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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官夷陵成全了一代文豪
王前程
作者介绍：王前程，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五月，正值而立之年的欧阳修被贬夷陵县令。这个聪慧过人、少年早成、三十岁即“名冠天下”的文人，其实心理尚未完全成熟。他初贬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时，心情十分恶劣而烦躁，显得颇有点沉不住气。年轻的欧阳修率性无忌，以直言敢谏著称，因为写了一封《与高司谏书》将诋毁范仲淹的谏官高若讷臭骂了一通而“坐贬夷陵令”。对于直言犯上而被处罚，欧阳修是有心理准备的。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朝廷居然会将他这个“名冠天下”的文士贬至夷陵那个荒蛮的天涯之地。
北宋时期的宜昌（夷陵），是一处相当偏僻落后的山城。欧阳修在其名文《夷陵县至喜堂记》中说：“夷陵之僻，陆走荆门、襄阳至京师，二十又八驿；水道大江、绝淮抵汴东水门，五千五百又九十里。”夷陵远离繁华的京畿地区，无论陆路还是水路，都举步维艰，凄凉的天涯之感不禁油然而生：“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
夷陵不仅地僻路遥，而且市容极其杂乱龌龊。《夷陵县至喜堂记》云：“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匽、井无异位。”街市狭窄拥挤，鱼肆临街，厕所与锅灶、井台、粮仓比邻，臭气熏人，官吏过市，必掩鼻而走。已经做了五六年风光京官的欧阳修，突然来到这个荒僻落后、腥臭熏鼻的山城，其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故而他在作品里常用“遐僻”、“穷险”、“穷僻”、“恶地”、“遐邑”等字眼来形容夷陵，描述中难抑失望沮丧之情。
许多人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便会从此消沉下去，甚至萌发轻生的念头。但杰出的人物决不会因为栽几个跟头就不再爬起来，决不会轻易拿生命去换取一了百了的完结。欧阳修就是欧阳修，他被贬夷陵，不但没有消沉下去，反而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日渐成为北宋时期天下“师尊”的一代文豪和小人邪党忌恨畏惧的一代名臣。清代文人庄有恭曾对欧阳修的经历作过中肯的评价：“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1]当代学者亦多从此论：“贬官夷陵，是欧阳修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为他日后成为一代文宗奠定了生活和思想的基础。”[2]事实如此，夷陵贬官生涯给欧阳修留下了的印象是深刻的，以致后来在朝廷做高官时还一再提及夷陵往事。在《欧阳文忠公全集》七百多篇（首）诗文作品中，记述夷陵、写于夷陵的诗文竟达125篇（首），约占其全部诗文创作的20%以上。除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操守之外，还有哪些客观因素成全了年轻而失意的欧阳修呢？
其一，得益于北宋政治环境的宽松。
我们常骂封建时代是专制时代，这自然不错，但古代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今天处理政治上犯有错误的人，往往是一棍子打死，从此你的政治生命即告终结。而古人处置政敌，大多采取贬官、流放制度，将他们从京城贬到偏远之地，降职使用，这种降职使用的贬官制度为相当一部分有才干者保留了东山再起、继续效力于国家的机会。较之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宋代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对文人尤多厚爱。欧阳修写信斥骂上司，上司将信送交皇帝，龙颜大怒，决定惩治这位根本没有资格却胡言乱语的愣头青，于是欧阳修卷铺盖走人来到了荒僻的夷陵山城。欧阳修虽然在政治上栽了个大跟头，但终归未被一棍子打死，这为他后来重回京城升任龙图阁学士、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要职奠定了基础。
其二，得益于夷陵良师益友的关爱。
阅历尚浅的年轻人在遭受挫折时，心理往往是脆弱的，欧阳修亦不例外。此时此刻，最需要亲朋好友的慰藉与鼓励。幸运的是北宋中前期官风还算清正，欧阳修以“罪”贬夷陵，不仅与他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如尹师鲁、梅尧臣、苏舜钦辈对他多有关心慰问，而且许多身处基层的官员尤其是峡州地方官员（峡州州治夷陵），丝毫不在意“引火烧身”而主动为欧阳修这位“罪人”提供热情无私的帮助，如峡州知州朱庆基、峡州军事判官丁元珍、峡州推官朱表臣、夷陵处士何参等，他们或是欧阳修的前辈，或是欧阳修的文友，或是欧阳修的上司，或是欧阳修的同僚，有在京城的旧相识，也有来到夷陵之后的新相知。欧阳修贬官来夷陵，他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欧阳修抵达岳州（今湖南岳阳）时，他们便派夷陵县吏前往迎接；欧阳修抵达夷陵后，他们为其全家修缮居室，同他饮酒论诗，陪他漫游夷陵山水；朱庆基还特为他修建了“至喜堂”，邀请他作记留念。良师益友们尤其是夷陵同仁们的关爱理解让欧阳修深为感动，无疑给欧阳修寒凉的心灵深处送去了一股温暖的春风。
