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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萧红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
新桥中心小学 莫丽剑
内容摘要：萧红以一个女性最原始最本能的体验来洞察着这个社会，关注着女性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幸命运。她的作品或者将时代主题与女性关怀紧密结合，或者不受时尚影响执著于女性关怀的命题，但始终立足于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表现，而不为程式与潮流所拘囿，充分体现了她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
关键词：萧红　女性话语　女性主义　性别困境　悲剧情怀　反抗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30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在这30年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女作家，打破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男性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文学领域吹来一股清新独特的女性之风。从20年代的冰心、丁玲到3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纷纷吟唱出中国新女性的种种强烈的心声，营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话语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位才情兼备的女子，在其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我们讲述了女性在性别问题上遭遇的不公平的压迫和歧视；描述了一幅幅女性生存悲剧的图画；并表达了潜意识中对命运不公的反抗，从而赢得了在文学史上永恒的位置，她就是萧红。
萧红以一个女性最原始最本能的体验来洞察着这个社会，关注着女性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幸命运。她的作品或者将时代主题与女性关怀紧密结合，或者不受时尚影响执著于女性关怀的命题，始终立足于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表现，而不为程式与潮流所拘囿，充分体现了她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
一、萧红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深刻地来源于“性别”因素。
性别之说，古代早有定论：《圣经》说：“女人是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成的”，孔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他们对女性“边缘”地位的定位，决定了东西方不约而同地把女性当作男性的“附庸”或者“物”来看待，而女性“人”的身份却被他们有意无意抹煞了，以至于长期以来，大部分女性除去在规定的位置，用被假塑或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的语言说话外，甚至从未浮出过历史的地平线。同样，性别对于萧红来说，也是一个关系到她生存立足的大问题，从她出生时被轻视、求学的艰苦抗争、抗婚后遭放逐，直到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中左冲右突，寻求一条女性自强之路，性别始终是一个困扰她的迫切而严重的问题。性别是萧红生命灾难的起点，也是她命运悲剧的根源。
萧红一生下来，就受到家里人的歧视，除祖父外，祖母、母亲、父亲都不喜欢她，特别是她那做过教育局长的父亲，对于传统文化赋予的权利绝不浪费，他清楚地知道女子被划定的位置在哪里，她任性漫步的界限在何处。父亲的专制残暴像一块巨石，在萧红的心灵中成为永难摆脱的沉重压抑，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1926年萧红高小毕业，就要上中学了，可是没有人尊重一个女子发展自己的权利与愿望。父亲把脸一拉：“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后来和善的祖父发话了，父亲这才松口。临终时，萧红曾惨淡地哀叹：“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她知道自己的悲剧是宿命的，绵延于她生命中的许多磨难，有多少是来自于历史的惯性，仿佛是在一个笼罩四野的丝网里，她深切地感到它的束缚和挤压，也做了强烈的反抗，然而每一次的冲撞都只消耗了自己，那无形的网却毫发无损。
在上海时，想到自己的创作受到萧军的奚落，想到她与萧军一起时的孤独，她收拾好行李，悄然出走。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家私立画院的招生广告，询问了可以寄宿。她想隐蔽。第三天，她被萧军和朋友找到了，画院的主持者惊问：“你原来有丈夫啊！那么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萧红像俘虏一样被带回了家。
还有，萧红借到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丽洛琳克的《动乱时代》这两本书想要阅读时，被萧军和朋友看到，他们拿过去，然后把它搁在地板上：“这就是你们女人看的书吗？看一看，它在什么地方！”一边说一边大笑，唱歌，跺脚：“是啊，不好！不好！”，另一个也发了狂，用很细的指尖指着封面：“这就是《动乱时代》吗？这位女作家就是这匹马吗？”当然也笑得不亦乐乎：“《大地的女儿》就这样不穿衣服，看唉！看唉！”这样的刺激让萧红胸骨发痛：“为什么常常要选取女子做题材呢？”
