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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朱先勇20101342077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外商直接投资(FDI)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但是其地区分布却高度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超过85%的绝大部分外资，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则很少。同时地区经济也呈现出东部地区发达，中西地区相对落后的格局。为探讨上述现象呈现原因，本文将结合一些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介绍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分布状况，并从主客观因素详细分析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在结论与启示中简单提出了一些中西部地区如何有效吸引外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各地区制定适宜的招商引资策略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FDI；我国；分布；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一、 引言

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顺应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在各项优
惠政策引导和各级政府部门努力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前来投资,现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国家之一。FDI的流入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来源，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组织、管理技能以及其他无形资产。实践证明，FDI的流入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竞争、革新、储蓄和资本的形成，同时有力的促进了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是,由于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依靠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中西部的一些地区连基本的区位条件都不具备，这就导致FDI在中国分布的两极分化现象。如何看待 FDI 这种区位分布的差异，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各地政府，尤其是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FDI的区位选择本质上仍是一个厂商选址问题(吴丰，2002)，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以外国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研究的核心是：跨国公司FDI的动因、决定因素和条件。20世纪60年代的FDI理论着重以传统的比较利益原则来解释国际资本流动，这种理论认为各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的，资本从“资本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的利率差异。70年代FDI理论视角转移到FDI的微观经济领域，以科斯(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形成“FDI内部化理论”。进入80年代，FDI理论的研究聚焦于将现有理论形成一个“清晰化结构形式”，即FDI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90年代以来，内部化理论与一般均衡系统合二为一仍是研究的重点。下面简单介绍几个关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１．产业组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Hymer，1976)博士在理论上开创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海默(S.Hymer)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有差异的、投资环境不同的市场；趋向于流向拥有发达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国家；趋向于流向具有寡占型市场结构的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还存在密切关系，贸易通常是投资的先导。在那些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及当地企业缺乏生产复杂产品的国家，当地的合作伙伴显得尤为重要。缺少合格当地伙伴促使跨国公司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２．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以弗农(R.vemon)为代表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作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首先取决于投资国的某些特定优势(简化为技术优势)，其次取决于接受国的区位优势。国际直接投资就是将这两组要素结合起来的过程，通过跨国公司这种载体，将投资国和接受国的优势同时扩大。从投资国的角度看，垄断优势是领先的技术；从接受国的角度看，区位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和当地市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国际生产区位转移的理论。认为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应完全限于母国的母公司内部，而所有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完全实行分权化。

　　３．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一国企业要从事FDI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独占无形资产或拥有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不完全市场带来的影响而把企业额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区位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当企业只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优势时会选择出口方式，当企业只具有所有权优势时会选择自愿转让方式。这一理论将国际贸易、自愿转让和直接投资结合在一起讨论，但更多地分析了企业在什么条件下可进行FDI,而对于企业为什么要进行FDI，似乎依然不够明确。

我国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之中，取得的成果较少，20世纪90年代后产生的直接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非内部化理论、优势互补理论、四维模型分析理论是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里仅对四维模型分析理论做一简单介绍。

四维模型分析理论

中山大学毛蕴诗教授提出的四维分析模型认为，跨国公司进行FDI必然包括五个要素，即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投资决策受到这四个方面的力量作用。这一理论对于现实中的投资活动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将作用力分别放在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时比较散乱，难以进行综合分析。
纵观国内外关于FDI区位选择影响的诸因素进行考查的过程中，至今为止，学术界也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检验不同的对象，或者检验在不同时期的同一对象，其结果都不尽相同，研究方法和结果差异性比较大，也难以形成一致的结论。因此有必要继续研究，丰富现有文献。

三、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分布状况

（一）总体概况

从 1979 年我国第一次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协议，到 2006 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94445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039.74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国外资金试探性进入到蓬勃发展的过程。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从下表可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我国ＦＤＩ与ＧＤＰ数据
年份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2000
407.15
11984.76
2001
468.78
13248.16
2002
527.43
14538.24
2003
535.05
16409.69
2004
606.3
19316.4
2005
603.3
22445.65
2006
695.36
26156.26
2007
826.58
30827.38

