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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生的梵学人生

黄宝生
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梵巴专业。1965年至今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现为学部委员、梵文研究中心主任。著译有《印度古代文学》《印度古典诗学》梵语诗学论著汇编》《摩诃婆罗多》《奥义书》《薄伽梵歌》《梵汉佛经对勘丛书》等，涉及中印文学、诗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
    2015年1月26日，在印度驻华使馆庆祝共和国日的招待会上，印度驻华大使宣布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荣获印度政府莲花奖的喜讯。在本年度104位获奖者当中，共有17位非印度籍学者。黄宝生位列外籍莲花奖得主之首，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同时获得印度总统奖(2012)和莲花奖(2015)的学者。
    由于语法变化复杂，梵文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据粗略统计，全中国掌握这门语言的也不过几十人而已。从1960年算起，黄宝生踏入梵学领域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出版学术专著，翻译、编写教材和语法，为国内梵文学科的建设奠定基础，填补领域空白。2012年，时任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颁发的总统奖授奖词中对他如是评价：“黄宝生先生是中国的梵语/巴利语学者，并以半个世纪的成就确立了他杰出东方学家的地位。”
    在社科院外文所梵文研究中心，这位七旬老人接受本报采访，回顾他跋涉在梵学路上的一生。
    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学梵文巴利文
    1960年，18岁的黄宝生考入北大中文系，但到中文系报到时，却被告知调到了东语系。而到了东语系，他又被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当时也不问为什么，我们那一代，认为服从国家分配是应该的。”回忆当年这一对命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专业转变，黄宝生说这是“命运给予的恩赐”。
    黄宝生就读的这届属中国高校首次开设的梵文班。在1960年到1965年（学制五年）的学习中，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亲自执教，前四年学梵文，在学会梵文的基础上，第五年季羡林再教巴利文。两位先生当时都才50岁左右，学术成熟，精力充沛，亲自编写教材，讲课中尤其注重语法解析，培养学生细读文本的习惯。
    两位先生都热爱文学。季羡林喜欢写散文，是散文家。金克木喜欢写诗，是诗人。黄宝生依然记得，在大学三年级（1962年）时，季羡林发表一篇散文《春满燕园》，其中描写他在清晨漫步燕园时，“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读外语的声音，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依稀可辨”。在外语中特别提到梵语，这让梵文班的学生倍受鼓舞。
    喜爱文学的黄宝生，自然会更加自觉接受两位先生的熏陶。教材中有不少梵语文学的名著，尤其是高年级时，选读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作品，让他们充分领略梵语诗歌的语言艺术。但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体会这种学习带来的精神愉悦。梵文班入学时的20个学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剩下17个。“梵文确实难学我们当时就知道，我们不能像学现代语言的学生那样，毕业之后从事外事、外贸等工作，我们将来的出路就是搞研究。”佛教起源于印度，中国大量的佛经都是经由梵文翻译而来；另外，中国没有梵汉辞典，学习、研究梵文的主要参考书、工具书都是英文的；因此，两位先生为了打好学生的基础，除了梵文巴利文之外，还安排古汉语和英语的相关课程，训练学生掌握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临近毕业时，季羡林和社科院的相关研究所联系，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争取适合的工作岗位。1965年，梵文班的学生一毕业，很多人被分配到社科院哲学所、宗教所、历史所，喜欢文学的黄宝生被推荐进了外文所。
    打通世界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填补空白工作不到一年，就赶上了文革。年轻的黄宝生也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在“炼狱”中经受了痛苦的磨炼。因此，文革结束，能够重新开始学术研究，他倍感幸福。其实，在文革尚未正式结束之前（1973年），外文所就已经开始非正式地恢复学术研究。所长冯至还亲自写信委托季羡林指导黄宝生的工作。殊不知当时，季羡林尚未“解放”，黄宝生在北大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值班室找到了他。这次“非同寻常”的问学，季羡林给黄宝生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从bibliography（目录学）入手。”这样，在此后几年中，他经常查阅和浏览国内外学者的梵学研究成果，养成了阅读书目的习惯。
    1983年到1986年，黄宝生参加了季羡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印度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其中的梵语文学部分主要由他承担，季羡林因为刚刚完成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撰写了其中关于史诗《罗摩衍那》的一章。在中国，向学术界介绍梵语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是金克木。早在1965年，他为社科院外文所编辑的《古典文学理论译丛》选译了一些梵语诗学名著的重要章节。黄宝生在编写《印度文学史》中《梵语文学理论》时，真切体会到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诗学宝库。所以，文学史编写工作结束后，黄宝生开始从事梵语诗学研究，写成专著《印度古典诗学》，于1993年出版。