女性身份的不被重视一直困扰着萧红。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弦，萧红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就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也渐渐怕起父亲来了。女人怕男人。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小孩，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男人和石块一样硬”，她把自己的感受在《生死场》借成业的婶婶之口说出。《呼兰河传》里写道：“塑泥像的是男人，他把女人塑的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的很威猛，似乎男人很不好……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别人，温顺的人是老实的，老实是好欺负的，告诉人们快来欺负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是应该的，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更或是招打的原由。”萧红从老爷庙和娘娘庙里的人物塑像，窥破了性别文化的天机。
在《女子的装饰心理》里，她剖析女子注重装饰的现象后面掩藏着的文化内涵：“男子”处处站在优越的地位，社会上的一切纪律、权利都掌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居于被动地位。虽然近年来有男女平等的法律，但在父权制度下，女子仍然是被动的。因此男子可以行动自由，女子至少要受相当的制约。这样一来，女子为达到其获得伴侣的欲望，也要藉种种手段取悦异性了。这种手段，便是“装饰”。萧红一语中的的解析，吻合了女性主义“被看”命运和处境的阐释。
二、萧红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体现在女性的悲剧情怀。
性别因素同样给中国广大下层劳动妇女带来了悲剧式的命运。萧红从小就目睹了无数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自己又亲自经历过女人巨大的“人生不幸”，从踏入文学道路的那天起，她就以深切的目光关注着广大下层妇女的生存状况，用蘸满着血和泪的笔描绘着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生存悲剧，并始终如一的坚持从女性视角和女性命运体验来描绘她们的生存真相，并对她们寄予深切的悲悯。无论是早期的《生死场》，还是后期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充分体现了萧红的这种女性悲剧情怀。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求生：在作品中，萧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女性艰难求生的图画。《生死场》中的王婆，为了生存，先后嫁过三次，丈夫不是死去，就是出关不回。在残酷艰难的生活面前，她连女儿被铁犁压死都没有哭，但当她把家里唯一的财产老马牵走时，却泪流满面，悲痛万分。在生存面前，弱小的女性被迫失去了许多东西，甚至包括贞洁。可怜的金枝在哈尔滨漂泊流浪，走投无路，连做穷缝婆都不得清白，想到盼她回家的久病的母亲，金枝出此下策：“为了钱，为了生活”，跟了一个单身汉到他的宿舍，用肉体换来了一元钱。萧红对此没有进行任何道德上的评价，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理解女性的艰难求生，表达了对她们深切的同情。
爱情：人生最美妙的爱情在萧红作品中显得异常凄苦。正像刘慧英所说的那样：“女人和农民同样面临着匮乏，农民匮乏的是粮食，虽然他们终年在农田里辛勤耕作；女人匮乏的是爱，虽然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播撒着爱，向往着爱，而收获的却很少很少。”女性的爱的缺乏是因为社会只把她们当作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生育和劳作的机器，是一切微贱的东西，而没有把她们当作“人”来看待。
《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就是一个因“爱的缺失”而最终失去生命的典型形象，翠姨从小生活条件比较优裕，一直过着“有钱人家大小姐”的生活，应该说这样的日子是很幸福的，但是她爱上了“我”那在外地上学的“哥哥”，却又被家里逼着嫁给一个与她毫无感情基础的男子，弱小的她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在走投无路，万念俱灰，欲爱不能的情况下，她竟“只盼着赶快死，拼命糟蹋自己的身体，想死得快一点越好”。爱情原本是人们乐意追求、无限崇尚的，是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妇女们视爱情为生存的依靠；没了爱，缺了爱，妇女的生存之光就会暗了很多，有的甚至消失殆尽，这是萧红作品中女性无法逃避的命运悲剧。
