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医药卫生界别“青年学习讲坛”活动上的即席讲话发言[合集五篇].docx

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医药卫生界别“青年学习讲坛”活动上的即席讲话[合集五篇]
第一篇：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医药卫生界别“青年学习讲坛”活动上的即席讲话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医药卫生界别“青年学习讲坛”活动上的即席讲话
（2009年6月12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下午，全国青联医药卫生界别委员会举办的“青年学习讲坛”活动主题好、内容好、氛围好，办得非常成功。许树强院长和吴军局长的讲座，观点独到，内容丰富，权威性和实用性都很强，听了以后，很受教育和启发。
今天报告的两个主题——“保健”和“医改”，可以说是当前医药卫生领域的两个“关键词”，吸引着全社会的眼球比如说“保健”，今年以来，在北京图书大厦“每周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中，保健类书籍所占的比例一直是最大的，有时甚至占了一半以上，像《从头到脚说健康》、《求医不如求己》等书长期高居榜上，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阵阅读热潮。再比如说“医改”，现在网络上有关“新医改”内容的网页已经超过了1000万，出现了一幅全民关注、全国讨论的壮观景象。
我个人认为，医药卫生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领域。所谓“顶天”，就是说从宏观上看，医药卫生领域涉及国家的基本制度设计和整体竞争力，是国家决策层非常关注的重大议题，是国家公共生活中的核心部分；所谓“立地”，就是说从微观上看，医药卫生领域深深植根于千家万户之中，是市井街坊热议不衰的重要话题，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关键部分。因此，可以说，医药卫生领域是少有的一个既有很强政策性、又有很浓生活味的特殊领域。在此，我想结合自己学习两位专家报告的体会，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思考，和大家交流，也请各位专家指正。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和重大成就。随着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医药卫生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尤其是这些挑战，正在深刻影响并全面重塑着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格局。我认为，这些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面临着病理性挑战
大家知道，疾病是医药卫生界的主要对手。目前，我们这个老对手正在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统计表明，目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已经从传染病、急性病、流行病转变为慢性病、衰退性疾病和社会病（主要是精神类疾病）。在卫生部前不久公布的我国居民十大致死病因中，已经找不到传染病，急性病也很少，基本上都是慢性病和一些衰退性疾病。同时，还有资料显示，在引发我国居民疾病的各种因素中，70%-80%与心理因素有关，其中，主要由心理因素特别是情绪因素引起的身心疾病患者已占到总人口的10%。如果说，临床治疗是我们以往应对传染病、急性病和流行病的有效手段，那么，这一手段现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这是因为对很多慢性病、衰退性疾病来讲，其康复机理更加复杂和系统，单一临床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慢性病、衰退性疾病、心理性疾病，主要靠“养”，而不是“治”。什么是“养”。“养”就是科学、系统的保健方法。《黄帝内经》中提到“上医治未病”，这一思想的价值就是将“治未病”作为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最高追求，倡导人们注重养生，防患于未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军局长刚才所讲的“保健”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认为，面对我国居民疾病类型的重大变化，“保健”在医药卫生领域中的地位将会日益突出。我们也高兴地看到，我国政府和医药卫生界人士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开始将保健工作纳入社会政策的范畴。比如，已经出台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就将“坚持预防为主”、“完善国民健康政策”等原则明确写进了指导思想，并把国民健康保健工作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板块的重要内容，使“保健”开始从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行动。
第二，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面临着伦理性挑战
当前，医药卫生界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伦理性追问，医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20世纪下半叶以来，医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医学越来越脱离人，越来越依赖仪器设备，越来越忽视对病人心理的关怀，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通俗地讲，在很多临床治疗过程中，医生的工作对象往往是心、肝、脾、肾等器官，而不是一个整体的、有情感的人，其治疗的目标往往也被狭隘理解为“消除”人体某个部位的病症，而不怎么关注人的丰富情感变化，一些专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医学上的“伦理缺陷”。我们要看到，现代医学的“伦理缺陷”主要源自于医学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在目前的医学格局中，临床治疗医学一枝独秀，保健医学特别是心理保健医学等“人文”色彩较浓的领域发展滞后，自然难以满足现代公民全方位的身心健康需求。因此，我认为，实现医学的人文价值回归，加快以“人”为核心的保健医学特别是心理保健医学的发展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向，需要在座诸位医药卫生界的青年才俊作出有力的回应。第三，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面临着原理性挑战
