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词“嗣响离骚”精神的产生渊源.doc

试论王船山词“嗣响离骚”精神的产生渊源
摘要：王船山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他虽不以词名家，却在易代之际的词坛上以“嗣响离骚”的词情异军突起。这篇文章旨在说明船山词嗣响离骚的根源，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船山个人的生世遭际、地域文明和船山强烈的民族意识。
关键词：船山词；生世遭际；地域文明；民族意识
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是思想史上一位不可回避的学术大家。他生于明清易代之际，一生以“南岳遗民亡国孤臣”、“先朝未死人”自居，词作有《鼓棹初集》、《鼓棹二集》和《潇湘怨词》，共存词二百七十九首，这三个集子作为词体艺术真实再现了作为学者的船山在那个海水群飞的时代猿啼鹃泣般的真性情、真怀抱。朱祖谋《杂题我朝诸名家词》的一组《望江南》题船山词曰：“苍梧恨，竹泪已平沈。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人凄音，字字楚骚心。”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谓：“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真屈子《离骚》之嗣响也。”皆以“嗣响离骚”称谓船山之词。如此鲜明的时代与个人风格集中于其词篇中，必然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本文即以此为中心试图探求其词情产生的渊源。
一、生世遭际
船山先世以习武出身，祖上曾为明王朝的一统江山立过汗马功劳，在王家与明王朝之间结下不解之缘，“自以先世为明臣，存亡与共”的忠贞之念，深深扎根船山心头，成为他在沦为遗民的大半生中崎岖岭表的信念支柱。
船山一生大致经历了求学、抗清、著述三步曲。他少即颖悟过人，读书十行俱下，十四岁一举考中秀才后，针对明万历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相继与友人结行社、匡社，意在以声震大江南北的复社为楷模，躬行务实，匡复社稷，展露了青年船山积极人世、身任天下的政治怀抱。崇祯十五年(1642)，二十四岁的船山以《春秋》第一中式第五名经魁举于乡，正是少年大志意气风发之际，《年谱》谓其“意气不可一世”，并与其兄王介之公车北上，准备通过会试圆其经邦济世之志。不料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国变，彻底击碎了他的仕途经济之梦，且在心灵层面上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猝然施之船山，船山悲愤不食数日，作《悲愤诗》一百韵恸哭于明亡的噩耗。后来在《章灵赋》中回顾这一天崩地裂的祸变，依然不能自已：“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师，思庙自靖，五行汩灾，横流滔天，祸婴君上，普天无兴勤王之师者。草野哀痛，悲长夜之不复旦也。”是年十月，吴三桂引八旗铁骑自山海关长驱直人，彻底颠覆了船山的书生意气，迫使他投笔从戎：先以一介书生上书湖北巡抚章旷，“指画兵食，请调和南北，督师防溃变”；后与友人管嗣裘、夏汝弼发动衡山起义。失败后，他奔耒阳、过兴宁，径奔当时永历行在肇庆。顺治七年(1650)，三十二岁的船山接受了大学士瞿式耜的推荐就行人司行人，以期为抗清大势尽微薄之力。然而此时的永历帝内受制于宫闱阉宦，外被惑于悍将佞臣，朝廷党狱大兴。生性耿直的船山以敢言报国直言谏诤，希望挽回因党争而削弱的抗清势力得罪了奸党，被排挤受诬陷，在不得于君、孤立无援中黯然离开了永历。“孤忠难济，反蒙主疑”的船山以屈原的放逐自况，写下“萧森天放湘累客，得以商歌侍羽觞”，并选择了屈子式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的浪游生涯。处江湖之远却忧其君，虽置身无限苍穹，拳拳君国之忧仍然无法释怀，船山时刻关注抗清大势，及至永历为大西军旧部孙可望劫持，偏安贵州安隆后，船山审时度势，不得不面对报国无托的残酷现实而屏迹幽居。《章灵赋》中反复写到：
时上受孙可望之迎，实为所劫……
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穷柄之魁以受命，进退萦回，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吾既素柄清虚之志，以内决于心。固非悠悠纷纷者能知余之所好也。
人不可谋，天不可问，存心孤往，且以咏怀。思主则怆恍而烦心，求仁则坚贞而不怨……在“留则河山非旧，往则逆顺无垠”的艰难选择中，痛苦地放弃了早年的经济之志，“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将一腔报国热血倾注于民族文化的阐释发明，以期通过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挽救他耿耿孤忠的民族大业。这其中的悲愤无奈，诚如潘宗洛谓之“终摒不用，隐而著书，其志有足悲者”!
