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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李廷栋院士
我人生的坐标
作者：■刘洪滨

刘洪滨夫妇同恩师和师母合影

　　32年前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国家恢复了招考研究生制度，在那个科学的春天，我们兴奋不已，日夜拼搏，决心投考，是那一刻确立了研修区域地质的志向，是那一刻铸定了意从恩师的愿景。有幸以专业96分的成绩考入中国地质科学院，师从李廷栋老师，三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过去。1981年毕业后到青岛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30多年来老师的言传身教，不仅在学业上帮助了我，而且对我的后半生影响极大。老师的言行成为我做人的准则，人生的坐标。值老师80寿辰之际，撰写回忆短文，以示怀念和感激之情。
1930年李廷栋老师出生于河北栾城县一个农民家庭，家境的贫困，民族的劫难，使老师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本村读完初小，在县城读完高小后，老师怀着远大抱负，只身来到北平，考入了白塔寺附近的平民中学。老师学习十分刻苦，每学期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因而获得奖学金并当选为班长。北平解放前他上高二，在进步同学的熏陶与带领下，1949年春加入了青年团，当选为全校学生会副主席，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夏天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院校调整时，老师到了北京地质学院。
一
1953年老师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地质部机关。老师多次申请到地质工作第一线，终于获得批准，于1957年6月走出了部机关。老师走出地质部机关的第一站，是赴大兴安岭北部进行区域地质调查，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中苏合作黑龙江流域综合科学考察，后又主持了地质部大兴安岭东坡地质调查，在大兴安岭整整工作了4年。当时那里基本是地质调查空白区，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每天要徒步数十里，钻密林，过草甸，跨急流，进行地质观测研究。宿帐篷，席草地，烛光下进行标本、资料的整理。几乎天天浸泡在雨水、河水、露水和汗水中，还经常受到野猪、狗熊和狼的侵扰。几次断粮，只得挖野菜、采蘑菇充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大家同舟共济，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他们填制了大兴安岭北部地质图，编写了专著和论文，填补了地质研究的空白。特别是得布尔干大断裂、前寒武系和热河动物群的发现，对于东北地区乃至中国地层对比和构造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1965年，为了加强大西南地质科研工作，老师被调地质部川西地质综合研究队任队长。川西高原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工作条件十分艰苦。1965年8月因公路塌方，他们硬是背着几十斤的行装，从海拔4200米的乾宁，星夜赶到海拔2000米的丹巴城。他们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四川西部宝兴以北首次采获早泥盆世布拉格期镰形新单笔石，这是国内的首次发现，并发现了丰富的珊瑚、几丁虫、单细胞藻类化石及高等植物的孢子，实现了地层古生物研究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老师主持编制了多种地质矿产图件。在编图中，他们始终坚持“严格要求、精心设计、精心编绘、严格审校、力求创新”的指导思想。因此，编出的地质图件，其地质轮廓清晰，内容翔实，数据可靠，绘制精细，结构合理，色调配置得当，图形美观，把中国的地质编图提高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国内外地质界的高度评价，并被广泛引用。老师主持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亚洲地质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及 《中国矿产图》等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地矿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老师在长期科研实践和区域地质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地搜集分析新的研究成果，结合几轮编制的中国地质图件，多次总结中国区域地质特征，编撰了《中国地质概述》专著，是对中国区域地质最早的也是系统的总结。作为集体研究成果，《亚洲地质》是中国地质学家编撰的第一部论述亚洲区域地质的专着。老师是项目负责人和主要作者之一。该书获1982年中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1980年10月，老师受命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为了集中精力做好院务工作，他忍痛放弃从事多年的区域地质研究和编图工作，全力扑在地科院的建设发展上，下大力气调整了各研究所的领导班子，整顿恢复科研秩序，制订、修订了科研管理规章制度，提出改革方向。在班子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地科院改善了科研环境，优化了科研管理，步入了健康发展道路。积极建言并设立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建立李四光纪念馆。
