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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绘事后素”到孔子的理想——和谐社会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
“ 绘事后素”出自以上篇章，而《八佾》一章主要讨论礼的作用。对“绘事后素”思想的理解也是我们对孔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解，我们从孔子的这一思想中甚至看到了孔子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
一、绘事后素的他解
关于绘事后素的解释，历朝历代都备有争议，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东汉）郑玄注
2、“‘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
3、子夏问道：“‘美的笑容，酒涡微动；美的眼睛，黑白传神；洁白纸上，灿烂颜色’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绘画。”子夏说：“那么礼在后？”孔子说：“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才可以与你讲诗了。”——（今）李泽厚《论语今读》译文
4、子夏问道：“‘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道：“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道：“那么，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道：“卜商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今）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文
在以上所列众解中，我认为郑玄的注解是最糟糕的。首先，郑玄对“绘事”的解说根本就不合古今绘画的实际操作。虽说《考工记》记载：“画绘之事，杂五色。”而五色指的是青、白、赤、黑、黄，但是白色的作用是郑玄所说的吗？而且根据后文我们对“素”的考证，素并不是五色之中的白色。既如此，又何以解释“素以为绚”的妇女彩妆？先涂抹绚丽的色彩，然后再用白色勾边或填涂涂抹绚丽的色彩后留下的空白？更有郑玄用“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来解释“礼后乎？”也未免有些牵强。
朱熹的解说从《考工记》入手，思路是正确的，他把“后素”理解为五彩“后于素”而不是之前普遍的认识——素后于五彩也是创新的。但他对《考工记》的：‘绘画之事，后素功。’解释——“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却大问题。首先，解“素”为“粉地”不知他的凭据是什么？这种绘画方式似乎更像是远古时期的程序。其次，绘画在孔子那个时期一般是在白色的丝帛之上，粉地之说就更无从谈起。其三，孔子认为子夏的话对自己有启发作用，是对子夏的以素喻礼说的认可，如果按朱熹的解释，则变成以粉地喻礼，粉地固然与礼一样起的是后天的作用，但是二者如此连接还是有所不妥。
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明显地是采用了朱熹对“绘事后素”的诠释，但在解诗“素以为绚”时却也将这理解为画画，弄出个“洁白纸上，灿烂颜色”这个具有时空超前性的解释，让纸也穿越了一把。至于杨伯峻的译文，我认为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只将原文最浅显的字面意思做了翻译，至于深刻的理解就让读者自己去考据了。
综合以上理解，我认为要了解绘事后素的本意，只能再回到原诗与当时的时代中去寻求答案。
二、 新解
关于绘事后素的解读，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论语中的原句和孔子的美学思想入手，二是对先秦绘事的考察。
首先，子夏所说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出自《诗经 卫风》。《诗经》是孔子给其弟子列的必读书目之一，而子夏又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就诗的表面意思子夏没有理由不明白，但是他何以以这几句诗问孔子“何谓也”？孔子也明白子夏的言下之意是想探询诗所蕴含的深刻的道理。由于孔子担心子夏的思想焦点放在其中的“绚”字上，所以就以“绘事后素”来提醒子夏——不要只看到化了妆的新娘这短暂的绚丽迷人的一刻，更应该注意到这彩妆新娘之所以如此绚丽迷人，是建立在她的天生丽质（素）的基础上的。此时也正符合孔子“文质彬彬”的审美观。显然，子夏非常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在老师的提醒下顿时豁然贯通并立即联想到了礼乐的关系问题，于是就有了“礼后乎？”一问，孰知孔子原来也没想到这么宽，经子夏这么一提醒、一启发，他对礼乐关系的认识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孔子不禁感慨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其次，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孔子说的“绘事后素”其实就是《周礼·考工记》中“凡画缋之事，后素功”一语的简省，即绘事是画缋之事的简省，后素是后素的简省。在《周礼·考工记》画、缋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工种，做的是两种不同的事，但都属于广义的绘并且是和色彩紧密相关的彩绘，因此孔子将其统称为“绘事”。明白了“绘事”之所指，我们再来看看“素”又是什么意思。绘事要“设色五工”即杂五色，那么，“设色五工”之前必须有一个底子或者说轮廓，原始图样，而“素”就是他们杂五色的根据。这个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素描。素就是用单一色线描绘而成的单色图案，即原始样图。今日国画界称之为白描，素是白描设计。《考工记》所记画工缋工只负责设色，自己不会起白描稿，白描稿靠传承稿本，另有专人学习应用。虽然正文中没有明确交待（有脱落阙文），很显然，白描稿是基础，技术要求高，民众尊为画师，先行一步，再交给画工设色，缋工设色，由他们完成创作。因此，《考工记》才会说：“凡画缋之事，后素功”，而孔子说则更概括为“绘事后素”。这其中，“绘事”由工匠完成，而“素”则由画师完成，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如果画师的白描稿画得不好，“五工”技艺再高也不会使之成为艺术品，相反，画师的白描稿画得再好，如果“五工”的技艺太差，最终的成品也不会令人赏心悦目。
综上所述，孔子是借用先秦绘画理论中“绘事后素”这一典故提倡人们重视内心的修德，同时也是对礼乐思想的一个阐发。正如孔子一向所认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必须首先修身，自身首先成为一个仁人，才有了做事的资本。而学习礼正是人修身的一个途径，这也是对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美育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三、 孔子的理想：和谐社会
