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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朝的诉讼制度

摘要：目的 通过探讨明朝诉讼制度演变，借鉴其进步影响。结论 一方面，君主干预司法，以言立法，以言废法，再加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诉讼特权的存在，使制度难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其立法思想只是着眼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所以许多规定只是片面的，从立法的角度看，它的严禁诬告，明确的司法责任制，对军人、少数民族诉讼的特殊处理等方面，都反映了立法的较高水平，在今天的法制建设中，仍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朝 诉讼制度 演变 历史借鉴

中国是文明古国，其法制的历史绵长而清晰，内涵丰富，自成体系，曾经长期走在世界法制史的前列，而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秦简显示了秦代法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唐律》更是超越国界，影响着东南亚一些国家。到了明代，太祖惩元法制松驰之弊，亲自主持了法制建设，在吸取历代经验教训，损益《唐律》的基础上，“稿凡七易”，才裁定了《明律》颁示天下，并以“祖训”的形式严令后世子孙不得改易。故明代刑狱虽因时移势迁，情况难免会有些改变，但基本上“一准（洪武）三十年所颁”之《明律》。所以《明律》是代表了中国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其在中国的使用和影响达数百年之久。诉讼起源于汉《囚律》内“告劾”之条，以后历代或称告劾，或称告言、斗讼，元代始分出为诉讼并为明代相沿。《明律》中，“诉讼”这部分有十二条，此外，有其它部分或各朝问刑条例、诏令、圣旨奏疏中，还有些直接、间接的补充。从总的来看，其内容相当完备，包括了对诉讼当事人资格、权利、义务，上诉内容、时空、程序、方式、部门，各级司法机构及官员受诉之司法责任，诉讼费用等方面的规定，现分述如下：
1.对于诉讼当事人资格、权利、义务和诉讼内容的规定
1.1对上诉“八议”（指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军官和上级官员的规定：凡“八议”者犯罪，除犯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以外，只能实封奏闻请旨。军官犯罪，由都督府请旨。属官告上司非理凌虐，或呈告军官不法，或各部门事涉军官的，都只能实封上奏。但百姓可以向巡按御史上诉官贵不法
1.2对上诉亲属的规定：“干名犯义”条明载子孙不得告父母、祖父母。妻妾不得告夫及夫之父母、祖父母。若告，纵然所告真实，也要对告状人处以杖一百，徒三年。即使是对族亲的控告，亦要根据服等亲疏，分别对告状者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如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杖一百。告缌麻，杖七十等等。
1.3对上诉有隶属关系者的规定：奴婢不得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属，若告，与子孙告父母，祖父母等罪同。雇工人不得告家长及家长之亲属，如告，其判处只比奴婢减罪一等。
1.4对官吏诉讼的规定：官吏（包括已致仕、致除等不在职官吏）有争论婚姻、钱债、田土等事，由事人上诉。不许公文行移。
1.5对宗室诉讼规定：宗室诉讼必须由长史、教授“启王转奏”，只有在亲王不予转奏时，才“许差家人于守巡抚按衙门具告”，即使事情重大，要会奏请旨时亦不能例外。绝对“不许私自越关来京奏扰”，否则要按其人身份的不同，分别给予从革爵降为庶民，送发闲宅拘住给与口粮，直到递回顺天府收管之惩处。
1.6对监生的上诉，规定“生员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轻诉于官”。不许代人诉状。“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犯者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1.7对军旗上告规定：《万历问刑条例》定：军旗要陈告漕运官不法，必须等漕粮运过淮安，并完粮南返之时，才能到漕司告理。
1.8对囚犯上诉的规定：囚犯只准告与本案或别的案件有牵连的人、欺凌虐待自己的狱官、狱卒，其余的人和事一概不准上告。但囚犯受司狱官吏凌虐，致死于非命时，“许囚人家属赴官司陈告”。
1.9对上诉人年龄、健康状况、性别的规定：凡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重病人、妇女，只准告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自己及同居之内被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其余一切事均不准上告。但妇女夫死无子，遇有田土、家财等事，仍准对簿公堂。若本身受到损害，无人代告时，亦可以自己上诉。
1.10严禁告赦前罪。禁止以赦前事相告言，《唐律》有明文规定，《明律》中无此条，但在洪武大赦诏