　　1986年10月，老师调任地质矿产部任副总工程师。这个岗位“卸掉了繁重的党务和行政工作，思想压力小多了，业余时间也有了”。于是老师利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开始了青藏高原地质结构和“南极岩石圈形成演化及矿产资源潜力”的研究工作。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的合作研究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历时4年，先后参加工作的有400余人，行程300多万公里。老师作为中方联系人，参加并主持了历次中法双方的会晤和谈判。40多年来，老师先后主持参与了6个青藏高原的科研项目，并坚持“地质与地球物理调查相结合，地质典性研究与区域综合研究相结合，宏观观测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他作为主要作者之一，发表了《喜马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等专著，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老师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青藏高原地壳演化与隆升机制》一文在莫斯科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发表于英文刊物《构造物理学》上。该成果获地质矿产部1989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进入90年代，地球科学开始向更高层次的领域进发，“上天、入地、下海、登极”成为地球科学研究的前沿，老师仍然不懈地追赶着科学的步伐。1990-1995年，他主持了“南极岩石圈结构”的国家攻关项目。在我国对南极研究起步较晚，科学积累薄弱，科考地域局限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高水平的科学成果。同时，他们还编制了南极地质图、矿产图，系统搜集已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矿产资料，总结了南极大陆地质构造的基本特征和矿产资源的总体面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编制完成南极洲地质图的少数国家之一。他曾担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洋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副理事长、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岩石圈计划协调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主编、《中国区域地质》主编、《地质学报》常务副主编等多项重要职务，推动了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今天，耄耋之年的老师仍未停止科研步伐。他曾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和科研交流，世界许多大山大水，包括南极留下了他野外地质考察的足迹。60多年来，老师走过的路近5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十几圈。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地质书刊和科研资料，忙碌的身影依旧活跃在地质科学舞台上。近年来，老师主持完成了“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的研究工作，全面总结了中国岩石圈调查研究取得的成果，建立了数据库，正在陆续出版系列丛书及图册，以便为我国矿产资源调查、环境及灾害评价提供基础资料。同时，他还参与主持了“亚洲中部及邻区系列地质图件编制”的多国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还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第30届北京国际地质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二
老师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在科学研究和科技管理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一丝不苟、循循善诱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工作。1978年，我和崔革考取了老师的硕士研究生。那是在粉碎“四人帮”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全国只有2000人。我们读书时，老师正值年富力强，担负繁重的行政领导之时，看到老师整天除了出差、野外考察，在北京就是开会，忙忙碌碌。白天忙工作、晚上忙业务，他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作为研究生，导师的辛苦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也无力为老师多分心。我们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学业，少打扰老师，尽量减轻老师的负担。