前面所讲的两个挑战既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医药卫生界的共同难题。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挑战，则比较具有“中国特色”。所谓“原理性挑战”，是指我国医药卫生界长期存在的“中西医之辩”。中医和西医有着不同的原理体系，按照不同的机理发挥作用。自从西医传入我国以来，关于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大家知道，西医的治疗原理是一种“机械还原论”，即它认为人体像机器一样由不同零部件（器官、组织、细胞、蛋白和基因等）装配而成。当机器出现故障时，只要找到那个损坏的零部件并更换它，就能使机器恢复正常。现在医院的检测设备和药品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感到负担很重，这与西医的治疗原理是密切相关的。照此下去，世卫组织提出的“人人享有健康”目标也很难实现。比如，美国的医疗水平和检测设备很先进，但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70多岁，由于美国人大量使用化学合成药，带来了很多医源性和药源性问题，每年因为服用化学药品致死致残的达150多万人。中医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其诊疗的病种至今仍占国际疾病分类总病种的82.8%。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讲究整体性，对西医有着很强的修正和互补作用。党和国家早就倡导中西医并重，但从医学教育、科研经费、科学方法等方面来看，“重西轻中”的问题普遍存在，甚至出现了“中医西化”、“中药西化”的现象。实现中西医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更是一种突破现代医疗困境的探索，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大力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把党中央、国务院倡导的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落到实处第四，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面临着合理性挑战
我想，大家对这一挑战应该有着广泛的共识。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看病难看病贵”，从经济学来看，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难”和“贵”是互为代价的，并不会同时出现。“看病贵”，意味着买方的付价高，就应该得到与高价位相对应的医疗服务产品，看病就不该“难”。比如，美国就是一个“看病贵但看病不难”的例子。而“看病难”，就意味着消费者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门槛很低，看病就不应该“贵”。比如，英国就是一个“看病难但看病不贵”的例子。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前一阶段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同时存在的现象。我觉得，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就是对我国前一阶段医药卫生领域不合理现象的真实写照。新医改方案特别强调了公益性问题，而坚持公益性，关键在于老百姓看病的钱由谁来出，而不在于由谁来提供服务。这就对公立医院提出了新的挑战。刚才，许树强院长讲了很好的意见。我认为，作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公立医院在坚持“公益性”方面应继续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医药卫生领域将长期处于党政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重要地位。我们目前在这一领域面临的各种挑战，有的是由医药卫生领域自身属性所决定的“世界性难题”，有的则是由于我们改革进程不均衡所产生的“前进中的困难”。在座诸位都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领军人物，期待各位杰出青年才俊在直面挑战、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业绩。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向两位专家的精彩报告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篇：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科技界别“科技与金融”讲座上的即席讲话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科技界别“科技与金融”讲座上的即席讲话
（2009年7月4日，根据录音整理）
很高兴来到中科院参加今天的活动。众所周知，中科院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国家队”和“主阵地”。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新中国每一项令人热血沸腾、扬眉吐气的重大科技成就，都铭刻着中科院的名字。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科院共青团和青联组织一直在我国青年工作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在优秀青年典型培养方面，还是在青年活动开展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全国青联发展的各个时期，一大批中科院人活跃在青联的大舞台上，为青联事业发展贡献着青春、智慧和力量。可以说，中科院和全国青联有着不解之缘。
刚才，克拉姆里克先生和张旭廷先生分别为我们作了精彩的演讲。他们俩儿都是该领域的一流专家，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据我所知，克拉姆里克先生是美国硅谷资历最深的科技投资家，被业内称为“科技风险投资之王”；张旭廷先生曾协助华为公司打赢了与思科的知识产权侵权案，在国内外名动一时。两位顶尖高手的现场讲解，使我们深受启迪。
今天讲座的两个主题虽然处在不同的领域但贯穿着同一条主线，即科技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我认为，这一融合顺应了人类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科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我认为，人类科技发展的轨迹可以用“分分合合”这四个字来形容。第一个“分”，是指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家知道，古代的科技知识长期附属于充满想象性和猜测性的自然哲学体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在五世纪左右，科学开始与哲学分家，科学的重心开始从“形而上”和“永恒”转移到日常生活。第二个“分”，是指科学与神学的分离。在中世纪，科学一直是神学的分支，服从并服务于神学的世界观。在十六世纪左右，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一书出版为标志，自然科学开始逐步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第一个“合”，是指科学与民族国家的结合。以十八世纪的德国为标志，科学事业正式成为国家举办的事业，摆脱了“业余”和“无组织”的状态，进入了大协作大发展的新阶段。第二个“合”，是指科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大规模的科技活动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紧密相连的。第
一、
二、三次工业（科技）革命都是首先发生在当时市场经济制度最为完备的国家。而在这第二个“合”的过程中，科技已经先后经历了与贸易结合、与制造业结合等“二级阶段”，如今，正在迅速进入与金融结合的新阶段。
