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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90周年七一讲话四个危险论与五大建设
即便在庆祝90周年这样一个足堪自豪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也没有一味强调“辉煌”，而是在“七一”党庆日冷静警示执政建设中面临的考验和风险，并对近期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回应。
这些内容包括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7月1日发表的“七一”讲话中。在学界看来，作为一份纪念性报告，“七一”讲话与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不同，它不仅以历史感和理论感来体现深度，还以方向感来体现其动员力量。
在公众眼中，“七一”讲话被视为传递政治信号的重要窗口。这份讲话发表后的次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皆以“纲领性文献”为其定义。这也是十八大前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之一。
一、“四危论”袒露忧患意识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此次“七一”讲话篇幅达一万四千多字，在“逢五逢十”的党庆纪念中属于精简。全篇循“讲成绩——摆问题——谈部署”的基本结构，但各部分中不乏新语及新意。
特别引起舆论关注的是“四个危险”的表述。
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党内存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重提“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并号召全党“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认为，“四个危险”的提法是“新的概括、新的指导”。与同篇讲话中提到的“四个考验”相比，“考验”说的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危险”则说的是一种主观状态。总书记的讲话是要求党员干部对于考验做出充分准备，包括心态上的和能力上的，“这正是向前、向远、向深处看的表现”。
中共XX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张长明持相近观点。他指出，“四大危险”的提出，“既表明党对执政形势和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作出了理论回应，也凸显了党在未来执政道路上深深的忧患意识。”
二、“忧患心态”同样在中共高层中频繁袒露。
《中国组织人事报》在党庆日刊出了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讲话，其中提到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稍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在全国“两会”上强调说，“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与之呼应，多名地方“一把手”亦有显见的忧患意识。“七一”前夕，中共XX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有利于长期执政”，“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这样的讲话迅速成为当地媒体党庆纪念版的头条标题。
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也在“七一”前发表讲话说，“在充满挑战的今天，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研究新问题适应新形势，与时俱进、充满生机活力。”他随即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被媒体广泛引用。
有评论认为，这种政治宣示折射出“忧患意识已成为中共执政的‘日常心态’”。
三、“五大建设”化险解危
理论界关注到，“七一”讲话中已从党建方面对“四大危险”逐一提出了应对之道。
在思想建设方面，“七一”讲话要求“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以此解除“精神懈怠的危险”。
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以此解除“消极腐败的危险”。
在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的提法被认为尤有新意。
“七一”讲话要求，“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并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党建专家指出，“以德领才、以德润才”是新提法，是对“德才兼备”的补充，强调了在道德框架下的能力发挥，由此构成的“五德”，形成了中共道德标准的完整体系。所谓“四大危险”，也多与“德”有关。
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还让全党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关于抵御“最大危险”并提升“最大政治优势”，“七一”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
“七一”讲话中被公众称道的很多“白话”也出自此部分，例如“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作为各项建设的统领，在制度建设方面，“七建党90周年七一讲话四个危险论与五大建设第2页
一”讲话也有明确提法，“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
在“七一”讲话全文中，关于党建内容占近三分之一。在党建专家看来，上述“五大建设”犹如人的五根手指，五指并拢，握紧成拳，就具有抵御各种风险和避免“四大危险”的力量。
四、制度建设新导向
与那些容易被大众舆论消化的表述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概念要相对抽象得多，但其要义深远，值得推究。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七一”讲话中作为中共“三大成就”之一提出的。前两大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七一”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媒体和理论界重点阐述和解读的对象。
新华社在7月3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指出，“七一”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伟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制度的号召和要求。”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撰文指出，“三大成就”的前两点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第一次明确概括。
总书记的讲话中对此包含了三个内容。一是明确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义;二是明确了其主要内容;三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即五个“有利于”。石仲泉指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这样的概括在党的文献中也是第一次。”
理论研究者认为，“七一”讲话中将“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项制度”一起作为中共未来将坚持的“中国特色”的四个主要内涵而首次加以明确，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论断——既为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坚定了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相互关系，讲话指出，它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意味着在深入推进的制度建设中，整体协调，整体统筹，整体推进或将成新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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