中产阶级的萎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面就讲过，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中产阶级，社会就会变得很不稳定。为什么这几年社会矛盾那么复杂。有时候看到街上的有些行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说，在首都北京街头，本来应该是最文明的地方，可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两辆车不小心刮一下，现在的车都是交保险的，根本不需要吵架，保险公司会出钱的，何必要吵架呢。可是他们竟然一下来没几句话就开始动手，原因是什么。平时的生活里面积累了太多怨气，倒不是针对对方这个人的，平时有各种各样的事，焦虑，要发泄。
社会板结之后，人们就开始丧失了改变自己地位和境况的梦想，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要有自己的中国梦。过去讲的美国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不管是哪个阶级、阶层，不管哪个民族、种族，到美国来以后，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都是自由平等的，一点一点从底层到中产阶级到上层阶级，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穷光蛋完全可以变成中产乃至富人。这几年美国梦也不行了，由于它经济社会的危机，还有劳动就业情况的恶化，美国梦现在也麻烦了。中国要实现中国梦的话，如果中产阶级是萎缩的，何以实现中国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他们上台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的制度改革，李克强为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听说目前力度不大，力度不大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一直建议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力度，给中国梦一个社会基础，否则的话这个基础是不会有的。
3、社会结构的分化与社会自组织程度的低下
近几年通过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不断在成长。这个社会组织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概念。狭义的是指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以外的第三部门的组织形态，就叫社会组织。如果是广义的社会组织，包括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公共部门不算在内，也就是说，包括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两个方面。所谓市民社会指私人领域，以私人利益为中心，包括个人、家庭以及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像公司、企业。第三部门是什么意思。除了私人部门，还有国家公共部门，除这两个部门公和私领域以外还有第三个领域，就叫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其实，没有单独的第三领域，所谓的第三域是啥。就是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有点公共，有点私人的，叫做第三部门，也就是把它放在第一部门、第二部门都不合适，所以，才谓之第三部门，但领域只有两个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所谓第三部门只是有点半公半私，它是社会组织，不是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也不是公司、企业这些私人的组织，它们关心的事情不是私人领域，是公共领域的事，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问题，所以，才叫第三部门。有的领导说，我们要扶持中国的公民社会，我们从不吐痰不随便丢垃圾开始，瞎说，这是市民社会的领域。所以，要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是指完善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不是完善公民的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行为规范，后者是市民社会的范畴。
这几年中国大量的社会组织自组织能力很差、程度很低，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我们的自组织其实不是它自己组织起来的，是在有关党政部门扶持下成长起来，实际上是这些部门控制性产生和成长的。因为，如果完全放开的话，有些部门就瞎搞乱搞。像广东现在已经放开了，大部分不需要登记。一般社会组织只需要备案。这就会存在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仅是备案，它的活动、行动怎么监督。如果它出偏差，跟原来组织宗旨偏离怎么办。另外，大量的组织成立起来后，开展各种各样活动，对社会确实有好处。我们目前社会组织活动起来太困难，原因是因为活动经费有限，自己去化缘搞来的钱很有限，政府给予补助非常有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是怎么做的。在对策里面我会讲。社会的自组织程度低了以后，造成两大基本困境：一是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非常有限;二是国家和政府负担还是很重。这样的话，不管它们也不行，老管着它们，它们又很难成长起来，两难。
4、城镇化的加速和村庄的转移
我去美国演讲的时候，人家问我，施教授你能不能评价一下中国的城镇化，我说可以。他说我听说你们的城镇化把农民赶到城市或者小城镇里面，说中国的村庄一夜消失了很多，有这样的现象吗。我说是真的，越来越多非常漂亮的、古色古香的很有地方文化个性的村庄慢慢消失了，特别是江浙这一带。过去的江浙听上去好像是平原以为一马平川，其实不是很平，大概是20年前，江浙这一带进行大量平整土地，把不太平的平原真正搞成一大平原，同时，大力推进小城镇化，这么一来，大量村庄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消失了。