不容否认，科技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特别是与现代金融业的结合，使自己获得了发展的“加速器”，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比如，北京中关村地区就可以说是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地标式成果。但我们要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尽管当前科技与市场经济相融合是热点话题，大势所趋，我自己也很认可这一方向，但我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单向度”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应在看到大量“利好”因素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在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瓶颈”制约，需要解决一些难题。
第一，如何防控天然性风险
大家知道，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天生都是“偏不确定性”的事物。两者相结合，实质上是将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叠加在一起，风险概率加大。这一点在股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统计表明，从2001年至今，立足于高科技产业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平均波动幅度为18%，而立足于传统产业的标普500指数同期波动幅度只有10%，差距悬殊。再比如，在我国科技风险投资领域，成功率一直不高，毕竟，像克拉姆里克先生这样经验丰富的高手还是屈指可数。我看到一组数据，去年我国国内风险投资公司最终通过“破产清算”的方式退出投资对象的比例达20%，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很多人将国内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成功率不高归因于外部制度、政策不完善，但我认为，这一领域天然的“高风险性”才是首要原因。因此，在为科技创新提供社会化资源供给的同时，如何有效控制风险，需要我们科技、金融领域的工作者作出共同努力。
第二，如何突破工具性困境
这一困境大多产生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过程中。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上，科技产业在运用现代金融工具有效融资的同时，也受到现代金融工具过度衍生的负面影响。比如，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深化，正在国外逐步扩展。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一种“杠杆化工具”，这种融资手段是高效率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和资产证券化同样的隐患。尤其是在大量“杠杆化工具”引发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国内金融界关于“杠杆化”与“去杠杆化”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而对我们国内科技产业而言，对金融“杠杆化工具”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运用还不太熟悉，在以后的融资过程中，到底要不要“杠杆化”、“杠杆化”保持在什么样一个“度”，都是远远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
第三，如何化解制度性悖论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产权清晰。确立并保护知识产权是科技活动融入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知识产权制度正在面临着一场悖论，即旨在保护科技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却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和转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知识资产作为公共物品，其边际成本为零。知识产权制度将知识资产私有化，实际上是增加了商品的边际成本，从而减少了科技成果的使用或推广。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在2003年“非典”和今年甲型流感传播期间，国际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坚持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拒不转让特效药“达菲”的生产权，受到国际舆论谴责。平心而论，这场风波的根源不在罗氏公司，它也是按一定规则行事的，关键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内在矛盾上。因此，如何设计变革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实现对科技创新积极性和科技传播便利性的均衡保护，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我国这样迫切需要广泛普及科技成果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解决的问题。
第四，如何避免价值性异化
科技有科技的伦理，市场有市场的逻辑。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给科技的本质目标带来了被异化的危险。大家知道，服务于人类发展是一切科技创新的根本宗旨。但在市场环境中，在资本的驱动下，技术创新首先接受的是来自市场主体的过滤。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对技术进行自主选择。促进怎样的技术创新，新技术应用于什么样的领域，怎样应用新技术，都要受到市场主体的强力影响。大家知道，喷气式飞机的技术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已成熟定型。但由于这一新技术威胁到当时大量使用螺旋桨飞机的航空公司的经济利益，因而受到严重阻碍，迟迟不能投入民用航空领域，足足拖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在这种背景下，科技创新的价值已经被资本的力量严重扭曲了。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如何能够既依赖于市场的资源供给，又超出于市场主体的利益之争，是人类迟迟未能解决的一道难题。
以上是我一些粗浅的认识和思考。在座诸位都是全国青联特别是科技界别的杰出青年人才。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研究这些领域的问题，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现代学科领域正呈现出三大趋势，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就是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协同发展。希望全国青联秘书处和各个界别进一步组织开展好活动，为青联委员们提供一个横跨学科、综合观察的学习交流平台。
再过3个多月，中科院将迎来60岁的生日。在此，我预祝中科院生日快乐。祝中科院和在座各位朋友的事业蒸蒸日上。