（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截止2002年我国各省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 三大地区历年使用FDI百分比
额（单元：亿美元） 数据来源：各期《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年资料汇编》
和《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但其投资整体性增长的背后是其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投资的地理区域非常集中。从上面两图可看出，。中国吸引外资的状况是以东部地区为绝对主导，东部沿海 12省市吸引外资比例一直在那86%以上。而中西部地区的FDI比重就显的非常“寒碜”了，中部10 省市只占 10.82%，西部 9 省区仅占 3.06%鉴于我国中西部地区FDI投资比例较小，中国也给予了中西部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然而我们看到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吸引极少量的外资，且比例还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在我国内陆地区的外资吸引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

就中国吸引FDI 投资的结构来看（如下面两图所示），FDI在各产业间的分布也极不平衡，截止到 2007 年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第二产业，其次约有三分之一比例的流入了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在吸引FDI 投资的量上，不管是项目数还是实际使用 FDI 金额都只有很小的比重。可见我国的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尤其在第三产业上应吸引更多FDI。

截止2007年FDI项目数的产业机构

截止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产业结构

三、 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以上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分布状况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外商直接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吸引的FDI远远超过中西部。FDI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域分布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本文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主观与客观两大类主观因素包括：市场因素、成本因素、集聚效应和政策因素。客观因素包括：地理区位、资源凛赋、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文化因素。

（一） FDI区位选择的主观因素分析

1. 市场因素

国内外对于我国FDI区位分布的研究结果认为现实市场的大小对外资分布产生重要影响，是外资影响因素中间结论最为一致的一个。一个区域的市场因素是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包括区域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速度、发展阶段、人口多寡、贸易壁垒等等。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既包括现实的市场容量，也包括将来的市场潜力如果外资企业把制造业工厂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将可以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聚集规模经济效益。据大多数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主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假如上述结论在我国同样具有适应性，各地区市场规模大小将对外商在华制造业区位的选择有着显著的正的影响。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的衡量指标GDP的经济总量越大，不仅反映了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而且也反映了地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工业和第三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由此可以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是该区域的产业结构按照消费需求顺序发展和升级的表现，快速发展的一个区域必然会促进其他区域与之的经济联系，容易形成这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推动与辐射的良性循坏，这样FDI的进入可以得益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发展。人口的多寡也是市场潜力的前提条件，我国东部的人口密度远远大于中西部，故外商直接投资普遍集中在东部，这也是影响FDI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成本因素

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这种成本通常是指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原料价格和交通运输成本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力工资成本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工资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过低，可能从另一角度说明当地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因而对其的报酬也较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依赖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会受到侵蚀。所以对大多数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实际工资而是效率工资。效率工资，是指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就我国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较高，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外资集中的大城市，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较低。但由于西部地区人才素质相对低于东部地区，并且，管理水平和效率更低，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低工资在吸引外资方面未起到相应的作用。在我国，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是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因为，该地区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效能高，尽管工资水平较高，但效率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要低于其他地区。与国内投资者利用外资相比，外商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足够了解，因此外国投资者十分关注选择特定区位以降低信息成本。一种情形是投资于边境地区，更广义地应包含所有沿海沿边地区，它也是国际交往的必经之路，外商易于了解当地的民族风情和政治经济特点，对其直接投资有助于减少信息费用。另一种情形是投资于一国的中心城市和地区，中心地区由于长期积累的区位优势往往更易于收集和发送各种信息。改革开放初期外商选择沿海省区及90年代以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一些大都市或主要城市所在地，选择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主要投资地，说明在这些地区投资都有降低信息成本的作用。

3. 集聚效应

经济活动聚集的规模和结构都会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一个强大的产业基地必将是外商投资垂青的区位，因为这里有由前向、后向以及水平产业联系组成的产业联系网络，容易雇用到熟悉劳动力，同时还有城市化经济等外在经济。大量的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资制造业工厂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正的影响。这种集聚经济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而且也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
以制造业为例，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高度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几个制造业基础较好的的省市。主要就是看中了这几个区域拥有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聚集经济状况，主要体现在:良好的工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金融环境，研究机构众多，人才云集，拥有高度的研究开发能力，又是信息集聚中心。同时由于产业配套条件较好，外国公司在这里投资，可以较好地解决产业配套问题，并便于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而且，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率先进入后，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相应跟进，其示范效应也会带动其他跨国公司的进驻，集聚效应又进一步放大。

