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文化与六朝氤氲.doc

湘潭文化读本
陶公文化与六朝氤氲

研究湘潭文化史，会发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陶公文化。明代万历年间任礼部尚书的湘潭人李腾芳，在《陶公山纪胜》一文中写道：陶公山，晋代大将军陶侃衣冠冢之地。这里草繁树茂，白鸟齐飞则遮天蔽日，白鸟齐鸣则如万方乐奏。山下有高数十丈的巨石雄踞江岸，石上有陶公亭，或供陶侃远眺南岳，故又名望衡亭；或供陶侃来此垂钓，崖下有深潭即是陶侃垂钓的鱼潭。深潭之西有山溪流入，溪上有桥也名为陶公桥。沿陶公山北行一里有水池，即陶侃洗笔砚之池。此地都以陶公命名，实为湘潭百姓敬重陶侃的德品和功绩所致。陶公山原名壶山，位于湘潭市区西头，于湘江冲击平原突兀而起，以其山形似壶而得名，扼一城之形势。陶侃曾驻兵于此，故后人又称此山为陶公山。

陶侃是江西九江都昌县人，少时家贫，父亲陶丹早亡，全靠母亲湛氏纺织为生，东吴灭亡后全家迁到寻阳。在那儿，陶侃完成了他军政生涯的最初历练：干过管理渔业的小官，当过郡一级的重要官员——督邮，做过主政一方的父母官县令。乱世出英雄。义阳蛮张昌在荆州叛乱，陶侃领兵平乱，大破乱军。自此以后陶侃便以其战功一直升迁，最后当上太尉之位，并掌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并任荆江两州刺史，这在门阀世族垄断高位的东晋是一个例外。陶侃与湘潭的不解之缘导因于杜弢领导的湘洲流民起义。陶侃伐杜弢，除屯兵湘潭石嘴垴外，也屯兵于长沙岳麓山。湘潭的唐兴寺即陶侃故居所在地，杨梅洲是昔日的西晋水军军营，岳麓山的“杉庵”乃陶侃屯兵于长沙时的居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重要特征，就是确立门阀制度。这是按门第等级严格区别士族和庶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同地位，以维护门阀士族特权的制度。东汉以后，一批累世为官的世族大家开始形成。历经三国时期进入西晋之后，门阀贵族的腐朽统治，使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起来，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流民的大量涌现。西晋末年，整个社会陷入长期战乱、灾害和饥荒之中，各地出现流民起义，如湖北的张昌起义、湖南的杜弢起义、河南的王如起义和四川的李特起义，皆颇具规模。311年，成都人、醴陵县令杜弢领导因中原灾祸逃难而来湘中的流民起义，312年西晋王朝派王敦领陶侃、周访二大将率大军对付杜弢。已有平张昌之乱经验的陶侃，率军驻扎在湘潭壶山，指挥水陆大军沿湘江两岸向长沙杜弢大本营进发。杜弢率领流民军顽强抗击，三年中打了数十次仗，互有胜负。315年8月，陶侃、周访率晋军主力分别从南、东两路进逼，与杜弢决战。此间，陶侃成功策动杜军将领王真归降，至杜军大败，突围而逃的杜弢，死于途中。随着一场历时五年声势浩大的湘州流民起义划上句号，陶侃在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朝成为望重功高的能臣。然而，此时西晋的气数已尽，杜弢兵败后的第二年即316年，维持了52年的西晋王朝走向灭亡。东晋续而代之，这是中国历史上在江南出现的第一个正统的政权。

正直而有能力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有野心之人的忌恨与排挤陶侃即是一例。士族出身的王敦在领导出身寒门的陶侃平定杜弢起义的过程中，领教了陶侃文治武功的才能。自此以后，便一直嫉恨于心。打败杜弢后，朝廷拟调陶侃任荆州刺史，但由于王敦作梗，只好到更偏远、更荒凉的岭南任广州刺史。因王敦与王导共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王导任丞相执政于朝内，王敦当大将军执掌重兵，王氏兄弟权倾一时，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段时期的陶侃在广州刺史任上，每天坚持“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既是锻炼身体，又行韬晦之计，可谓一举两得。王敦有称帝野心，曾以“清君侧”为名，从武昌起兵，攻入东晋的京都南京，只因得不到王导等朝臣支持，无法取东晋而代之，不久郁闷病死。东晋王朝躲过此劫后，327年却又迎来晋朝将领、叛臣苏峻之乱。苏峻攻入南京，大肆烧掠，引起朝野不满。陶侃以众望所归推举为讨逆盟主，平定了这场判乱，东晋政权才转危为安。陶侃因功升为侍中太尉，加都督，并封为长沙郡公，所驻节之湘中一带封给他作为“食邑”。也正因为“食邑”这种鱼水般的紧密关系，使湘中地区成为陶侃的第二故乡。