第三篇：王晓同志在当选全国青联主席后的即席讲话[范文模版]王晓同志在当选全国青联主席后的即席讲话
（2009年2月16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上午，大家推选我和军科、雍政同志走上全国青联新的工作岗位，这是组织的信任与培养，是各位副主席和常委的信任与重托，我们既感到无尚光荣，更深感责任重大。在此，我代表我们三位同志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与大家一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按照陆昊同志和团中央书记处的部署，努力学习，严格要求，把青联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刚才，我们聆听了杨岳、尔肯江〃吐拉洪、张晓兰三位同志的致信，深受感动。杨岳同志在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期间，开拓创新，奋发进取，带领我们推动青联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尔肯江〃吐拉洪常务副主席、张晓兰副主席为青联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杨岳同志、尔肯江〃吐拉洪同志、张晓兰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记得，全国青联的一位老主席在离开全国青联时曾说过“青联永远不说再见”，给大家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刚才，尔肯江〃吐拉洪同志在信中也提到“一段青联缘，一生青联情”。对我们青联人来说，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感情。我们衷心祝愿杨岳、尔肯江〃吐拉洪和张晓兰同志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也将迎来全国青联成立60周年。我们看到，60年来，伴随着祖国奋进的步伐，青联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留下了一串串激情澎湃而又坚定有力的奋斗足迹，铸就了让每个青联人心驰神往、奋斗不息的光荣与辉煌。
我认为，这份光荣首先源自于青联纯洁的组织灵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始终是青联组织高举的旗帜，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是青联组织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是我们不断从光荣走向新的光荣的根本保证。
第二，我认为，这份光荣源自于青联深邃的组织智慧。面对阶层、信仰、民族、职业等方面差异共存的不同青年群体，青联组织坚持求同存异、删繁就简，形成了不断追求“最大公约数”的组织智慧，拥有了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第三，我认为，这份光荣源自于青联清新的组织气质。青联从来不是“名利场”，也不是“聚义厅”，而是一个以理想主义和纯真友情为纽带的组织。在这里，我们能够获得激励一生的动力，能够找到交往一生的朋友，能够拥有品味一生的回忆。特别是在泛滥的世俗化浪潮面前，青联这一具有独特魅力的组织气质更令人感到弥足珍贵。
第四，我认为，这份光荣源自于青联扎实的组织作为。青联组织始终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积极履行职能作用，在时代“主战场”上团结引导各族各界青年汇成了建设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青春洪流。
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青联事业站在了光荣与梦想、机遇与挑战、现实与未来交汇的新起点上。对我们来说，青联的光荣是动力和财富，更是压力与责任。我们深知，过去光荣不等于永远光荣，我们绝不可能仅仅依赖过去的光荣和成就就能保持今天和未来的竞争优势。青联过去的光荣属于我们每一个青联人，未来的光荣正召唤着我们去开拓、去奋斗，迫切需要我们把永葆青
联光荣的共同责任转化为当前的具体思路和行动。
借此机会，我讲几点想法，和大家交流。
第一，要把握好两个认同的关系，既要注重增强情感认同，更要注重增强思想认同。我们要在加强沟通联络、巩固情感纽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形成思想层面上的理性认同，使青联组织的影响力更广泛、更持久、更深入，有效引导委员在践行组织目标方面做到“知行统一”，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要把握好两个维度的关系，既要注重强调代表性，更要注重强调广泛性。青联委员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杰出青年才俊，有着很强的代表性。但我们要认识到，青联不仅是青联委员的青联，青联工作也不仅仅是联络和服务少数青年，而是要面向更广大青年、覆盖更广大青年、影响更广大青年。代表性强是青联组织的鲜明优势，广泛性强才是青联组织的生存基础和力量源泉。我们要努力走进青年，把青联事业深深植根于最广大青年之中。
第三，要把握好两个方式的关系，既要注重强化社会化动员，更要注重强化组织化动员。社会化动员是青联组织的独特优势。但我们看到，社会化动员方式的“可复制性”很强，“被替代”的风险也很大。而植根于强大组织网络和组织文化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或许在某个点上可以被“复制”，但在全局和整体上被“复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而使组织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我们要在强化社会化动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组织化动员这一根本动员方式，有效集成青联委员的个体优势，努力实现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的良性互动。
第四，要把握好两个途径的关系，既要注重盘活存量，更要注
重调整增量。健全的组织体系、响亮的工作品牌、良好的社会声誉、高素质的委员和工作队伍，是青联事业发展的优质存量资产。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要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通过对工作增量的结构性调整，进一步突出主题，拓展领域，整合资源，提高工作项目的关联度，打造以品牌为核心的产品供应链，切实增强青联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持续性。
第五，要把握好两个变量的关系，既要注重加强文化建设，更要注重加强制度建设。独具魅力的组织文化是青联组织的“传家宝”，也是推动青联事业发展的内生变量。青联不是一个“松散型”组织。把握好制度建设这个变量，对于青联组织规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我们要在传承青联组织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强调制度的规范作用，使制度效应与文化效应相互叠加、刚柔并济。