萧红作品中女性爱情的不幸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连的，在那个父权制社会里，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份的判定决定了女人的不幸命运。在她们的生命中，注定没有爱的自由，它被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女性只是充当一个性别的符号，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如《生死场》中悲剧角色之一——金枝也曾满心地追寻过“纯洁的爱”。她结婚前曾痴恋着青年汉子成业，但成业仅把她当作一个“捕捉”到的“猎物”，不管她愿不愿意，强行对她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性掠夺”，甚至在她已有身孕的情况下，也不放过她。在金枝因怀孕而不得不嫁给成业不到四个月后，金枝已“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白天，金枝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做那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活，稍有不慎，便要挨骂挨揍；晚上，又要被迫接受那无爱的“性掠夺”。有一次，因这强行的“性掠夺”，怀孕已久的金枝险些丧掉性命。金枝“爱的欲望”就是在这一天天的被奴役和被掠夺的日子中，逐渐消失的，所谓曾经“纯洁”的爱，也已成了昨日的梦，昨夜的明灯。
生育：生育本来应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行为，也是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体验，而在萧红的笔下，却成了女性人生中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灾难之源。女性的生育过程完全被血腥和死亡的阴影笼罩，全无新的生命即将诞生的喜悦可言，而是使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
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这样描写了王阿嫂被地主踢打后早产的情景：
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自己已经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叫，她的身体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王阿嫂就这样死了！新生下来的婴儿不到五分钟也死了！
萧红对因生育而致死的场景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个年代女性的生存悲剧，这是力透纸背的真实和震撼人心的恐怖的交融，是女性抗争史血淋淋的实证之一。
此外，另一些生育的镜头也残酷而血腥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生死场》中，萧红将焦点集中于“女性的刑罚”一节中，直接把女性的生育同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写出女人如何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而在《刑罚的日子》里，女人最为神圣的孕产在死水般中国农村宗法社会里等于动物的生殖繁育，承担着繁衍后代神圣使命的女人在这里成了罪人，新的生命的降生成了犯罪，这一切都昭示着女性所受的那不可逃遁的生命的浩劫是毫无价值的。她们所能得到的只是男性的蔑视与欺压：五姑姑的姐姐生产时险些丧命，但她的丈夫却“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并且“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似乎生产是女人的罪过。金枝也同样经受着苦难，金枝因怀孕行动不便，遭到成业打骂，经历垂死挣扎而来的孩子也被成业毫无人性地摔死。在痛苦和屈辱这双重折磨下，“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脚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在这里，萧红终于无法抑制自己对男性自私无情的愤恨，并借金枝之口说出“男人是炎凉的人类”这一让人震惊的认识。如此真实细节的描写融入了萧红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她两次经历没有爱情的、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难。因此，萧红在作品中一再把“生育”这一女人伟大的创造性业绩降低到动物水平，这是痛定思痛的自我反省，也是萧红记忆中的刻骨伤痛。正是这心底的隐痛使她很少在作品中描写性爱，不谈爱情成为萧红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
总之，作为一个深受男权社会迫害的叛逆女性，萧红对广大中国妇女的人生悲剧是有清醒洞察的，对男权中心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尖锐深刻的，对女性命运悲剧是充满同情和悲悯的，她不仅对中国广大下层妇女的生存状态有深刻了解，而且以女性的视觉、女性的生命体验作为创作的基本点，细腻、独特地展示了20世纪初、中期中国妇女的生存真相，留给我们一幅幅难得的他人无法代替的中国女性生存图景。
三、萧红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还表现在女性的反抗意识
如果仅仅是描写女性被压迫、歧视或者女性命运的悲剧体验的话，还不足以体现萧红作品中女性主义特征的多元性，在丰富的女性世界和女性意识中，她还积极地描写了女性为维护自身追求而拥有的自觉不自觉的反抗。
就萧红自身而言，她对女性追求自主、自足、自立和自我实现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与自觉，她对女性的人生世界被局限于家务、孩子等女性“私领域”极不赞同，“有了爱，有了家，以后再有个孩子，这就是人生吗？”她十分肯定地认为：人生总不会这样简单，一定还有些别的。萧红对父权制社会伦理道德、文化意识塑造的“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社会模式提出了强烈质疑：“这是说我做了‘妇人’，不做妇人，哪里会烧饭！不做妇人，哪里懂得烧饭！”她对被困在家里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心有不甘：“我虽生着嘴，也不言语；我虽生着腿，也不能走动；我虽生手，而也没有什么做，和一个废人一般，有多么寂寞。”萧红告戒女友：“一个女人要想翻身，必须自己站起来参加革命事业，不给男人当‘文明棒’；不给男人当‘巴儿狗’”她鼓励动乱时期苦闷的女子多读书，尤其是《大地的女儿》和《动乱时代》这两本书非读不可。她曾经庄严的宣布：“如果我健康起来，我一定要试探试探人生的海。”