　　早期的研究生学习是自觉的、刻苦的，生活非常紧张，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外，要学好外语，做好毕业论文，把文化大革命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同学们夜以继日的攻读，除了吃饭、有限的锻炼、睡眠，每天学习、野外工作十几个小时当时通讯手段落后，就是有线电话也不多。每当我们有事情要找老师都是晚上9-10时左右到他办公室，只要他不出差，准在办公室。每次提出、讨论问题，李老师都会认真听取意见，在他发表看法时，对我总是循循诱导、启发、建议、是鼓励式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撰写的论文，老师在百忙中认真阅读、仔细修改，包括标点符号都不放过。1981年毕业后来到青岛，仍与老师保持书信来往，汇报工作，请教学术问题，这样的信件从1982-1993年我保存了有10多年的，现在拿出来看很亲切，充满了父子般的师生情。例如，1982年与老师合作撰写27届莫斯科国际地质大会论文 《郯庐断裂中段沂沭裂谷系的古火山构造》（地质出版社），修改稿件过程与老师有数封书信来往，摘录其中一封如下：洪滨同志：
　　函悉。27届稿，趁国庆假日赶修了一下，由于限于8000字，只得就原稿大大压缩，结果仍超过，拟以此稿上交，经二次审评后再修改压缩。由于时间匆促，文章改的是否对、合适？务请你认真加以考虑，不当处予以更正。特别请你斟酌处：1、裂谷系深层构造特征；2、裂谷系分级适当否；3、裂谷系演化四个阶段划分是否实际，名称是否合适？
　　关于文献（9），你的论文由于尚未正式出版，故先做脚注。参考文献，特别是外文的，请认真审校一下，查出出处，弄清书、刊名，千万别出现“张冠李戴”。文章复印了两份，一份送你审阅，另份送审，原稿暂留我这里几天，待全部定稿后寄还。你审查修改稿尽可能早日寄京，以便审查后修稿用。我大概于本月下旬赴法，半个月即回。
　　致敬礼！李廷栋1983.10.5老师科学上的认真、对事业的执着、待人的诚恳、生活上的艰苦朴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铭记在心。上世纪70-80年代，老师一家老少三辈6-7口人，蜗居在一个二室无厅的房子，拥挤程度可想而知。进入新世纪，大家生活、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每次见到老师，除了重大外事活动，他穿戴仍然是那么朴素，一件红夹克衫穿了多年，袜子有时是破的……30多年来我只见老师发过一次火。那是1980年，80多岁的王恒升老先生（学部委员）去外地开会，乘公共汽车去首都机场，仅有研究生送站。所里派不出车当时北京也没有出租车，老师知道此事后发火了，指示所里以后用车再困难，也要首先保证老先生用车。老先生们年事已高，以后出差可安排研究生陪同。但为自己的事，老师从来不争。1981年我们毕业时，导师身边都缺助手，研究生部希望我留在地质所，除工作外可以给老师帮点忙。当时北京的户口卡得很严，黄及清、李春昱等很多老先生、地学泰斗都缺助手，身边急需留人。老师当然把有限的名额留给了老先生。在学术问题上，老师给了我坚定的支持。当我工作中就海洋开发研究结论与地方政府观点不一时，老师鼓励我用文字记载下来。事隔30年，今天看，当时的观点今天仍不过时。1983年我发现的青岛即墨马山地质遗迹有很高的保护价值，但与地方采石出口有直接矛盾。在当时公众环保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我奔走呼吁保护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时老师率专家组挺身而出，亲临现场考察，发表肯定意见，赋诗题字，给予了保护派有利的支持。经过11年的努力，1994年马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青岛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研究生毕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慢慢走上了领导岗位。以老师为榜样，始终没有放弃科研。担任研究所主要领导15年从岗位退下来后，可以从容地胜任到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事隔多年，每当我上课、指导研究生时，老师的言传身教在我身上浮现、有了体现。学生们反映，老师知识面宽、讲的东西实用性强；授课认真、修改论文仔细、对同学鼓励得多批评的少。其实我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在老师的熏陶下，后半生有了很大改进，成为了同学们喜欢的朋友。
　　在老师榜样的带动下，我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严要求自己，重野外实际工作、重调查研究，注意锻炼身体，坚持长跑近40年、冬泳近30年。努力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主编、编著出版了专著6部（其中英文一部）、海洋科普2本，参与撰写专著10余部，中外文发表论文100多篇。获得过多项省部级成果奖，立过功，多次站在国际学术讲坛，为国争光，被评为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有30多项社会经济发展对策建议被总理、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批示、采纳，进入决策。被聘为多个城市和省的社会、经济发展顾问、蓝色经济区专家咨询组成员，奔走于各地。回想自己走过的60年，童年、少年艰苦生活磨练了自己；军旅、地质熔炉锻炼了自己；热爱自然的阅历丰富了自己；导师的言行、教诲、熏陶、培养了自己。
　　敬爱的老师，您的第一届研究生也都年过花甲。三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深深地感到，老师是我人生的坐标，前进的灯塔。值老师80大寿之际，我要说：尊敬的老师，谢谢您！我们全家祝愿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祝您身体健康，寿比南山、阖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