以上是我几点初步的想法，供同志们参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同志将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当代青年、对青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今天下午，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同志将与大家座谈。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兆国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陆昊同志的讲话要求，努力在新的征程上创造新的业绩。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副主席、各位常委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恳请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给我多一些指点，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帮助。
第四篇：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共和国60年外交和当前国际形势”学习报告会上的即席讲话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共和国60年外交和当前国际形势”学习报告会上的即席讲话
（2009年9月25日，根据录音整理）
刚才，肇星同志用生动风趣的语言与大家做了愉快的交流，也让我们有幸目睹了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久负盛名的“诗人外交家”、“铁嘴外交家”的风采。在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肇星同志体现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很强的历史感和系统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成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和收获。可以说，今天由全国青联海外界别委员会和科技界别委员会组织的这场报告会开得很好，很有意义。
就我个人而言，对肇星同志报告感触最深的是他那份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正如他在《给燕子》一诗中所写：“把名利看得很轻，所以能高高地翱翔天空。把使命看得很重，所以要稳稳落在百姓家中”。我想，这两句诗正是对肇星同志40多年外交生涯的真实写照。
肇星同志的报告涉及很多领域和话题，并要求年轻干部要学会抓重点。下面，我想结合肇星同志报告中的若干重点问题，对我国外交事业发展谈几点认识和理解，与大家交流。
第一，从报告中涉及到的维护和平与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全困境”又称为“霍布斯恐惧困境”，是目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种“流行病”。它主要是指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之间由于缺乏相互信任和彼此
猜疑，各自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反而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感下降甚至普遍缺失。比如，军备竞赛就是“安全困境”的典型例证。大家知道，“世界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发展趋势。如何有效解决“多极化”条件下的“集体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需要世界各国协商应对、共同努力。但是，少数西方国家偏偏以“安全困境”为借口，极力否定“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潮流，抛出“世界警察”理论，鼓吹只有建立“单极化世界”，消除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才能消除“安全困境”。这一论调具有一定的蒙蔽性，甚至得到了部分处在地区“安全困境”中的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我们高兴地看到，针对“安全困境”，我国外交战线坚定坚持和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在充分发挥联合国作用、构建区域性合作组织、增强双边和多边政治互信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探索构建“多极化”条件下的集体安全机制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以事实有力回击了“多极世界不安全”的观点。我们注意到，奥巴马总统前天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告别了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首次承认美国需要与各国协调行动，可以算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信号。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成熟的、可普遍推广的集体安全模式，彻底化解“多极化”格局下的“安全困境”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从报告中涉及到的捍卫国家主权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主权困境”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外交上面临的现实挑战。捍卫国家主权，不仅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智慧和策略。大家知道，自《威斯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国家主权”一直是现代国际关系
的基础元素。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世界共同市场的兴起，一些超国家组织的管辖范围逐步扩大，全球共通的标准和规则不断出现，各国也在陆续“让渡”出一些主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共享。比如，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就需要让渡出部分“关税制订权”。但这些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却被部分人误读为传统国家主权与“全球化”浪潮是矛盾的，是不适应的，终将消失，进而各种“主权过时论”、“主权弱化论”、“民族国家模糊论”等在理论界、实务界大行其道。部分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不触及自己主权的情况下，将这些论调和“全球化”捆绑在一起推销，动辄打着“全球化”、“人权”等旗号横加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高兴地看到，新中国外交战线既旗帜鲜明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又积极灵活地参与各类国际事务，并善于通过国际规则确认和捍卫国家主权，为破解“主权困境”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第三，从报告中涉及到的国与国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肇星同志今天在报告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则。“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一个由我国率先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国与国之间一律平等”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也明文写在大量国际条约上。但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行使自身权利，面对着“平等困境”。比如，在国际金融领域，现有金融秩序本质上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体现其意愿和利益需要的旧秩序，很不合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经济全球化规则的重要制订者，其内部议事、投票规则有很大缺陷。前不久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与