窜伏草野、抱贞守节的船山，一面为躲避缉索，“或在浯，或在郴，或在耒，或在晋宁，或在涟、邵。所寓之处，人士俱极依慕。亡考不久留，辄辞去。”一面视文化拯救为使命承当，以汉学为门户、以宋学为堂奥，遍治经史，最后定居衡阳石船山。避匿的生活穷乏蹇困，甚至连起码的纸笔书籍都买不起，然而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却从不动摇文化救亡的夙志。康熙二十七年(1688)，七十岁的船山自制墓铭日：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侧其续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自为墓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顾衔恤于永世。刘越石，是以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志图匡复晋室闻名天下的西晋人刘琨；张横渠，即被船山赞其学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的北宋哲学家张载。以二人所代表的人格与学术浓缩了船山一生的追求，蕴含一代大儒悲剧时代畸零不凡的生世遭际，可悲、可叹、可佩!康熙三十年(1691)年冬天，预感不久于世的船山写下了这首“绝笔诗”：
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将内心深处的亡国孤苦再一次痛楚地诉诸笔下，萦绕于字里行间。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旷世大儒王船山带着终其一生的孤愤、执著默默离开了人世。自古“哀怨起骚人”，始终以光明磊落、大节不亏成全的凄苦悲愤、忠肝义胆的心路历程，情见乎词，是船山词嗣响离骚的根本所在。
二、地域文明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自古以来，地域文明深切影响人的文化心理的生成已是不争的事实。滥觞于先秦的湖湘文化，以庄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情怀和以屈子人格为代表的扶危定倾的时代使命意识，孕育滋养着三湘四水的古老文明。船山《楚辞通释·序例》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处，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以崟嵚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张华《博物志》：“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日湘夫人。舜崩苍梧，二妃追至，哭帝极哀，泪染于竹，故斑斑如泪痕。”迤逦灵秀的山川风物，舜与二妃凄侧动人的美丽传说，使潇湘变幻神奇的山水在中国诗歌王国里染就了幽约怨悱的无限情思，陆游甚至感叹“不到潇湘岂有诗”!而诗词中的“潇湘”、“洞庭”、“君山”、“湘娥”、“楚竹”，已不再停留于字面的指称意义，而是具备了幽怨凄迷浪漫感伤的基调以及执著忠怨的精神象征色彩。当然，真正成就了楚湘文化深厚历史底蕴并将其推至高潮、沾溉几千
年中国文学者，乃是屈原那忠爱缠绵的执著情怀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幽忧之思以及怀沙沉湘的悲壮慷慨。司马迁在《史记》中尝叹：“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亦曰：“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自已。”忠忱哀怨、沉郁悲慨的屈骚传统泽被潇湘，“楚人悲屈原，千载尤未歇”(苏轼《屈原塔》)，而生于斯长于斯、遭逢国难的楚人船山对屈子尤多“心有戚戚”的认同，嗣响离骚的情怀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为船山自觉的价值取向，渗透其一生。
船山对屈子推崇备至、深研《离骚》，晚年成《楚辞通释》十四卷。其子王敌《行述》中这样说：“又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辞赋之源，莫高于屈宋，《南华》去其外篇、杂篇诃斥圣门之讹妄，屈子以哀怨沉湘，抱今古忠贞之恸，其隐情莫有传者，因俱为之注，名曰《庄子衍》、《楚辞通释》。”披露了船山所为《楚辞通释》的动机是为屈子人格做纂注，发扬其“哀怨沉湘”的“今古忠贞”之隐隋，全然超越了所谓“辞赋之源”的文本解读。近人张可惕在《楚辞通释·序》中透彻指出：“船山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赓著九昭，以旌幽志。”所谓旷世同情者，乃船山怀抱屈子一样忠君爱国之志节，遭遇屈子一般忧谗畏讥之放逐，身处有过于屈的铜驼荆棘之国难，这一切使船山情感自然而然接近怀沙沉湘的乡前辈，景行景止仰慕这位伟大的骚魂。在《楚辞通释·序例》中反复吟叹：“希达屈子之情于言义相嘱之际”、“蔽屈子以一言日忠”；《九歌·题辞》日：“令读者泳泱以遇于意言之表，得其低徊沉郁之心焉。”已然在解读《楚辞》中释放了船山自我沉郁忠愤的心志，获得了“先得吾心”的共鸣体验。船山以自己生于屈子之乡而欣慰莫名，《楚辞通释·九昭》：“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构闵戢志，有过于屈者。”一举消解了横亘于自我与屈原间几千年的历史风烟，以地域的相通相继链接了情感的相和相应。更有甚者，在《刘孝尼诗序》中认为：“楚之学骚者王逸，然圆红青江之句，耀人肌魄，愚谓左徙嫡系果在刘复愚矣。或者泪罗之流，北汇于湖，岷江雪液，夺其鳞鳞晶晶之致。唯湘有骚，不许他氏之裔，刍流而揖之下也。”俨然为湖湘申请了屈子的专利权，更包含了船山潜意识中以屈子人格为自我期许的价值判断。屈子的点滴遗迹以及染上屈子忠忱幽怨的潇湘山水、草木，无不引发船山的无限情思，并一次次用诗歌的形式对这一价值判断进行诗意的表述：
问灵均去后，谁剪菏衣?(《满江红·初夏》)
暮雨蘋风杜若香，怀沙千古吊潇湘。(《哭欧阳三弟叔敬沉湘》)
谁道灵均哀思绝，唯将鹈鹉怨芳年。(《题芦雁绝句》)
在烟波浩淼的潇湘之畔，低首踯躅凭吊骚客的船山，遥想千年前沉湘的不屈灵魂，该是怎样一番心灵的碰撞与共鸣!“船山深于文学，神契楚骚，其生平为文，……俳恻缠绵，燕蒿凄怆，其耿耿孤忠，苑结不能自已之情，随处进发流露，真可谓离骚之嗣音。”这里的“耿耿孤忠，苑结不能自已之情”与前王敌所谓“哀怨”、“忠贞”、船山自言“蔽屈子以一言日忠”、“低徊沉郁之心”，即“嗣响离骚”者。善达幽约怨悱不能自已之情的词，尤染潇湘骚怨，除常以楚骚语汇寄托忠愤、直接成就了描写潇湘胜景的凄婉悱恻的《潇湘怨词》外，更广泛的意义，则一部船山词全然屈子精神的发扬再现!