其三，得益于夷陵山水草木的奇绝。
夷陵地处长江三峡峡口，山川雄奇壮丽。欧阳修踏遍了夷陵的山山水水，写下了著名的《夷陵九咏》：《三游洞》、《下牢溪》、《虾蟆碚》、《劳停驿》、《龙溪》、《黄溪夜泊》、《黄牛峡祠》、《松门》、《下牢津》。这些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夷陵的江山之胜，如《黄牛峡祠》诗曰：“峡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绝无由上。黄牛不下江头饮，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见黄牛，徒使行人过此愁。”黄牛峡两岸山势陡峭险峻，凡是舟行此峡者无不回望惊异，江岸高耸如刀削，令人愁心顿生。雄伟奇丽的江山如同寒冬的太阳大大激发了诗人的豪情逸兴，“江山美秀”、“西陵山水天下佳”、“惟有山川为胜绝，寄人堪作画图夸”是发自欧阳修心底的赞叹。从其大量描绘夷陵山水的诗文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宜昌（夷陵）自古以来所蕴涵的丰厚的旅游资源。
雄奇险峻的山川必然孕育独具个性的奇花异草，而独具个性的奇花异草又最能引起诗人的心灵共鸣。贬官夷陵后的第一个严冬时节，心情抑郁的欧阳修见夷陵山谷绝险处生长着许多郁郁葱葱的黄杨树，便作《黄杨树子赋》：“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临千仞之盘薄，下有惊湍之濆激。涧断无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日薄云昏，烟霏露滴，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无游女兮长攀，有行人兮暂息。节既晚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黄杨树的孤独寂寞，黄杨树的独立特行，黄杨树的忠贞不渝，无不震撼了诗人的心灵，诗人借物喻人，托物言志，表达了决不向世俗低头的坚强意志和人格追求。贬官夷陵的第二年，欧阳修又作《千叶红梨花》诗：“红梨千叶爱者谁，白发郎官心好奇。徘徊绕树不忍折，一日千匝看无时。夷陵寂寞千山里，地远气偏时节异。愁烟苦雾少芳菲，野卉蛮花斗红紫。可怜此树生此处，高枝绝艳无人顾。……从来奇物产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犹胜张骞为汉使，辛勤西域徙榴花。”作者歌咏了千叶红梨花这一天产“奇物”的“绝艳”之美，深深感叹其无人欣赏的不幸遭遇，由物及人，借峡州知州朱庆基栽花赏花的现实和汉人张骞移植西域名花的故事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朝廷赏识重用而使之能报效国家的愿望，可谓寓意幽深。毫无疑问，夷陵险峻美秀的江山与奇花异草有力地增强了欧阳修战斗下去的勇气与决心。
其四，得益于夷陵政事的磨砺。
欧阳修二十四岁举进士，做了西京推官、馆阁校勘等京官，喝的是京都酒，赏的是洛阳花，高高在上，对社会底层缺乏基本的了解。来到荒僻山城夷陵做父母官，第一次深切而全面地感受到了基层政事与民生问题的复杂性。夷陵山阻水隔，交通不畅，生产方式原始落后：“道涂处险人多负，邑屋临江俗善泅”（《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荒烟几家聚，瘦野一刀田”（《劳停驿》）。田地贫瘠，种植条件有限，主要的生产方式又是刀耕火种、肩挑背负，生活难免艰辛。而夷陵衙门制度松散无序，致使政事弛废，百姓屡受其弊。于是，欧阳修致力于夷陵官风的整顿：“偏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齐整，无不躬亲”（《与尹师鲁第二书》）。他亲自制定章程，亲自处理大小公务，急百姓之所急。从《祭桓侯文》、《求雨祭汉景帝文》等作品来看，欧阳修关心夷陵百姓疾苦，曾多次亲自参加了夷陵百姓举办的祭神求雨活动。《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贬官夷陵时，翻阅过去的文书卷宗，“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3]欧阳修一生以关心国计民生、认真负责、勤于政事著称，显然同夷陵为官的经历与磨砺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五，得益于夷陵民风的朴野。
夷陵虽然街市荒陋，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原京洛地区，但依山傍水，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农产品多种多样，欧阳修的诗文对此作了相当具体的记录。如《与薛少卿公期二十通》曰：“（夷陵）好水土，出粳米、大鱼、梨、栗、甘、橘、茶、笋。”《与尹师鲁第一书》曰：“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皆可饮食。”《夷陵县至喜堂记》曰：“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诗曰：“斫谷争收漆，梯林斗摘椒。”《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诗曰：“春秋楚国西偏境，陆羽《茶经》第一州。