4. 政策因素

优惠政策不仅会提升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更重要的是表明当地政府对外资的态度，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中国外资政策在开始之初，就具有显著的地区倾向性。区域性FDI政策的实施可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即1979－1983年的第一阶段（经济特区）、1984－1991年的第二阶段（沿海开放带）、1992－1999年的第三阶段（边境内陆城市）和2000年至今的第四阶段（中西部地区）。迄今为止，整个中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带、边境内陆城市、中西部地区这一包括不同开放层次的四阶段梯级推进格局。
外资政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外资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了更优惠的政策，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远远超过中西部；进一步而言，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地方行政性分权式改革，FDI 与地方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吸引 FDI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剧了各地区在吸引 FDI 的政策优惠竞争，那些最先获得政策优惠的地区在吸引 FDI 时，优势会变得更加明显。

（二） FDI区位选择的客观因素分析

1. 地理区位

地理位置区位联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直接催化剂和粘合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
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的效果。就我国情况看，东部沿海的省市，尤其是东南的福建和广东，改革开放后，由于获得了优惠的区域经济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地理优势得以发挥。80年代，大量外资注入广东和福建，是同其优越的地理区位有关的。广东的区位优势最主要表现在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而且语言相通，社会关系密切。福建同台湾不仅地理距离最近，文化、习俗、血缘也最近。海外华人进入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回避市场风险。而90年代后，外资热点位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同其独的区位优势分不开的。从区位因素来看，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处于太平洋经济辐射的中心，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和我国大陆经济的枢纽。对内，上海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地势较高，气候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山区面积很大，而目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劳动生产率较为低下，所有这些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对FDI产生的影响是很显然的。

2. 资源凛赋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最重要的察赋特点。实行改革开放之时，正值香港处于经济转
型之际，正是由于我国相对于香港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香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使粤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很多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集中于人力资本丰富，就业人员素质高的地区。因此，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FDI区域性选择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到外国直接投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例如北京和上海有着丰富且高素质的人才，因此以北京和上海为龙头的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成为90年代后期以来外商投资的热点。

3. 基础设施

虽然，基础设施并不直接构成外商投资的动机，但无疑是外商考虑的重要因素。我国
目前东西部的硬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西部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有待改善。再者，由于西部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导致水力、电力设施建设极为困难，邮电信息建设就更是难上加难。对于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而言，改善基础设施的压力是很大的，除了一方面期待中央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外，如能吸引外商加入基础设施建设，变简单的“筑巢引凤”为“联合筑巢”或“引凤筑巢”，则会加快中西部开发的步伐，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4. 社会文化

东道主区域的社会文化因素对FDI区域选择决策和生产经营管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些具体因素包括语言、民族、宗教、风俗、传统价值观、道德准则、教育水平、人口素质和卫生条件等方面。东道主区域的语言是与FDI进行经济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在我国，语言的差异存在于各省市区域之间。语言对FDI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投资项目的效率和生产经营活动上。各个区域都存在着能够反映特定文化主流和核心的主导价值观，这些存在巨大差异的主导价值观，无疑会通过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对FDI产生影响。影响FDI区域选择的主要价值观因素有开放的观念及态度、对管理的认识和态度、时间观念、对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及对变化的态度。以往的经验证明，东道主区域在利用和吸引FD工的过程中，如果既能够发扬该区域的优良文化传统，又能够扬弃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因素，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先进的、积极的内涵，这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渠道。

四、 结论与启示

如前所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吸收了绝大部分的外资，而这部分外资反过来又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致使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而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既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我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全面提高综合国力的现实选择。可以预见今后较长时期内东部仍然是中国吸引外资出口创汇的基地，中西部无法代替。因此，东部要充分利用在中国区域格局中的有利地位，继续发挥改革领头羊的作用，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提高产业技术和产品档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新产业的发展，积极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全面与国际经济接轨，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而中西部地区前面分析的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的几大方面都存在绝对劣势，但我们要坚信方法总比困难多，结合上述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有效的吸引外资，从而缩小经济差距。就主观因素而言，我们可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积极开发人力资源，选择合适产业，形成聚集经济效应。另外就是国家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加快吸引外资的步伐。就客观因素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地理区位自然是无法改变了，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与东部地区形成互补。政府也要大力完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投资，为当地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些措施无疑能吸引更多外商，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1]Dunning. John 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okingham: Addison-Wesley, 1993
[2]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s，MIT Press，Cambridge，MA,1960
[3]Vernon Raymond. The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9,41：4，255-267
[4]崔新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5]李小建.经济地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慧芳.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7]毛蕴诗.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8]孟亮.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上海三联书店，2002
[9]徐康宁，王剑.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 (5):32-35
[10]张海洋. 影响我国 FDI 区域分布因素变迁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