    “这部著作虽说有填补国内梵学研究中学术空白的意义，但我决定从事这项研究也有现实的动因”。当时国内文学理论界出现比较文学热潮，并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将广大的东方纳入比较文学视野，努力开展东西方文学比较和诗学比较。可是，在国内，东方诗学研究一向是薄弱环节。黄宝生撰写《印度古典诗学》，希望为中国的比较诗学提供一些资源。
    世界文艺理论有三大源头：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都自成体系。西方、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艺理论形态不同：西方富于哲学思辨，印度长于形式分析，中国善于艺术表达。换言之，西方倾向哲学化批评，印度倾向形式化批评，中国倾向诗化批评。但黄宝生认为，虽然表达形态不同，但文学原理是相通的。在他看来，打通西方、印度和中国诗学，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课题。
    师生两代译出印度两大史诗巨擘
    本想“趁热打铁”，继续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黄宝生没能继续下去。1993年，他接受另一项学术任务：主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被誉为支撑印度文化的一双巨足。《罗摩衍那》此前已由季羡林先生译出，而《摩诃婆罗多》的规模更宏大，号称有“十万颂”（现代精校本约为八万颂），篇幅为《罗摩衍那》的四倍。
    其实，这项工作原本由黄宝生的同学赵国华主持，他和另外几位同学只是受邀参与。金克木先生为他们确定了翻译体例，还亲自翻译了头四章作为示范。但由于赵国华英年早逝，出版社的领导找到黄宝生，希望他出面主持完成翻译工作。从1993年接手，到2002年完成全书的翻译，十年中，黄宝生将主要的精力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作为主持者，除了承担较多的翻译任务外，他还负责全书译稿的校订和通稿，并为每卷译文撰写导言。在这场“持久战”中，黄宝生说自己“有一种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的真切感受。而劳累时，看到眼前已经完成的工作量，又会激发信心和力量”。尤其是离最终目标越来越接近的一两年中，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翻译。
    2005年，约四百万字的《摩诃婆罗多》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并荣获首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的殊荣。尤其让黄宝生感到安慰和自豪的是，“季先生翻译了《罗摩衍那》，到《摩诃婆罗多》中文版出来，我们师生两代将印度两大史诗的全译本呈现给中国读者。”
    中国近现代梵文研究很落后
    完成《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后，黄宝生原本可以接下去对这部史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已放下很久的诗学课题上去，开始中印古典诗学的比较研究。就在这一研究进入正题的时候，他的研究重心又身不由己地出现了转移。
    当时，有一些青年学者愿意跟随黄宝生学习梵文。想到梵学研究资源丰富，而国内梵语人才稀缺，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担起培养后继人才这份责任。2007年至2009年，黄宝生开设了一个梵语研读班，参加的学员都已经具备梵语语法基础知识，他的任务是，按照当年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的方法带领他们精读梵语原典。授课过程中，他还为学员们编写了《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经读本》《巴利语读本》《实用巴利语语法》等辅助读物。2009年，中国社科院接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为此，社科院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执行这个项目。在培养人才方面，开设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梵文班。在研究方面，制定了有关梵学各领域的研究计划。黄宝生一方面分担梵文班教学任务，同时还主持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近代以来，我国前辈学者都很重视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只是由于国内缺少梵语人才，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未能全面展开。
    历史上，作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对外宗教文化交流非常活跃，中国古代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因此，学习、使用、翻译梵文的人数众多，中国成为印度之外最大的梵文翻译大国。但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梵学研究也被置之一旁，与德、英、法、美等这些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日本相比，处于落后地位。极少的几位有成就的学者也是在偶然的机缘中与梵语结缘的，如季羡林在德国，金克木在印度。
    解放后，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梵语人才，但一则人数少，再就是人才成长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这也是社科院将梵学列为“绝学”的原因所在。“好在，中国的梵学现在呈现向上发展的好趋势，不少年轻人愿意学，好好培养的话，能培养出来一些，这些工作的效果慢慢会显示出来。”这是老年黄宝生感到慰藉的一件事情。
    他总是鼓励青年人努力学习，梵学领域的空白那么多，一辈子都做不完。“我年龄大了，视力也很差，慢慢地也就丧失工作能力了，但现在能做的事情就要做。中国有些学术总得一代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