东晋332年6月，年届76岁疾病缠身的陶侃，正式上表朝廷要求辞去所有官职；8月病情加剧，溘然长逝。陶侃逝世，朝廷隆悼，并依照其遗嘱护灵柩回湘中，安葬于长沙树木岭。湘潭人民则在壶山建衣冠冢一座，立“晋都督陶桓公墓”花岗岩碑一尊，清代江苏巡抚黎培敬为墓碑撰有一联：“百甓勤劳芳土地，八州都督剩松楸甓”者，砖也。松楸乃松、楸二树，墓地多植，因以代称坟墓。比陶侃小一千多岁的这位黎巡抚感慨万千：曾以每天搬砖锻炼身体的陶桓公啊，勤勉一生为这一方土地上的百姓造福，曾官至权倾一时的八州都督，到如今也只剩下坟茔一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朝著名诗人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曾写有《命子诗》一首，表达对先祖功遂辞归、慎终如始的崇仰之情。《晋书·陶侃传》中总结了陶侃的诸多优秀品行，如：为人谦和有礼，为官忠于职守；执掌军政事务能亲自料理，没有遗漏；远近来信莫不亲笔回答，亲疏来客俱热情接待；常常搬运砖头以锻炼身体，并将丢弃的锯屑、竹头搜集，以备不时之需；勉人珍惜光阴，不要醉饮赌博；等等。这些可说是陶公文化的重要构成，其作为中华文明的优秀精神遗产，将永远泽被后人。

东晋末年，出身寒微、才干杰出的权臣刘裕，在镇压孙恩农民起义和平定桓玄叛乱中强大起来，被封为相国、宋公。不久，刘裕导演一场禅让让晋恭帝退位，自己称帝，号为“宋”。从此，南方依次出现宋、齐、梁、陈四姓政权，史称“南朝”，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南朝均以南京为都城，加上此前的三国东吴、东晋王朝亦是以南京为都城，故统称为“六朝”。六朝时期的南京城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和古罗马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六朝承汉启唐，创造了极其辉煌灿烂的“六朝文明”，在科学、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开创了中华文明新的历史纪元。2013年中文出版了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汉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丁爱博教授的代表作《六朝文明》。湘潭在明代被称为“小南京”，若要深究其历史渊源，就需要研究“六朝文明对湘潭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影响”这样的课题。尽管这一段历史过于眼花缭乱，但只要我们沉浸于其中去深深感悟，我们或许能够触抚到氤氲其中的湘潭文化发展流脉。

据《宋书·州郡志》载：刘宋（420-479）时期，湘州或立或废，辖地或增或减，均由掌政者随意行事。不过，处于湘州核心地区的今湘潭地域，始终没有变化。刘宋王朝虽只短短的59年，却充满着腥风血雨。王室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攻杀；异姓将领，拥兵自据，叛乱朝廷。湘、荆两州，据南京上游，粮足兵强，在刘宋时期，成为各家必争的重地。几十年祸接兵连，身受其苦的湘州百姓在苦苦寻求：哪里才有一片安宁的净土？好在上天给湘中百姓送来了陶侃这样一位切实关心民瘼的好官，不仅生前造福一方且深谋远虑生后要福泽后世：陶侃死后不久，人们遵嘱将其故宅捐献为寺，是为石头寺，后改名为大唐兴寺。这是湘潭有史以来正式载入史册的第一座佛寺，这也说明，佛教文化传入湘潭境内已有一段时间了。既然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桃花源般的净土，那么只好退而求其次，借由佛教寺庙这一性灵中介媒体，去营构内心世界的恬淡与安宁。

