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的诗教.doc

温柔敦厚的诗教
一、诗教即古代之素质教育
数年来，素质教育已逐渐被提上教育工作日程，国家教育当局并为素质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一度过热的重理工轻文史的现象，特别是随之而泛起的一切向庸俗功利主义看齐的现象正在得到纠正，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这里，打算就我国传统的诗教与素质教育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正于贤者。
应该首先明确，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诗教问题，在古代早已得到重视。而且，其重视的程度，并不逊于今日。因为古人早已把诗教提高到今之所谓素质教育的高度来对待了。
孔子是把诗教当作素质教育来对待的第一人。他认为诗教可以移风易俗，改变和增进人的素质，可以使人温柔敦厚。《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意思是说，当你进入到一个国度时，你首先会感的是到那里的人所受的教育的程度。如果他们都表现得温柔敦厚，那就是诗教所致。如果是“温柔敦厚而不愚”，那就更加说明是诗教推行得比较好。这里，后人在注解时，特别是在为“注”而作“疏”时，因为没弄清句读，把本该归入上句的却归入了下句，对原文有所误导。《礼记》原文两处都是因果句，无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或“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其后句都是前句的补充，是说明诗教对于教育人的功用。温柔敦厚是指的人，而不是指诗教。《疏》还加上一句故曰：温柔敦厚，是诗教也”是没有根据的。
司马迁对于诗教与素质教育，在其介绍孔子时，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即可施于礼仪。”这与《论语》所说：“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完全吻合，即诗三百篇，皆“思无邪”，是完全可“施于礼乐”的，他们都得到同一个结论：诗教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是素质教育的手段之一。

二、孔子的诗教主张
孔子之重视诗教，是有原因的。因为春秋以前，史料残缺，但民间以诗歌形式保存下来的史料却不少。而且，除史料之外，诗歌中还在有的篇章如《鹤鸣》等篇中，保存了丰富的哲理，也还有不少民间民俗的记载。可以说，当时的诗歌，特别是经过汇总整理后的《诗经》，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但自平王东迁以后，因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所以，孔子之作《春秋》，乃是续史，即是说《春秋》之所以要“作”，很大程度上是与“诗亡”有关。《诗经》同时肩负了保存史料，彰明哲理，记载民俗民风的责任，说它是一部可以作为素质教育的百科全书。应是当之无愧的。无怪乎孔子要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教育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而把诗教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据《论语》记载：“陈亢问于伯鱼：子（指孔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孔鲤字伯鱼）趋而过之。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于是，伯鱼退而学诗”。这里，孔子与他的儿子的一段对话，无例外地是以“不学诗无以言”相诫勉。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一起，子贡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里，孔子先从学礼启发子贡。然后，子贡接着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孔子以为子贡为人颖悟，大为高兴说：“赐（子贡名頴）也，始可以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还有一次，孔子和子夏相问答，也谈到这个问题。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曰：“绘事后素”。子夏又问：“后礼乎？”孔子遂加赞许说：“起予者商（子夏名商）也。始可与言诗教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瑏瑠两次问答都归结到“始可与言诗”，而且均以“言”为先决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孔鲤于是“退而学诗”；而子贡在对答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孔子即认为他已从诗句中悟出了锲而不舍，孜孜为学的精神，认为他善于从诗中学习，因而也加赞扬。更重要的是，子夏又从“绘事后素”中悟出了作人如作画，问题不在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和素以为绚兮，因为这些都是技巧，是次要的，主要问题乃在于“素”，即绘画的底色或纨素，这是基础，应在首位，没有这个基础是不行的。