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斋语录 近思录.doc

《近思录》
由《小学》而入《大学》，必有所从入处，《近思录》是《大学》之门庭；由《小学》而为《大学》，必有其进步处，《近思录》是《大学》之阶梯。
朱子作程正叔赞曰：“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识其贵。”此数句最好。读五子《近思录》，如吃家常饭，如穿粗布衣，一日不能离，终身不能离。
读《近思录·道体》一卷，从容玩味，仔细体察，日久月深，心与理熟，便自觉得时时有“理”与“气”两个字在眼前。圣贤所说阴阳动静、道德仁义、鬼神往来屈伸，千言万语，千头万绪，总之不外“理”与“气”二字。理即太极也，有理便有气，有气便有质有形。知其所以分，知其所以合，知其所以不想混，知其所以不相离，而内外本末、精粗表里，可以一以贯之而无所遗，可以变通流行而无所碍。
理无形而难知，气有迹而易见。气一而已，有阴有阳，一而分为二；有老有少，二而分为四；阴阳老少之中，五行生焉成焉，四又分而为五；五行变化，造化流行，五又分而为千为万。由一而之万者，气也；其所以由一而之万者，理也；一开眼便是，一开口便是；说不能尽，写不能穷。每静坐以思，心下活泼泼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思录》辨论性处最多。周子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又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此兼理与气而言之也。
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此分理与气而言之也。
又曰“性即理也”，“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朱子解之曰：“未发之前，气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此单指理而言之也。
朱子曰：“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性与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此言理与气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污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污浊，猝难得便清。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煞用气力。”此合理与气言之，而示人以变化气质之道也。
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朱子解之曰：“‘论性不论气’，孟子言性善是也；‘论气不论性’，荀子言性恶、杨子言善恶混是也。”
合观以上九条，则于性之源流，可谓言之明且尽矣。理与气看得亲切明白，融会贯通。一部《近思录》，一千一百二十条，都是这个道理。
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明道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读朱子所言数句，便见圣贤与异端俗学不相同处。异端单言理而外乎物，俗学逐乎物而不求其理，圣贤则本末兼该，事理贯通矣。
朱子以春夏秋冬之气，论仁义礼智；以药性寒热，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意极浅近，话极分明，读之者虽气质昏昧，亦可以了然于心矣。
朱子论生死，分别以天地为主，以我为主，便见圣贤之心至公，异端之心至私。
《为学》一卷，诸贤言语皆浑厚平正。惟张子所言“刻苦恳切”，耐人思索。思索果能有所得，数日留在心胸不能忘，今录五条于后。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朱子解之曰：“体犹体认之体，将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见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内外扞格，只见得自家身上事。凡物皆不得与己相关，便是有外之心。”
其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便除去了世俗习熟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又学礼，则可以守得定。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须有疑，有不行处是疑也。
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
人虽有事不及于学，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则终身由之，只是俗事。
张思叔座右铭曰：“字画必楷正。”夫字画楷正，写字之道尽矣。若必求如何好如何巧妙，则玩物丧志，枉费精神矣。程子说：“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
周子曰：“文所以载道也，轮辕设而人弗用，徒饰耳，况虚车乎。”程子曰：“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朱子曰：“看古来文章之士，那个唤做知道？”周子程子朱子所言如此，盖人之心，不可二用。若专心于文章，务外而不务内，则于圣贤之学，必有懈怠处；于圣贤之道，必有相妨处。圣贤不学为文，自言其胸中所蕴，皆天下之至文。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