会嘉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进行了强烈抨击，认为目前该组织的投票权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欧美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在这一方面，我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从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到最近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重新分配，都可以看到我国卓有成效的努力，可以说为争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关系旧秩序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根本改变，需要我们立足现实，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和逐步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第四，从报告中涉及到的发展环境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认同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家知道，在西方的语境中，“大国崛起”往往是一个与战争和动荡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这和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均势”思维有关。“均势”思维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核心观点是，相互均衡的实力现状是维持和平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实力增强，都会打破均衡，破坏和平，导致动荡。纵观欧洲近现代史，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崛起，无一例外。因此，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但凡大国崛起，都会伴随战争。在著名学者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包含着这样的忧虑。这种思维给我国和其他新兴国家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使新兴国家既要考虑如何发展自己，又要考虑如何让世界接受、得到世界认可。长期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若干重大事件中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新兴国家破除“身份认同困境”、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西方社会对新兴国家的隔阂是深层次、多因素的，解决这一问题，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需要付出不懈努力。
第五，从报告中涉及到的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后发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这里讲的“后发困境”一词借鉴了经济学中“后发优势”的概念，是指发展中国家因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而在国际事务中面临的难题。大家知道，本周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是有史以来关于气候问题的最大规模国际会议，标志着“气候外交”已经从外交舞台的边缘地带走进了中心区域，成为重要议题。在“气候外交”中，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困境”尤为突出。发达国家在通过高排放、高耗能实现了自身工业化之后，反过来以保护环境为由，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求，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在这一领域，我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一方面，我们顺应保护地球环境的大势，积极承担“共同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科学、明确地指出，发达国家应当对其发展历史上的环境污染负责，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强调“有区别的责任”。我注意到，在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胡锦涛主席讲话的重点之一，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目前，在“气候外交”中，我国提出的“历史累计排放量”概念，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发达国家无理要求的重要武器，我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更是超出“气候外交”领域，成为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博弈的重要准则。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由客观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后发困境”将在一定时期内伴随着我们。比如，在今天开幕的匹兹堡峰会上，美国又提出了“经济再平衡”的论点，企图借机推卸金融危机的责任。我们
必须加倍努力，化“后发困境”为“后发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外交工作实践来看，国和国之间友好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少年。这些年来，全国青联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和部署，在包括肇星同志在内的外交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有规模、有深度地开展了一系列青少年对外交流活动，在民间交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座的一些委员长期工作生活在海外，对世界事务和我国外交有着更全面的观察角度、更直接的接触了解和更深刻的感受体会。希望大家今后更加关心和支持青少年对外交流工作，努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向肇星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五篇：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委员活动日“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会上的即席讲话（定稿）王晓同志在全国青联委员活动日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会上的
