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0年 有多少大师可以重来？
黄 麟
这是一个需要偶像的时代。
时代偶像，不仅是思想的明灯，道德的楷模，也可以是传播文化的使者。
时代偶像，从过去“高大全”的单一化，逐渐过渡到今天异彩纷呈的多元化。有人甚至说，如果你不是那么歪嘴粗脖，眦牙裂齿，既不用国色天香也不必才高八斗，既不用扛炸药包去炸碉堡也不用跳水救人，只要有一大帮粉丝在网上或发短信支持你，象曾轶可一样哼几首绵羊音，你也可以成为时代偶像。
清人赵冀论诗时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
有人拍过赵老头的肩膀说：没有
2、这回事了。
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就很不错了。
二00九年，可谓“大师纪年”，一批重量级大师相继辞世。钱学森、季羡林、任继愈、唐德刚、杨宪益、王世襄、梁羽生、丁聪、欧阳山尊、冯纪忠……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都能唤起许多读者的不泯记忆。
我注意到，大师之大，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学问大，而且年龄也大。这些大师都是85岁以上的长寿老人，长须飘逸，仙风道骨。中国航天之父、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享年98岁）；著名学者季羡林（享年98岁）、大学者任继愈（享年93岁）；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口述史学的开创者唐德刚（享年89岁）；“翻译了整个中国”的著名翻
3、译家杨宪益（享年98岁）；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享年95岁）；武侠宗师梁羽生（享年85岁）著名漫画家丁聪（享年93岁）；被誉为中国话剧“活化石”的艺术家欧阳山尊（享年95岁）；中国现代建筑奠基人和城市规划专业创始人冯纪忠（享年95岁）。
学问的积淀首先是生命的积淀。健康的体魄能够延长学术生命，能够开出成熟饱满的果实。大师们如是。他们就象得道高僧，微笑着安坐云端，让芸芸众生仰视。
大师远行，深切怀念的背后，是思考。
钱学森、季羡林、任继愈……都是文化科技界货真价实的重量级人物，无论拼成就还是拼胡子的长短，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佼佼者。
4、遗憾的是，我们进入了新世纪，进入了一个浮躁的时代。大师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我曾抄了一份上述大师的名单问过一个在校大学生。他能讲出梁羽生，讲出丁聪，再加上一个钱学森，一个季羡林。其余的，全是“古人”。
大师就象一瓶陈年老酒，年代越久，益发清香。然而，多数人表面上对大师毕恭毕敬,心里却并不当一回事。代沟象一堵厚厚的墙，把年轻的粉丝挡在大师的门外。他们的名字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大师肉身一走，称号就变得更抽象了。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现代年轻人学不来也不屑学。
不知这是大师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这可能与“大师”的称号日益泛滥有关。在“文化大师”余秋雨看来，大师要比“老师”
5、还低一级。低一级是什么概念？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在中国，只有这两个称谓比老师“低一级”。难怪大师会贬值了。
另一方面，“大师”的称号，过去是限量生产，现在似乎是批量生产了，日渐价廉物美。随着国学的兴起，原本土得“掉渣”的东西变成了香饽饽，于是乎，许多白胡子老头，一夜之间就成了“国学大师”。这也许是大师掉价的另一个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不容置疑成为时代偶象，呼风唤雨、吃香喝辣的是另一类“大师”，如余秋雨，如文怀沙。 一年来，余秋雨盘踞在大小媒介版面的篇幅，恐怕要比上述任何的一位大师要多。侮辱门、捐款门、股票门、碑文们、文盲门……与余秋雨相关的每个事件，几乎都能引起公众的热议，上升
6、为动静较大的文化事件。
还有文怀沙。这位擅长调配春药的“国学大师”，据他的弟子说，是“述而不作”。也就是说，文大师不用自己动手，只需动动嘴，凭四寸（大师的舌头应当比常人长一寸）不烂之舌，说动掌握财政的大臣拨款，就能入翰林，上书房行走，堂而皇之成为“国学大师”。
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使余秋雨、文怀沙们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才能”两个字，不仅是扎实的学问和漂亮的文笔，而是看你能不能最大限度地量化、细化和物化它们。
真正的时代偶像，应该是思想和行动统一，精神和物质融合，广博和深邃结缘，正气和人气共存……
但这样的偶像越来越不好找了。只好退而求其次。
饥寒交迫后的温饱，激烈冲突后的握手，长途跋涉后的休憩，寂寞空虚后的满足，甚至死水潭中的一块石片……谁点燃了偶像的最低燃点，就有可能激发一场熊熊烈火，红遍大江南北。
时代偶象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精神坐标。但坐标经纬变了，变得让人无所适从，没有勇气求全责备。人们崇拜活色生香的“大师”，是因为他们看得见摸得着，比较实惠。
于是我们有了余秋雨，有了文怀沙。
时代呼唤偶像。2010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有多少大师可以重来？除了余秋雨，除了文怀沙，十三亿的中国人之中，还能再出一个钱学森，一个季羡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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