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XX年北大毕业典礼演讲稿》读后感.docx

《胡适XX年北大毕业典礼演讲》读后感
社会不似学校那样包容，我们进入社会，就意味着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许多人在离开学校的约束后，开始放任自己，抛弃学习的欲望和对理想的坚持，最后堕落成为庸碌之辈。我现在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更是要对“堕落”严加提防。对此，胡适先生提出了三个“药方”。一是“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保持思考的习惯。我们进入社会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一味避而不谈，它们就永远横亘在那里，而我们也只会变得麻木不仁，失去思考的能力。作为公务人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公务人员失去思考的活力，要如何为群众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基层的公务员，我们平时工作中遇见的都是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需要我们灵活、周全地解决。因此，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一定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不断积累经验，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解决问题。更要认识到，经历并不等于经验。将在我们的实际中的所见所闻，经过思考所提炼出来的结果才可以称得上经验。二是“多发展一些非职业的兴趣”，即善用闲暇时间。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不过八小时，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八小时以外的闲暇时间时间怎么利用。闲暇时间是我们的休息时间，更是我们的充电时间。我们乡镇工作人员平时都呆在乡镇，许多人感觉下班之后无所事事，实则是在白白错过充实自己的大好时光。即使不学习，也应培养自己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生活情趣非小事。我们作为基层公务员，离群众最近。因此，我们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会直接影响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基层公务员的生活作风对群众的生活作风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基层公务员一定从自身做起，注重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起好带头作用，防止自己“变质”。
三是“总得有一点信心”，即对信念的坚定。我们刚从学校离开时，大家都是带着满腔要改变世界的热情。但是，许多人在发现只是大千世界这片沧海中的一粟后，就开始心生惧意。的确，留名青史的人寥寥无几。但是，我们不也正在创造历史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习总书记也勉励我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们不必急于求成，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我们在基层每天面对的事情千头万绪，难免会产生无力感。但是，我们的努力都是有用的，都是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奉献。因此，即使前路茫茫，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一步步向前，总能到达目的地。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的稳定繁荣是国家稳定繁荣的基石。习总书记也常说，要狠抓基层工作、培养基层干部。我们作为基层公务员，要时刻记住多思考、常自勉，注重健康生活情趣的培养。基层建设道阻且艰，但我们的中国梦在我们的付出中一定会实现。
第二篇：胡适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1930年，胡适先生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讲，内容如下：
诸位毕业
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
这一句话是。珍惜时间，不要抛弃学问。
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竭的时候，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功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有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节衣缩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1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1点种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书；30年读11万页书。
诸位，11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3种小报也得费你1点钟的功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1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就是把你这快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就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10年之后成什么器。
第三篇：胡适1932年6月27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胡适1932年6月27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2年7月3日载于《独立评论》）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
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
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
（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胡适继上文两年后，赠与大学毕业生的话：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与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以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研究。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琇在一个当铺了做了二十几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
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的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
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已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第四篇：胡适1932年致毕业生胡适1932年致毕业生
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1]
第五篇：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前后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前后
这一篇讲演，又是宝贵，又是津津有味，只可惜记者写不好。说完，校友们用力地鼓掌，把胡先生送下。胡先生下去以后，又站起来说：“我还有两句话”。
他指着身旁的冯友兰先生说。“冯先生是我们最老的校友。再过几天，就要到美国讲学去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请冯先生和我们谈一谈，并且借此给冯先生送行。”冯友兰上去首先表示乐观
冯友兰先生在全场欢迎里走上去，满腮的胡须，掩不住愉快的笑容。他说：“北大最幸运，因为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增添了些设备。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里，有三句话是：‘北大四壁琳琅，清华四壁皆空，南开四壁皆无’。我已看了清华，恐怕要恢复，还需要几年。北大在物质上，增加了不少机器图书，精神上又有了好校长，前途自可乐观。我在昆明时，有几个朋友在一块，就说蒋梦麟先生离开了北大。那时就想：谁能继续。大家都猜说：胡适之先生可能。后来发表，果然是胡先生。孟子说：以天下予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为北大，庆幸得人。”
“方才胡先生说。对北大很乐观。我这人，平常也是很乐观的。有人说我‘心气和平，遇事乐观’。我对于胡先生十年造就北大的意思，完全相信。”
“在昆明时，看到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北平教授，每人家里的书拿出来，差不多都比它多。一个教授家里的书，拿到昆明，可开一个图书馆。若是看东安市场里丹桂商场书摊的规模，那就更了不得了……”
冯先生最后，再强调北大人事领袖及物质的丰富，象征前途的光明。他讲完，由校友会代表，向胡先生献签名书，有二百多人签：我，向胡先生致敬。签名书的开端，词句是这样：二百多校友向胡先生致敬
三十五年八月四日，国立北京大学校友会在母校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开会欢迎胡校长，对距七七事变已九年，距敌人投降之日将一年，距母校复员之开始方数月。校中教授自昆明先后到达北平，学生多数尚在途中跋涉。先生新出海外归来，国土重光，校舍如故，定觉欣然。先生在抗战期间，远秉使节，为国宣勤。今来长校政，承蔡故校长之遗绪，发扬北大之精神。此不仅为母校之幸，亦为中国学术界之光。校友等集会于此，一致向先生献其诚意之敬。爰签名于后，以供留念。
在这下面，有二百多人签名，第一名是“冯友兰”。这篇近3500字的报道，出现在当天《世界日报》的头版之上，其篇幅、其规模已然超越了先前胡适飞抵北平的第一时间的专访。与此相应，该篇报道，所透露出的历史信息及现场细节，也更为充分丰富。比如胡适首度在国内公开总结自己的外交生涯，撇清自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痛陈中国大学建设的薄弱等等。
其中，再次提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原为第四，后列第五的状况。这一状况，胡适曾在先前北大校内茶话会中也提到过，主要是指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评选之事。常任理事国是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二战盟国的五大战胜国，最早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战后“四大警察国家”，即美、苏、英、中，后来在英国坚持下，又增加了法国。胡适本人于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从“四大警察国家”到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谈判历程，胡适曾亲身经历，所以记忆深刻，也因之对中国因国力不济而导致的国际地位不保，感到痛惜，所以归国之后，在公开场合，也一提再提。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欢迎大会上，竟然还有与胡适学术观点始终相左的终生“论敌”冯友兰。作为北大资格最老的校友之一，冯在二百多人的校友签名簿上，第一个签名，且在会上也与胡适有互动，这些历史信息，都是未曾有过披露的，别具看点。在此次北大校友欢迎大会之后，北平《世界日报》上对胡适的称谓基本确定下来，即“北大校长胡适”。这一方面说明，胡适从1946年7月29日飞抵北平之后，通过约一周时间的密集“亮相”，通过北平文教界及北大内部的各种非正式会晤之后，已为北平社会各界所周知与熟知，其北大校长的履职历程已然正式开启。当然，在此之后，胡适还担任过北平首个“八一五”胜利日庆祝晚会主席，并曾主持会议欢送蒋梦麟、傅斯年离任北大等诸多会议活动；在这一系列的为正式就任北大校长所做的社交努力之后，胡适终于迎来了北大复校的开学典礼。10月10日，北大开学典礼，胡适以北大校长身份，首度站在了北大主席台上，对北大全校师生训话，这才标志着其就任北大校长视事之始。■（责任编辑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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