即席讲话
（2009年8月30日，根据录音整理）
刚才，朱之鑫主任为我们做了一场精彩报告，并和委员们进行了互动交流。朱之鑫主任在报告中以权威的内容、丰富的信息和准确的判断，为我们清晰地勾划出一幅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更重要的是，报告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为我们理性、客观地观察分析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树立了榜样，相信大家听了以后大有收获。
我完全赞同朱之鑫主任的观点。我认为，在经济领域，方法比结论更重要。这是因为面对动态变化的经济形势，任何结论的正确性、时效性都是相对的，只有科学的方法论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说，精妙的分析结论是“金”，很宝贵，但往往只能用于一时一地；科学的分析方法才是“点金术”，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具有持久的意义。
下面，我想结合对之鑫主任报告的学习理解和自己平时的学习观察，就观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方式方法谈一点儿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和委员们交流，供大家参考。
第一，在观察分析中，我们应当注重把技术分析和制度分析结合起来
大家知道，技术分析和制度分析是经济学中两类基本的分析方法。技术分析主要是指以市场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各类工具、模
型进行推导、阐释和预测的方法。制度分析则是将法律、政策等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经济形势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在目前“学科细化”的背景下，由于制度分析对跨学科知识素养要求较高，国内外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技术分析、轻制度分析”的现象。我个人认为，学界未能准确预测此次金融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技术分析上，没有对制度分析给予应有的重视。比如说，不久前，英国的顶级经济学家联名向英国女王写了一封道歉信，为“未能准确预测金融危机表示歉意”。因此，我们在观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应注重把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结合起来，不能不顾制度环境，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避免过于侧重于对问题的技术性分析和思考。在这一方面，林毅夫教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中，既包含了经典的技术分析，又体现了原汁原味的国情制度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二，在观察分析中，我们应当注重把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结合起来
总量分析的方法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我们对经济形势基本面的判断。我们看到，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社会信心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通过总量分析及时作出了“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这样一个战略判断，稳住了人心，统一了思想和行动。刚才，之鑫主任在报告中科学运用总量分析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总量分析方法尽管简洁、直观，却过于依赖数据，数据表达又有其局限性，而结构分析作为一种重要方法，对于
我们探索研究一些经济现象的产生根源和内在逻辑，从而找到合理结论很有帮助。比如，前一段时间，网上一些言论对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增加值正增长而工业用电量负增长”提出质疑，认为从数据上看，这种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没有同向变化的现象不符合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对此，我认为不能“就数据论数据”，而应到经济活动的内在结构中去找原因。大家知道，受此次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用电量比较大的行业和能耗比较高的中小企业，而国家“一揽子”计划作用的主要区域不在这些行业和企业，主要刺激的是以投入品为主的行业和企业，其刺激效应的传导过程较长，这样一升一降，自然导致总体上用电量增加趋势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趋势相背离。同时，如果对数据做进一步的结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尽管上半年工业用电量的绝对量是负增长，但其环比反弹的速度已经非常快，这一趋势和我们的常识经验是吻合的。因此，我们在观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既要重数据，又不能唯数据，应把总量分析手段和结构分析手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
第三，在观察分析中，我们应当注重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起来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都是我们认识现实经济生活的重要方法，两者不可偏废。应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经济问题时，往往重在关注现实，不管价值判断，涉及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规范分析方法则是通过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对人们社会福利的影响，作出价值判断，涉及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大家知道，经济发展不能没有伦理，经济分析方法也应避免进入“价值中性”的工具误区，
否则经济生活就会面临被异化的危险。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非常重视经济生活的价值伦理，他在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