此前的西晋268年，竺法崇在长沙岳麓山建麓山寺，是为湖南佛教之始。312年陶侃首次驻兵长沙、湘潭等地，此时麓山寺已有四十多年历史，想必住在岳麓山“杉庵”的陶侃，也会常与麓山寺的住持品茗论道，在对世事无常的深切感受中，来自东土的佛教文化也就逐渐渗透于内心深处，成为建构性灵家园的基础构件，如此，也才有了22年之后的捐宅为寺之举。2005年《湘潭县佛教志》载：东晋是湘潭境内佛教萌芽时期，一些僧侣开始开山建寺，此时僧众的日常行事只是弟子各自随师修行，每日两项活动：一是学习教理；二是修习禅定。南朝时，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均设立僧官，尝试对日益兴起的佛教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兹后的中国佛教，便再也没有脱离各个皇朝的治理视域。

在此不妨设想一下，陶侃故居的捐宅为寺，其后人不会将宅中一切搬走，只要佛寺尔后用得着的器物大约都会留给寺中的僧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茶具。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他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中国茶叶列为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研究中国茶文化史可知，在两晋南北朝茶叶有了一定的种植面积，茶俗进入百姓日常生活，加之文人雅士僧侣将其升华，茶从简单的饮品被赋予了文化品味，中国茶文化在此阶段逐步萌芽。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证实了汉以前湖南已有种茶和饮茶活动。中国最早的茶具出现于东晋，它们从其它器具中脱胎出来，这时在江、浙、闽、赣等地生产的青瓷器中，有和托盘配套的瓷盏这种原初性茶具。陶侃属于东晋重臣，宅中配有这样的茶具自在情理之中。当这种时尚的茶文化与僧侣的禅文化在六朝文化的时空氤氲中，在湘潭石头寺这一方奇缘之地，水乳交融般地结合时，也就为尔后湖湘大地石门夹山寺的“茶禅一味”积淀起奥妙无穷的茶禅文化基因。

就在陶侃死后捐宅为寺的第二年即335年，在今易俗河金霞山建起了湘潭境内的第二个佛寺——安禅院。佛教盛行以来，几乎寺必有茶，僧必善茗。僧侣们认为茶有“三德”：一是用以坐禅，可以清心涤虑，彻夜不眠；二是能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即能抑制淫欲。所以，饮茶最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最宜参禅拜佛。2003年出版的《中国小通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湘州，造船业发达，是建造大船的基地之一。从易俗河金霞山的安禅院到窑湾的石头寺，走湘江水路用小船即可，往来很方便，两寺之间的接触应会比较频繁，石头寺的茶禅文化会很快传播到安禅寺及湘潭境内的其它僧众。可以设想，以陶侃其时的显赫声名，石头寺会较快成为在整个王朝具有影响力的佛寺，由此也会带动湘潭地区成为佛教文化的一方兴盛之地。

在南朝的四个王朝中，齐国最为短命，仅存续了23年，皇帝却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七、八茬。以往交通、通讯皆不发达，估计齐王朝期间湘潭的僧官换得并不频繁，石头寺、安禅院等佛寺的茶禅文化仍在发展。待雍州刺史萧衍在湖北襄阳起兵，灭齐而建立梁朝成为史上赫赫有名的梁武帝时，其推动中国佛教发生了一次影响至今的变革，此后包括湘潭僧尼在内的全国所有僧众严禁食肉形成了佛寺吃素的饮食习俗。梁武帝在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酷爱读书，到老都手不释卷，对经史、文学、书法、音乐、天文都有研究，对南朝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由于梁武帝对佛教的极为推崇，梁朝佛教于是大盛。在此种氛围下，本身已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湘潭佛教其时更为声名远播。

当南朝的历史由梁朝而演进至陈朝时，终于发生了对湖南佛教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公元568年，54岁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先驱慧思率40名弟子来到南岳，创建般若寺（今福严寺）和小般若寺（今藏经殿）。慧思在南岳传佛十年并圆寂于此。南岳此前只有道教徒和道观，是慧思将佛教传入南岳并与道教和平共生，因此佛教界称慧思为南岳佛教胜地的奠基人。出家人讲究慈悲平等，寺庙自古即有天下一家的作风。僧众行脚遍宇内，不论是州县乡村，只要有寺庙，食宿便有着落。湘潭距南岳仅80公里，慧思率众弟子从北而来时，湘潭的石头寺、安禅院已存在了二个多世纪，佛教文化已根深叶茂，而湘潭又是去南岳必经之地，不难推想慧思师徒僧团曾拜访过湘潭的佛寺及僧官，甚至寻求过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兹后，随着慧思师徒筚路蓝缕拓荒建寺，凭借着全国五岳之一的名山效应，南岳后来居上，成为湖南最具影响的佛教胜地。（《湘潭文化读本》之六 励志禅者撰于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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