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越多的地方为何经常越穷.doc

中国人必须迅速走出冷战思维的陷阱

童大焕—2015年3月29日星期日
李光耀去世，打翻了不少中国人心中的五味瓶。凭什么一个蕞尔小国，国家如此富裕，领导人也获得全世界的尊敬。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这个领导人，本是华人后裔；这个国家的国民，本是一群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想我泱泱大国，一度是世界中心之国，如今自惭形秽，情何以堪？
于是有人说，新加坡是个小国啊，小国好治理（他们不说朝鲜也是小国），而且它还是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活生生把新加坡包装成了“小国大资源”的国家。典型的有两篇文章，这两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或者有几个微友分别转给我。
一篇是蜀山大侠《如果没有李光耀新加坡会更好！》文章说，新加坡的繁荣，不是由于李光耀家族治理有方。新加坡拥有两项别的国家不具备的优越条件，想不富裕都难。一是马六甲海峡每年上百亿美金的海峡通过费用，在一个只有300万人的新加坡，每人平白无故有33万美金的收入。二是新加坡周边都是穆斯林国家，在伊斯兰教义里面，存款借款收取利息都是不允许的，因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家的资金，总要找一个能给年利息的，来往又方便的安全度高的地方，恰巧新加坡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周边国家的需求，并非李光耀家族创造出来的。新加坡仅仅国际班轮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过峡费，以及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来的额外收益如果平均分配，每个人每年都有四十万美金的收入，而且完全不用劳动。可现实情况却是，新加坡人作死做活，年家庭平均收入不过10万美金，折合到个人不过25000美金，平均每个人应得收入的大头，也就是说60%，被新加坡政府拿去了。这可以说没有李家，新加坡人民会更富裕。
另一篇是张炎夏的《李光耀“驾崩”后的中国》。文章更长，通篇充满了冷战思维，但归根结底还是把新加坡的繁荣富裕和作者本人的冷战思维建立在资源（地缘经济）上。文章说，新加坡与我们的对抗是地缘性的。从新加坡的角度而言，是你死我活的。这是因为，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发展将导致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世界航运中心）坍塌，所以李光耀不仅自己反华，还挑唆东盟甚至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反华。新加坡的成功并不是李家父子所说的“靠勤劳致富”，完全是靠地理位置，虽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享马六甲海峡，但是深水航道在新加坡一侧，控制了新加坡就等于控制了大半个世界的生命线。众所周知，物流中心必然是资金流的中心，资金流的中心必然是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服务业中心、繁荣中心……
众所周知，交通、物流、金融中心的核心是法治。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算是国家资源的一种，但能否成为交通中心，地理位置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必须辅以物流、金融才能真正成为交通中心。而物流、金融中心必以法治为前提条件。因此，即使真如两位作者所言，新加坡的成功完全是上天的恩赐，拥有天时、地利两大条件，那也要以人和相配合。如果按照张炎夏这种散发着陈旧腐败气息的垃圾冷战思维，交给他一个新加坡，绝对会变成强盗和战争的炮灰和死地。过往商旅宁可军舰护航也未必愿意给他交一个子儿的通行费（况且马六甲海峡一直是马来、新加坡、印尼三国共管），更别指望什么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了。
回过头来再看马六甲海峡对新加坡发展的作用是否真如两位作者所言的那么重要。即使如蜀山大侠所言每年有上百亿美金的通过费用，也是由共管的马来、新加坡、印尼共同拥有。即使全部归新加坡拥有，300万人均分100亿美元也是人均0.3万美元而不是33万美元！蜀山大侠足足把它夸大了100倍，而把新加坡的人口往小里缩（2014年新加坡人口547万，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387万人）。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新加坡人均GDP为3.4万美元，居全球第23位；如果按人均购买力平价折算，新加坡人均收入为5.6万美元，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为全球第三富裕的国家。并不是蜀山大侠所说的人均2.5万美元。短短一段文字，篡改了多少数据？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还没算清楚，就敢于信口雌黄乱下结论。
新加坡的成功，绝对没有任何侥幸和偶然的成分，都是一群真正高瞻远瞩的建设者在真知指引下既谨慎小心又大胆创新、竭力避免一切可能的失误带来的丰硕回报。我毫不讳言对李光耀评价很高，发表长文《李光耀是一种伟大政治实践的集大成者》，并且认为当代中国所有领导人的知识结构，取其优点去其糟粕加起来恐怕不到李光耀一个人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老被伪专家伪学者所忽悠。他们喜欢吹牛的人，喜欢画饼充饥的人，大国崛起、亚洲共荣之类的。踏踏实实，理性的观点，告诫前方有风险的观点，通常难入法眼。他们要的是牛逼的感觉。结果往往是眼高手低一地鸡毛甚至逆潮流而行。
最后我们来回到本文的标题——资源是决定国家兴衰的要素吗？答案是否定的！
农业时代，资源对人口的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比如陈志武跨国研究团队的量化历史研究表明，玉米、红薯、土豆三种作物的引进使粮食增加进而增加了中国的人口。按照Nathan　Nunn和Nancy　Qian两教授的估算，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增加27%到35%，并帮助催化工业革命的发生。香港科技大学宫启圣教授等人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红薯。而且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玉米、红薯、土豆这三种新作物。
可见农业时代，资源尤其是农作物的食物资源对人口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对GDP贡献却不大。同样是量化历史研究，证明工业革命前1800年里，人均GDP增长仅50%；工业革命后180年里，人均GDP增长则达到8倍。
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工业革命初期，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请记住新加坡1965年建国。
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
中国的经验也一样。徐康宁的研究表明，1978—2003年间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地区。
国内国外的实证研究都可以充分说明，即使在工业化大量依赖自然资源的时代，资源丰富仍然是发展的陷阱和阻碍，而不是国家和地区兴旺发达的原因。阴谋论者、冷战思维眼里的国家贫穷落后都是缘于缺乏资源，或者资源被他国掠夺之类先入为主的刻板成见，在科学严谨的实证数据面前土崩瓦解！
我一直纳闷，在资源短缺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有危机感，会通过制度和商业文化环境的改善弥补资源的缺陷，获得“笨鸟先飞”的发展空间，这个可以理解。因为那种友朋天下、海纳百川的胸怀，可以吸引全世界的资源和人为我所用。但为什么同样的制度环境，不管是法治还是非法治环境下，资源优越的地区反而发展更慢呢？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今天下午（2015年3月29日），一个朋友的来访使这个问题豁然开朗。这位朋友来自新疆，那地儿人少地多，资源比较丰富，人们赚了钱都很快花光，因为反正饿不死。我突然明白了：在相同制度的环境下，是文化决定了这种资源诅咒，因为人都有偷懒的惰性，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是人的本能。而在资源匮乏的国家和地区，不论制度安排还是个人观念，都要求他们做出更妥善的安排、更努力地奋斗。
世界普适的“资源的诅咒”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资源决定论以及资源决定论下的冷战思维可以休矣！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是冷战垃圾思维最活跃的时代，对内充满阶级仇恨，对外充满国家仇恨。醒醒吧国人！不抛弃冷战思维、不以热情开放的心胸拥抱现代商业文明，中国是没有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