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有两种村庄概念，一种是有形的村庄，另外一种是无形的村庄。有形的村庄就是你看得见的，几十家、几家组成的一个村落叫做村庄。无形的村庄是什么意思呢。以农民为群体，他们已经习惯了村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到了城里，可是他们的习惯还没变，他们的生产生活还是农村的那个习惯，同村的人还是白天晚上聚在一起，十年、二十年了他们还是这样，融不到城里人的生活中去，这样就糟糕了，进了城，但市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跟随不上，甚至有的人回到乡下去住了。中国目前就出现这样的文化，就是所谓逆城镇化。
大家都知道，去年李克强参观一个城镇化成果展的时候，他就问，早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专门画了一条线，就是从东北漠河到云南的一个城市，把它分为中国的东部和西部，这条线画了以后，一统计，说那个时候线以西的大概是5%的人口，线以东是95%的人口，最近这条线怎么样了。这条线还在，只不过西部人口从5%上升了6%，稍微增加一点。李克强同志就问，什么时候中国的城镇化了以后才能改变这条线。有学者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大课题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是：应该放开集体城镇化，应该使得有的人愿意到乡下去住可以到乡下去住，有的人愿意从乡下到城里也可以放开，对有些有兴趣生产生活在西部和农村的人进行特殊的优惠，虽然地方也可以优惠嘛，但一定要有国家优惠，那就大量的人口可以往西部走，否则的话不可以。即使在东部地区，如果有一些人愿意逆城镇化可不可以。可以。而完全斩断这条路，将来的这个城市就是大城市、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就是几千万人的城市，像XX省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口吗。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将近3000万，而整个加拿大3400-3600万之间，城市太大就有巨大的城市压力，自己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造成城市病。而相关的政策，相关的设施，你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面，人家当然愿意去那些地方。比如说北京，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的话，每个礼拜都可以去欣赏音乐会。其他的中小城市没有那么多的文化生活设施。国家的政策如果不变化，那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的城镇化政策如果不改变，它直接后果还不是人口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这样的社会问题会转化为政治问题。所以，为什么王岐山同志叫大家去看一本书，就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先生写的，叫《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先生写过很多书，但是最著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解释法国大革命怎么会爆发的;第二本是《论美国的民主》，专门讲美国的发展，讲19世纪中后期以前和19世纪中后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我简单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很多人讲法国为什么会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说是法国国王和王后很顽固，不改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导致革命，这是一般的解释。这位作者说，是这样吗。他研究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前是法国历史上改革最快的时候，由于太快了，没有掌握改革的节奏，几乎得罪了所有的阶级、阶层，整个社会对王家充满了怨气。这个时候有一帮知识分子，到处在沙龙里面号召革命，说这个国王、王后太不像话了，但是这些人只会动嘴巴不会动手的。这个时候由于前面一两百年城市化，从十六世纪以后，实际上他们城镇化的问题慢慢开始了，但真正城市化的爆发是工业革命以后。前面是从乡村到城市，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资本大规模发展之后需要土地，需要自由劳动力，他们卖了土地和财产给资本家，乡村中有一部分人慢慢迁到城里，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进了城后整天在街上晃荡来晃荡去，无所事事，喝喝咖啡，看看女人，讲讲黄色笑话，基本上是这样一群人，整天无所事事对社会又不满，那怎么办。听到巴士底狱有个演讲是号召革命，一下子涌去看，听了煽动这些人就开始去闹。所以，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从性质上来讲的，参与的实际的力量主要是这帮失地的农民即无套裤汉。所以王岐山先生让大家看这本书，主要要我们注意两点：一是改革要注意节奏，不能太快，需要有相应配套的政策和措施同步推进;二是城镇化要讲究方式方法。如果简单把农民从乡村赶到城里，若干年以后，那帮人卖地的钱花完以后，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
中国未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虽然土地财产给了资本家，或者政府可以买走，但可以以土地、房产等入股，将来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更多的钱可以分红，分红可以一代一代传给儿子孙子，世世代代有股权，生活有来源，就没有问题了，革命的力量就给挡住了。另外，有形的村庄看得见还是比较容易，关键是无形的村庄，也就是农民原有的群体的生活方式的转变，现在没办法改变，其它措施包括新市民的教育培训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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