及其后历代即位诏书中，均明令：凡在大赦以前所犯的罪，除“十恶”等不准赦之罪以外，不论已判未判，不
论轻重，一经赦免，以后不准再告，“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1.11关于严禁诬告的规定：明代对诬告之惩处比《唐律》所规定的要严厉，《唐律》只是反坐，而明代则按所诬情节判罪之轻重，分别给予诬告者加所诬罪二至三等。被诬者所受的损失，全部由诬告者给予赔偿。
1.12关于强制告发的规定：《明律》除了强制全体臣民对重大犯罪如谋反等必须立即告发外，对一些有特殊身分或与某些事有关系的人，亦给予强制告发的义务。
2.对诉讼时限的规定
明代诉讼一般无时限规定，但在告争家财、田宅等事时，为避免反覆纷争，亦给予时限。
3.对诉讼地域的规定
首先是严禁外地军民到京越诉。其次是对于一些地域的特殊规定，如两京、两直隶及其所辖府县的上诉，要由府直达中央，但其中南直录苏、松等府军民要赴京奏告的词状，都要交由御史就近处理，只有“或事与御史有干，才行南京刑部勘问”。至于其它地区，诉讼原则上均在诉讼人所在之府州县内进行。宣德时，东阿知县贝君恒知道怜邑有冤案，但商人在各地之经济纠纷，“只许于所在官司陈告”。“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所以有的官员亦据此处理一些隔州的案件。
4.进行诉讼的各种规定
对案件的起诉，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举劾、自劾和告发。举劾指由监察官纠举渎职犯罪的官员，或上级纠举属下的犯罪。自劾是官吏检举自己的渎职犯罪。告发指法律上强加给臣民的告发犯罪的义务。二是告诉，包括自诉、越诉、直诉、亲属代诉。
5.对各级衙门及官员接受诉讼的规定
《明律》有较具体的司法责任制，可分为应受理而不受理，不应受理而受理两方面。
5.1应受理而不受理，指各级衙门、官员必须按各自职责范围接受应受理之诉讼，否则要受到惩处。
5.2不应受理而受理，指各衙门官员不得接受不归属本部门的或非法的诉讼。
6.对交纳诉讼费用的规定
6.1明代诉讼费用以囚纸（或称纸、纸札）的方式交纳，对此有两种规定：
第一种是免予交纳：洪武二十七年（公元１３９４年）定，免予纳纸的罪囚有逃军、逃囚、抄家发配者以及抢劫的强盗。
第二种是必须交纳：这种占囚人中的大多数。洪武二十七年（公元１３９４年）定凡在刑部或各府州县卫所立案的“问过罪囚”，除上述免予交纳者外，“其余官吏军民人等，俱各办纳纸札一份”。
6.2收纳囚纸的作用：
收纳囚纸的作用，一是从经济上加以约束，防止滥诉。一是借以补充政府财政之开支。
6.3囚纸的类别、数量及改折
6.3.1囚纸的类别：洪武年间，罪囚“俱各办纳纸札一份”，没有区别。正统二年（公元１４３７年）始将官吏、总小旗、舍人、粮长、原告、军民该纳的囚纸分类。成化时，正式将囚纸分为官纸、告纸、军民纸三类，并对各类纸的交纳人、品种、数量作了具体规定
6.3.2囚纸的品种、数量。囚纸的品种、数量，在洪武时未见区别，以后分在京、在外两种，每种在不同时间又有些变动。如正统二年（公元１４３７年），定司府州县卫所囚纸，均“照依在京则例减半”。成化二年（公元１４６６年）、弘治元年（公元１４８８年），又分别规定了交纳各种纸的数量。
6.4交纳囚纸的办法：
根据罪囚情况的不同，有三种交纳方法。一是在将罪囚解送大理寺审录时，“令家属将纸照例收买送官”，官方“验无破坏，即与收受”。二是没有家属的罪囚在审讯结束后，由司法部门差吏押出自行买纸交纳。为了避免“号名打光棍”的地痞流氓乘机抬价勒索，刑部特按季指令顺天府派铺户前来估价，然后将时价公告执行，凡高价勒索的，要枷号一个月。三是穷囚或远离家乡一时未有钱买纸的，可以“先行拟议发落”，然后“行令本管司官责限办纳”，即在服刑期内限期交纳。
7.根据明代诉讼制度的本质、实施程度以及它对当时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明代诉讼制度充分体现了政治高于一切，法律只是巩固君主统治的工具这个根本的原则。
二是明代诉讼法中贯串了儒家精神，是法与礼结合的产物。
三是明代诉讼制度中虽有若干合理因素，但其实效不显著。
四是诉讼状式的紊乱，反映了政制废弛与词讼繁多。
五是明代诉讼制度内容比较完备，但实效不大，根源在于封建的专制制度。一方面，君主干预司法，以言立法，以言废法，再加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诉讼特权的存在，使制度难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其立法思想只是着眼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所以许多规定只是片面的，官吏有免出庭之特权而没有出庭的义务，平民有不得辱官礼的义务，却没有与官吏平等诉讼的权利，等等。这些规定都是强制人们接受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从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得不到保证，并必然对立案以后审判的不公给予重大影响。所以明代的诉讼制度远未达到防止冤抑，打击豪强，保护善良的作用，从实质上说，它仅是反映了皇权的加强，并成为促进皇权的工具。不过，如果从立法的角度看，它的严禁诬告，明确的司法责任制，对军人、少数民族诉讼的特殊处理等方面，都反映了立法的较高水平，在今天的法制建设中，仍有历史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