在“绘事后素”思想的考察之中我们看到了孔子对礼的重视，而孔子对礼的重视正是建立在孔子对和谐社会的向往的基础之上的。在孔子看来，只有这个社会充满了“仁”，才是一个和谐有序，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社会。
“仁”是儒家的最高标准，也是孔子的理想追求之一。“礼”是实现仁德一种手段。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是进步的、谦虚的，平等的、博爱的、有礼貌的。“礼”不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束缚，它有着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对自己的克制，一种社会规范。孔子不讲法，提倡自由，那是一种在道德规范下的自由。要实现这样的自由，必须建立在人人都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上。孔子所提倡的礼，应该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个人提倡自治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维护努力体制，毕竟，“孝、忠、义、信”等这些观点，都普遍被人类所接受并推崇。孔子将其视为规范，应该是在告诫人们，通过克制自己的行为和欲望，符合人类的道德规范标准。至于顺从君主领导，也是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毕竟，在儒家的心目中家国的观念是很强的，君主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一样，而且孔子眼中的君主是希望可以作为道德的领袖的。而在当时像季氏那样的士大夫家族，因为其财富权利欲望的膨胀，已经构成了当时社会规范的威胁，威胁到国家的延续，威胁到百姓的生活，孔子的尊君的态度也是对季氏政权不满的一种表现。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除了叹息，唯一能做的就是劝诫人们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文明成果和道德规范。通过克制来实现社会的和谐，是孔子的理想。
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才会爱惜所有人的生命。孔子深知，人之为人的进程，人类文明的建立过程，正是人对自身的克制来实现的。在克制自己的同时，也是对别人的尊敬，于是，礼的意义也就突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更是通向“仁”的最好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所说的“仁”，是尽可能地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而非损人利己。“放于利而利，多怨”，社会要和谐，最重要的还是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从细微的的地方入手。
要做到“仁”，首先从“爱人”开始。爱人首先是爱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在当时宗法血缘关系为特点，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中，“爱亲”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的，“爱亲”之心是“仁”的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孔子的“爱人”又超越了仅仅是“爱亲”之心。“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可见，孔子所要爱的人，包括一切人，无论是上层的贵族，还是下层的仆人，是由爱开始达到一种泛爱。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泛爱精神，表现在施政过程中，就成为了富民、教民和利民的价值导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战！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表明孔子不仅要关心百姓的物质生活，还要对百姓实施教化，提高百姓的精神生活。为此，统治者就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达到“民之所好好之，民这所恶恶之。”这处处体现了孔子的利民、惠民的为政要求。
同时，孔子还要求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和稳定，孔子曾评价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报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积也。”正因管仲帮助桓公平定了天下，促进了天下的团结，使人民受到恩赐和实惠，所以孔子认为管仲作所为是“仁”，体现出一种“利民”的泛爱精神。
然而，孔子的“仁爱”和谐的理想，是没有固定的方式的，是要体现在具体的事情当中的，这也表现在他的世界观中，和谐，也是要一个和谐的世界。“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合理，便怎样干。
孔子，应该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哲学家。他总是向他的学生们，描述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仁爱”、“礼制”、“有道德”、“和睦”的社会，那是一个中国有志向的文人曾经两千多年来都为之执着追求的社会，那是一个贯穿中西，人类都向往的社会，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的社会。他的“仁爱”，正如耶稣和甘地那样，因爱而伟大，受人尊敬，在“爱”面前，人类一切的恶行都会感到爱的伟大而自惭形愧，最终被放弃。而孔子与他的理想，却又是人们眼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纵然是悲剧，孔子和他的理想，还有他的许多学生们也都试图将其实践，孔子不停地告诫学生们，要积极地学习，积极地学习，积极地入世，积极地入世，积极地建设社会，实现理想，少说话。要用实践来施行仁德。纵然是社会的动荡、时局的黑暗，也不能阻挡他们积极入世的决心。“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即使是“用行舍藏”，并不意味着放弃。孔子最担心的是从来没有开始过，而不是没有能力的人按他的学说去做。正如“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孔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是孔子留下的思想却仍在时代的潮流中熠熠生辉。在我们今天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孔子不仅是文化的标志，我们更应该切实的从孔子的思想中获得感召的动力，不要让我们先人的文化再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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