譬之于人，则首要在于素质。素质好，才可以“立于礼”而“成于乐”，才可以算得上“士”，算得上人才。孔子认为子夏从“绘事后素”中已悟出素质教育即诗教的重要性了，所以也才“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对于诗教的作用，既提到了做人做事的高度；还深沉而感慨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且，进一步认为：学好了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诗经或“诗教”在古代教育或教育以外诸如政治、外交领域中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先秦诸子及有关文献中得到证明。《论语》《孟子》中大量引用《诗经》且不必说，即以《左传》、《国语》而言，据统计：其中引用《诗经》诗句、诗章的即达２５０条之多瑏瑣，他如《荀子》、《国策》等书，也大体相似。又据其他典籍记载，春秋之时，倘遇祭祀、会盟之类的大典，诵诗更成为必不可少的礼仪节目。此类史实，俯拾即得，勿庸多言。这些，俱足为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注脚。这样，“诗教”之成为古代素质教育之一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成为无可争议之事了。

三、温柔敦厚指人的素质，而非诗教
如前所述，温柔敦厚是指人的素质表现，而非诗教本身。温柔敦厚一词，《辞源》释之为“温和宽厚”。而《礼记·经解》的《疏》对此加了一些并不恰当的解释。如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柔和”，就值得考虑。因为温字，从日从皿，所以是暖和的意思。虽是水旁，但原意仍是指皿中之水，加上日光，故而暖和，所以温字本身只是暖和，与水没直接关系。所谓“冬温而夏清”，所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色思温”，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之类，均是如此，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既然”温其如玉”而玉本身是润的（因其含结晶水之故），于是就把温润连在一起，作为一般意义上解释，认为温者“颜色温润”。实际这里的“温”乃形容人的容颜温和、和平，而与“润”是无干的。温柔敦厚是指一个人能够在与人或社会交际中表现温和（不严厉）、宽容（不狭隘）、诚笃（不虚伪）、厚重（不轻浮）的气质。这个气质，乃是其情操、品行、性格、风度、修养的总和。而孔子认为，这样的素质，只有在良好的诗教中才可得到。所以，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很明显，温柔敦厚，乃诗教之直接效果，而非诗教本身。千百年来，把温柔敦厚当作诗教，乃是误导。
那么我们应如何对待“温柔敦厚”这个为大家所熟悉和认可的，原本是指人的素质表现而却被误导为诗教本身的词汇，是否就一无是处呢？
我们的答复是，否。温柔敦厚作为诗的风格，作为诗的创作艺术、创作手法来看，不仅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以下就此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就诗的创作来说，要求以精炼的语言，高度的概括，托于比兴、拟于形象，不直切指陈，以微言见讽喻。这个总的要求，是与温柔敦厚之旨相吻合的。我国从《诗经》、《离骚》以迄现当代，诗风相传，脉胳清晰可见。例如《诗经》便是如此。《诗经》对于当时的朝野大事，乃至民间风俗，均有涉及。大体上是当颂则颂，当刺则刺。在颂刺之间，基本上虽只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但却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如《玄鸟》之刺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如《新台》、《南山》、《株林》之刺卫、齐、陈三国国君之荒淫乱政；《七月》、《伐檀》、《硕鼠》之写农民哀怨和刺当道者之极度剥削；《柏舟》、《大车》之歌颂女性德操等等，无不借助于比、兴手法。虽未直指其事，但却是讽谏得当，艺术效果与社会效果，均极良好，不失为温柔敦厚诗风的典范。因此，我认为，当今虽然不一定把“温柔敦厚”当做诗教，但它仍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种诗风和诗词创作艺术，只可提倡，不宜反对。

四、当代呼唤温柔敦厚的诗风
诗词是一种文学，是文学的诸多载体之一，它必须服从于文艺的根本原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不可能是真实的具体的实录，不能要求对于所颂或所刺的人与事，来一个直接指陈。因为即使直接指陈，反而有了局限，不能触及与之相同或相似的事物，使其社会效应或艺术效应不能辐射到更多的领域，这就是大多文艺创作所以不写真人真事，而必须进行典型化的处理，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的原因所在。诗词方面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唐人陆龟蒙因要讽刺政府赋敛太过的主题，只用两句“蓬莱有路教人到，也应年年税紫芝”，意义深刻而普遍，读后使人发生共鸣。又如唐明皇夺媳为妃，白居易写《长恨歌》不敢直说，用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诗句“为尊者讳”，总不如李商隐的“宴罢归来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来得深沉、含蓄而又尖厉。寿王是谁？乃杨玉环的真正丈夫，所以他要长夜难眠。一个“醒”字多么轻便，又是何等沉重！今人有写古人之事的，往往谩骂不绝，如说：“刘邦本是凡人种，硬说他妈睡了龙”，因子及母，近乎辱骂，终觉令人遗憾。一次笔者和著名诗人刘征先生闲聊到“温柔敦厚”这一话题，刘征先生说：“像‘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的诗句也是温柔敦厚，你写文章时不妨举此为例。”我想，刘先生的话是对的。一骑红尘所驮的是杨贵妃爱吃的荔枝，她见到自然要笑，但这个笑的后面，不知跑死了多少驿马！不知浪费了多少人民血汗！虽未直说，却已分明可见，这就是温柔敦厚的艺术品位及其力量之所在。
