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虚拟采访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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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先生生活在半是满清、半是民国的时代,您对于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的思想和言行落后有什么看法？
鲁迅：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亵黩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坟·寡妇主义》第1卷245至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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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因出版《译文丛书》，先生您与生活书馆的邹韬奋等人风波皱起，先生被欺骗，被愚弄，您认为， “资本家”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子的呢？
鲁迅：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在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在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鲁迅文集·书信》13卷226页至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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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真理是客观的，但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不因认识的人不同而发生改变，这体现了真理的客观性，先生怎么认为个人在真理面前的地位呢？
鲁迅：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是要发生热温，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热温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
（《鲁迅文集·两封通信》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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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先生觉得盲目崇拜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鲁迅：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其次，是以为我们所认为在崇拜偶像者，其中的有一部分其实并不然，他本人原不信偶像，不过将这来做傀儡罢了。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鲁迅文集补选·通信》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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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早就有人劝说先生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在艺术家“明哲保身”的年代，先生认为怎么样的艺术家才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鲁迅：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
（《鲁迅文集补选·关于知识阶级》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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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无聊的人总是被欺骗，这种被欺骗却是自愿的，而暴露者的揭秘行为，又让人生厌。先生怎样认为现实社会中的暴露者与“被骗者“的关系？
鲁迅：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花边文学·朋友》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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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瞒和骗”思想影响了作家“闭上眼睛” 盲目对中国文艺“大团圆”，先生分析瞒和骗”思想的影响和危害，对各位作家有什么建议以警策？
鲁迅：《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坟·论睁了眼看》第1卷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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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先生对于我们中国人最缺乏勇气有什么看法？
鲁迅：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
（《坟·论睁了眼看》第1卷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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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健康向上的文艺可以使国民精神获得升华和提高，先生认为怎么建立对国民精神有积极影响的新文艺？
鲁迅：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坟·论睁了眼看》第1卷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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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文艺能够移人性情、影响人的精神、具有启蒙作用，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先生认为“瞒和骗”的文艺与“瞒和骗”的国民性瞒和骗”的国民性有何关系？
鲁迅：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坟·论睁了眼看》第1卷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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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瞒和骗”的文艺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的必然产物，先生对于我国“瞒和骗”的文艺有什么看法？
鲁迅：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
（《坟·论睁了眼看》第1卷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