三、民族意识
当然，船山的博大在于他并未沉迷于屈子狭隘的邦国思想，他高瞻远瞩，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将满清的入主中原，不仅仅看作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胜利与取代，而是“自有生民以来未有之祸”，是“夷狄”对“华夏”的全面占据，这一事件留给船山及其他无数汉族士人无比的心灵惊悸、震荡、屈辱和悲愤，直接刺激了他们的民族忧患、夷夏之辨，君国之忧遭此乱世，已经超越了朱姓王朝的狭义概念，而隶属于“扶长中夏以尽其才”的民族意识之下，“明”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必不可缺的华夏民族的表征，一个汉族士人得以栖息灵魂的归宿，正如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提出的时人“存明——存天下”的心理模式。民族意识涵盖下的船山的忠愤，“嗣响离骚”而又超越离骚，尤见深度。

船山严辨夷夏，“天下之大防有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别，而先王强为防之也。中国之于夷狄，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所知所行蔑不异焉。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其疆域，君子小人殊以其类，防之不可不严也。”立足于从自然环境差异所形成的人文禀赋的不同来区别夷夏之殊；更本质者，在于文明发展水平的差异，即范文澜所谓：“中国、华、夏三个名称，最基本的含义还是在于文化。”华夏为“文教之郡邑”，“夷狄不能备其文，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于识，后无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啕啕，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夷狄禽兽”的观念借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契机，深深扎根于船山思想中：
只如明伦察物，恶旨酒，好善言等事，便是禽兽断做不到处。乃一不如此，伦不明，物不察，唯旨是好，善不知好，即便无异于禽兽。(《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如色荒、禽荒、牛饮、裸逐之类，皆夷狄、禽兽之乐。(《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思问录·外篇》)以人禽之别比之夷夏之辨虽不乏文化与种族歧视，但历经亡国惨痛的船山，面对圣人之教的华夏为相对野蛮的满清所征服的现状，郁结胸中的块垒使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亦难免产生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在论述中掺以主观的过激言辞，原是可以理解与值得同情的。在船山这里，这个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强烈爱憎的情感焦点：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畀类也。(《读通鉴论》卷四)夷狄非我族类，非但不配拥有“仁义礼智信”的人与人相与之道，且言辞之间充满杀气，搀杂船山自身复杂的亡国之痛与复国之念。中国之内“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宁失位于贼臣，不可卖国与外族。对异族的入侵则要坚决反击，“多杀而不伤吾仁”。船山无限景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他赞赏追击匈奴的南朝宋武帝刘裕“延中国生人之气”，甚至对被讥为“挑衅渝盟”的南宋韩侂胄，船山因其曾奋起抗金认为“北伐非其罪”；站在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对民族败类如桑维翰、秦桧之流进行谴责与鞭挞，对直接导致南宋衰亡的宋高宗，船山亦悲愤交加：“高宗之畏女真也，窜身而不齿，屈膝而无惭，真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如此鲜明的爱憎不无现实的影射意义，加深了他对明亡这一惨痛事件的扼腕痛惜，强化了船山情感的故国之思、忠贞之旨，使其词篇充溢汪洋着的嗣响离骚的词心尤甚于一般意义上的亡国之恨，而具备了更为沉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感怀。在怆怀故国、故君中融入了“民胞物与”的儒者情怀、民族意识，较之屈子的哀怨沉湘虽壮烈不足却沉挚有余!
《船山六十自定稿》序有言：“人苟有志，生死以之，性亦自足，情不能不因时尔。”情出于至性，又不能不因时而变，变，最终也不离其性。船山生死以之的故国之戚，他的积极人世的儒者情怀，敦行务实的实学思想，皆成就了乱世流离中的一颗“孤心”。天崩地裂的时代激发了船山政治抱负中“扶长中夏”的执著，屈骚忠愤的湖湘文化传统印合了船山怆怀故国的孤忠，而秉承的家学渊源与船山人格、遭际又使得这份执著孤忠在鼎革之际放射出最绚烂夺目的光彩，发挥最大限度的能量，“于种族之感、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骚怨之情成为构筑船山生命、凝成“嗣响离骚”词心不可或缺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