诗三百篇，皆发乎人情，止乎天理，天道人事，无所不备。自秦汉以来，诗之工者，莫如唐诗。今读其诗，大抵皆发乎人情，任其情之所流而无所止。乐而必至于淫，淫之至，时人谓之好诗；哀而必至于伤，伤之至，时人谓之好诗。由此观之，古诗三百篇，所以养其人之性情。唐诗不止三百，适足以害其人之性情。
有人劝伊川先生作诗，先生曰：“古人说‘咏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说‘可惜一生心，咏成五个字’，某那得有闲工夫为此。”朱子曰：“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要多作，盖便是陷溺耳。”
致知之方，《近思录》言之最详，世之为致知之学者，每陷于一偏，务内省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朱子与洪庆说话，劝以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可全费工夫，钻纸上语。与陈安卿说话，劝以游学四方，事事去理会。这道理方周遍浃洽，此皆因其人之偏而指示之也。
天下之学者多矣，所读者皆圣贤之书，然而有君子上达者，有小人下达者，其故何也。自读朱子言格物致知之学，以反身穷理为主；博物洽闻之学，以徇外夸多为务。然后知学者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有内外义利之辨也。
存养之功，以静为主。惟朱子之论静为最平，曰：“道理自有静时，自有动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也。是他经历过，故见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纷扰人观之会静得固好；讲学，则不可有毫发 之偏。”
存养之功，莫要于敬。惟朱子之论敬为最多。《朱子敬斋箴》，动静语默，应人接物，无不兼该，学者当书之坐隅，朝夕提醒。
由存养而克治力行，非至明无以察其几，非至健无以致其决，非刚强无以为上进之阶，非柔顺无以为下学之地。张子曰：“人须要得刚，太柔则入于不立，亦有人生无喜怒者，则又要得刚，刚则守得定不回，进道勇敢，某则比他人自是勇处多。”又曰：“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为太柔太弱。至于瞻视亦有节，视有上下，视高则气高，视下则心柔，故视国君者，不离绅带之中。学者先须去客气，其为人刚，行终不肯进，‘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盖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托之，视之上下且试之。己之敬傲必见于视，所以欲下其视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则听言敬且信。”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近思录》有《家道》一卷，所以明处家之道。朱子作《家礼》一部，所以定居家之礼。明乎家之道，行乎家之礼，则家可得而齐矣。
周子曰：“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闭门不纳，踰垣而避，贤者之过也。胁肩谄笑，未同而言，不肖之不及也。惟孔子之于阳货，不可见则不见，可以见则见之，大中而至正也。朱子曰：“观圣人出处，须看他至诚恳切处，须看他洒然无累处。”朱子所言如此。至诚恳切，仁也；洒然无累，义也。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圣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化之人，是其至诚恳切处。“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三日不朝，孔子行。圣人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是其洒然无累处。
《近思录》治道、治法、临政诸卷，以圣贤之学，论为政之道，可与《典》、《谟》、《伊训》、《说命》、《召诰》、《无逸》等篇，互相发明，上下数千余年，若合符节。
《小学》内篇论立教处太略，《近思录》教人之道一卷，委曲周详，可以补《小学·立教》一篇。
《书》曰：“惟圣罔念则狂，惟狂克念作圣。”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存诚主敬之功，一有间断，则怠气乘之矣，众欲攻之矣。是以尧舜汤武，一生兢兢业业，知几慎独之君子，无一时一事而不存养省察焉。《近思录》于修己治人之后，又录警戒改过一卷，良有以也。
莠草去，则良苗起；邪路闭，则正路开。《近思录》先辨别异端，然后总论圣贤。
朱子言：“《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学者依朱子之言，熟读《近思录》，讲论明白。虽未读四书，而四书道理，已见之多，闻之熟矣。以此去读四书，自然有路可寻，有阶可登，有门可入。
《近思录》周子、程子、朱子之言，读之者如和风之吹，如甘雨之润。张子之言，读之者如艾之炙，如针之刺，虽麻木之人，可以使之自觉其痛痒。
诸贤气质平正，故其言亦平正。张子苦自刻励，自家从病痛中救拔出来，故其所言皆亲身阅历有得之言，句句能切中人之病痛，使后人读之者，莫不兴起也。
《近思录》原本是四子《近思录》，汪星溪取朱子切要之言，分其类，续于四子之后，改为五子《近思录》，世之有志于道者，欲寻圣贤之门庭，熟读五子《近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