这种反抗意识在萧红的作品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小城三月》中，翠姨深爱着“我”那在外地上大学的“哥哥”，虽未直接表白，但也不曾改变心意。当被迫嫁给一个一点也不喜欢，毫无感情基础的人，她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恋，一直故意拖着婚期，小心地呵护着心中的那份纯真的爱情，尽管没有办法改变结局，翠姨还是一味的抗拒着。她以死来捍卫爱情，固守着自己心中的追求，她以自己的本能反抗着封建婚姻制度给她带来的万分不幸。
另一作品《生死场》塑造了王婆这样一个具有反抗性的人物，王婆两度改嫁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生活使她成了人们眼中的猫头鹰，“一只灰色的老幽灵”。而她生命力的顽强正体现在对不公平的命运的抗争中，当丈夫赵三为了抗租参加了“镰刀会”，她非常兴奋，并提供了一支老洋炮，但当他因一偶然时间锐气大减，并对东家感恩戴德时，她感到深切的失望，即使丈夫将钱交到她手里，她也总是不快乐。儿子被提去枪毙，她悲愤自杀，而后又奇迹般地“死而复生”；女儿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王婆又以坚强的意志参加了抗日活动。尽管王婆的反抗还缺少明确的阶级对抗色彩，但她身上体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作家对人的生命尊严及人类生存意义的探索。
萧红的这种女性反抗意识还体现在她对文艺创作观的坚持方面。当在某种潮流主掌下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文学观念、创作程式的时候，主导力量的强盛掩盖着的是对人性及人的个性的无视。女性的体验使她从一开始就与同时代别的作家大异其趣，从女性的边缘地位，容易受到文化、民族、国家等政治力量对个体的挤压。事实上，当“权威话语”不断扩大地盘，形成一种菲勒斯专制的时候，像当年反抗父权一样，萧红在默默的反抗着更强大的文化父权。她的艺术才华是充满个性的，她的表达方式是自由不拘的。她的与众不同的小说样式，曾经受到怀疑。她则认为：“有一种小说者，小说有一定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的像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要怎样才算是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言说，她遵从内心流淌出的感情，至于怎么写，没有定于一尊的法则，许是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她拿出了鲁迅当挡箭牌。
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的作家去了延安，有的去了桂林、重庆、武汉。1938年1月，在武汉有胡风主持的讨论会上，在座的几乎一致主张作家要去前线，在城市里会脱离群众和生活。萧红提出相反意见：“我们永远不可能与生活隔离，比如躲日本人飞机的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啊，假如我们上了前线，有了打仗的生活，但是被打死了，那就什么生活也没有了，人都没了，那还写什么生活。”她强调作家不是非上前线不可，抗战文章也不是非得写抗战的战士不可，关键在于作家观察敏锐深刻与否，着力显示了一个女性作家对文学审美的把握与男性群体过左的政治文本倡导之间对抗的勇气，充分显示了萧红身上强烈的女性主义特征。
当然，女性主义并不是要与时代、社会隔离，女性主义写作也并非与男性写作对峙。事实上，女性主义文学归跟结底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更美好”。萧红决非一个没有正义感和民族感的人，她对“疯狂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充满义愤（《放火者》）；对我们“中国的英勇军人”充满了敬意（《九一八致弟弟书》），只不过这种文本不是萧红创作的核心，这种宣传不能代表文学审美，萧红不愿看到用左翼文学与抗战文艺倡导中那种对于偏激的“力”的煽动来驾驭文学，不想追随这一男性化过激的理论导向，立意为接受者提供悠远的审美的人文情怀，突破男性群体对文学写作的单一限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萧红创作追求带有女性主义色彩。
张抗抗在界定女性文学时，把“述说妇女的苦难”、“讲述女人的经历与心理历程”作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基本要素。萧红正是这样本着为女性鸣怨诉苦的初衷，反映广大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她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完成了最具性别自觉的女性书写，描写了女性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从性别的被歧视、生存的艰难、爱情的缺失、生育的痛楚，到潜意识的反抗，为女性吟唱出一曲又一曲哀歌，表达了强烈的女性主义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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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秀琢，《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
5．丁言昭，《萧萧落红情依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