紫萚青林长蔽日，绿丛红橘最宜秋。”夷陵百姓就是依靠这种多样化的农渔业生产来维持日常生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袤的山林植被为夷陵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更赋予了夷陵人民朴野奔放的天性。《隋书·志第二十六·地理下》介绍荆州郡县民俗时说：“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4]夷陵自古以来便是楚人、巴人杂居之地，巴风楚韵十分浓烈：其俗重淫祀，敬神祭鬼；其人强悍勇烈而古朴奔放，能歌善舞。《隋书》记述的虽然是隋唐以前荆州和夷陵地区的民风民俗，但延至两宋时期古风犹存。这在欧阳修的诗文中有较突出的反映。如《黄牛峡祠》诗曰：“大川虽有神，淫祀亦其俗。……潭潭村鼓隔溪闻，楚巫歌舞送迎神。”《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诗曰：“腊市鱼盐朝暂合，淫祠箫鼓岁无休。”《寄梅圣俞》诗曰：“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言语不通华。……击鼓踏歌成夜市，邀龟卜雨趁烧畲。”箫鼓声声，踏歌阵阵，巴言楚语，迎神祭鬼，刀耕火种，龟卜求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夷陵巴人、楚人的祭祀活动并不只有肃穆庄重，而是在祭祀神鬼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一个释放情感、放松精神的时节与场所。《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诗曰：“时节同荆俗，民风载楚谣。俚歌成调笑，摖鬼聚喧嚣。”诗人在这几句诗后注释云：“夷陵之俗多淫奔，又好祠祭，每遇祠时，里民数百共馂其馀，俚语谓之摖鬼。”《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诗曰：“游女髻鬟风俗古，野巫歌舞岁年丰。”诗人又自注云：“夷陵俗朴陋，惟岁暮祭鬼，则男女数百相从而乐饮，妇女竞为野服以相游嬉。”诗作与诗人的注释很好地说明了北宋时期夷陵地区古朴简易的民风和人民自由奔放的天性，尤其是对于广大女性的宽容敬重，充分显示了巴楚文化的开放性、宽容性和自由精神。
尽管欧阳修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将夷陵女性抛头露面与异性自由交往的活动视为“淫奔”，显示了几分道学气，然而夷陵民风的古朴宽厚和夷陵人民自得其乐、自由奔放的天性也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人在名文《夷陵县至喜堂记》中不无激情地说：“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偏远寂寞的山城固然令人不快，但古朴奔放、宽厚简易的民风和秀美的江山足以弥补心灵的空落、抚慰精神的创伤，更深深地影响了欧阳修日后宽缓简易、厚待百姓的为政风格。《宋史·欧阳修传》记：“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5]又记：“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6]
欧阳修既反对不负责任、敷衍了事的官僚作风，又反对一味追求个人政绩、苛急扰民的官僚作风，一切以百姓利益、国家利益为重，以科学合理处理政事为目标。欧阳修脚踏实地，作风稳健，不追求个人政绩而政绩自显，不追求惠民美誉而民自惠，颇富道家顺应自然、无为治国的思想理念，与今天许多政府官员一味寻求个人政绩声名、急急扰民或不做不为、得过且过的为政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九百多年前的夷陵，是一座极其荒僻卑陋、令人心寒的山城。自视甚高的欧阳修初来夷陵，心情是十分抑郁不快的。然而，贬官夷陵真的成全了年轻的欧阳修。一年以后他离开夷陵时已是阅历激增的干练之臣和收获丰厚的文章之士，他已经成熟，不再心焦气躁，他心中颇多感慨，颇多疑惑，他丝毫没有想到夷陵这座僻远卑陋的天涯小城，竟会成为他辉煌人生的真正起点。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经过贬官夷陵的磨砺之后，他成为受人敬重的一代文豪与一代名臣，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2]文师华《庐陵事业起夷陵：欧阳修贬官夷陵时期的思想状况和文学创作》，《南昌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20页。
[3]《宋史》卷三百一十九，《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353页。
[4]《隋书》卷三十一，《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9页。
[5]《宋史》卷三百一十九，《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351页。
[6]《宋史》卷三百一十九，《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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