诗贵含蓄，不尚直露，其理亦然。同样可以《诗经》为例：“如写美人之美，几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全用比拟。曹子建写洛神之美，所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也很形象，而且逼真，就十分好。至如今日某些作家笔下，诸如“丰乳肥臀”之类，相比之下，未免庸俗，令人生厌。写男女之情，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处理得很当。《诗经》则更加含蓄，一句“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甚至更进一步，写到“有美人一人，腕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藏也）”也并不过分。其实，“与子偕臧”之后，哪怕像卓文君那样当炉卖酒，仍是人生正道，何必一定要加上些不堪入目或不堪入耳的描写呢？
《诗经》的讽喻，有的也相当尖锐，但也并非谩骂，而是缓缓说理，以情服人，以情和理来增加其艺术的感染力。例如“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頵兮”，对于剥削阶级的诛伐，也就很够了，若是指名道姓，反而使其有所局限。唐人吕温在大旱期间，见到有某显宦之家正在移植带花芍药，写了一首诗，后两句说：“四月带花移芍药，不知忧国是何人”，罗隐在长安看到皇帝给弄猴人赐紫绯（一种当时的高级官服），写到：“何如买取猢狲弄，一笑君王便着绯”。李商隐到马嵬坡，感于明皇贵妃之事，不禁责骂李隆基两句：“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也很得体。若说是骂，骂得含蓄、深刻，读后留有余韵，故非谩骂，而谩骂是绝对不能入诗的。记得罗隐有一首诗刺唐僖宗因黄巢之乱而幸蜀，骂了玄宗、僖宗，也还骂了一些不谙事理而以为安史之乱是由于宠幸杨玉环所引起的一批无聊文人。他说：“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这首诗，也替杨妃出了一口气，因为国家兴亡，“终是圣明天子事”呀！也给古往今来一些“总把兴亡罪女流”瑏瑠的诗人词客提一个“醒”，以后可别再这么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了！
诗词离不开比兴，比兴的本身就不是直陈其事，而自有其温柔敦厚的旨趣。古往今来，诗人词家大体都懂得这个道理。被毛泽东尊为“后圣”的鲁迅先生是这样，瑏瑡同样，被人尊为当代屈原的聂绀弩先生也是这样。关于聂绀弩先生的诗，我曾为文作过论述，这里不再提及瑏瑢。鲁迅先生和聂绀弩先生都是著名杂文家，也都是著名诗人但他们的诗却不同于杂文。杂文如匕首，如剑戟，贵在犀利，贵在直陈其事，贵在切中要害；而诗却不同，它贵含蓄，贵比兴，贵形象，贵韵味隽永，贵引发读者长期的感情上的共鸣。二者是有区别的。所谓杂文诗者，就形式看确乎相似，究其实质则实不相同。鲁迅的“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瑏瑣只说一个健儿就够了，不必指出是哭杨杏佛或柔石。这样读者便可以联想到国民党所屠杀的诸多革命志士。同样，他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中的“大王”，也不必指明是孙传芳、孙宗昌，也可以包括蒋介石。这样，因不直写，其社会效应要比直斥其名广泛得多。再如鲁迅先生写“一二八”之役后，一个全家被毁的少女的不幸遭遇说：“华灯初上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尊。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瑏瑤全诗以形象描写手法，写少女悲惨遭遇，一句“佯看罗袜掩啼痕”，悲矣！惨矣！怨深矣！恨极矣，所鞭挞者广矣！甚矣！又何必直指其人，直陈其事以自取局囿乎？反之，如换成某些自封为了不起的杂文派诗人来写，二十八字中，必定要加入一个“日冠”，加入一个“大亨”，甚至还要用上一堆“无耻”呀，“良心”呀之类的词汇在内，以示其“犀利”，以发其“愤慨”。但如果这样，就可能是杂文而不是诗，甚至在杂文中，恐也是一篇算不得上乘的作品！
记得在１９８７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上，著名杂文家兼诗人李汝伦曾在会上朗诵过自己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率土之滨皆王土，普天之下一毛诗”，是针对文革以前的诗坛状况而言的。因为他讽谏得体，语义含蓄，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也符合当时的实际，但却绝非杂文，也非谩骂，而是好诗，是温柔敦厚的好诗，所以人们在近二十年后，仍能口诵。我以为这样的诗，值得肯定，这样的诗风，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