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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儒到护儒的章太炎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衰落的事实，是一个无需过多争辩的话题。这种衰落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人们在生活中做出重大选择时的价值取向上，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已经衰落。其二，传统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处于日渐弱化的趋势。
传统文化横遭此厄运，与时代紧密相连。回顾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致力于批判旧文化的惰性、封闭性所产生的俗气和浅薄的一面。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屡遭被批判、被切割、被抛弃的命运。不可否认，在当时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糟粕的丢弃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这过程中，“孩子与水一同被泼掉”的阵痛，始终伴随着变革年代的中国社会。
但我们认为，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不能经由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经由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逐步得到。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以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两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著名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以及一个从反儒到护儒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是为“重读传统文化衰落之因”系列，希望能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到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的密码。

章太炎 资料图
1921年11月，《史地学报》一卷一期发表了柳诒徵的《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文中点名批评了章太炎早年发表的批判孔子《诸子学略说》一文。柳诒徵在文中认为，章太炎是“打倒孔家店”的祸首，《诸子学略说》对孔子的批判纯属“以无稽之谈污蔑之”。出人意料的是，章太炎1922年6月15日在《史地学报》第四期发表了《答柳翼谋书》，不但承认了错误，把当年批孔的论调称为“狂妄逆诈之论”，还对柳诒徵的批评表示感谢。要知道，章太炎早年以“诋孔”为能事，被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现在忽然维护起他当年最反对的东西，这一正一反，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为排满而反孔
章太炎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是以“改良派”的面貌出现的。1899年，三十岁的章太炎在《客帝论》一文中提出，“官天下则帝孔氏”，以孔子的后代“衍圣公”为全国“共主”，还希望光绪帝成立霸府，掌握中央集权。但是，庚子之乱后，愤怒中的章太炎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如果不排满，继续由清政府统治中国，很有可能会亡国，所以他又在《客帝匡谬》一文中，对当初的想法表示悔过，“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汽，不可得也”，
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排满者，对孔子的看法，也由尊孔变成了批孔。批孔的原因，在他1903年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有很明确的表述：清政府之所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就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可以说，他攻讦孔子，其实是一个用文化颠覆政治的过程。
1902年，章太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诋孔”之作《訄书·订孔》，开篇就引用日本人远藤隆吉之言：“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而结尾处又引用日本人白河次郎之语:“纵横家持君主政体,所谓压制主义也。老庄派持民主政体，所谓自由主义也。孔氏彷徨二芯问，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此儒术所以能为奸雄利器。使否姓日用而不知,则又不如纵横家名言压制也。”此文一出，思想界攻击孔子的声音明显增多。
章太炎从1906年9月起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更加激烈。“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彼耶稣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培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潘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除此之外，还把孔子描写成了一个心术不正的奸诈小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批孔人士大量采用章太炎的观点来批孔。
这只是晚清知识分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诸如此类对传统文化批判性的文字，在当时不绝于缕。
例如，严复在观察了中西文明背后的人文因素后论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梁启超则对传统文化浸淫下的中国人批评道：“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溢于言表。
但是到了民国，情况为之一变。
从反儒到护儒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正式宣布小学废止读经，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从此，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
但是，儒家经典尽管从政治教育领域退出了，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就消亡了。相反，由政府力量骤然废止了孔子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在民国初年带来了社会价值标准的紊乱，和中国人空前的信仰危机。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梁漱溟父亲梁济的自杀。这位前清官员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
1918年，梁济在积水潭投湖自尽。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本人并非一位抱残守缺的腐儒，他曾明确表示自己“极赞共和”，这使得他的自杀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美国传教士丁义华曾对民初教育部门“去孔”的举措评价道：“民国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为惊人之创举，昌言废孔...当时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怵于政府之威严，大都敢怒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几而孔教出焉。”
对于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多数民众仍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认同传统儒学，并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传统。对此，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作了深刻揭示。其云:“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
鉴于自由民主在民国初年不足以成为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参照，袁世凯只得重新利用起传统文化的资源。他说: “前据南京留守黄兴电陈: 民国肇造, 年少轻躁之士, 误认共和真理 以放恣为自由, 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 流弊无穷。请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 以提倡天下, 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 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 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 民彝无改。”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崇圣令。
严复和康有为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的主将。然而，当民国建立以后，他们都是传统文化最有力的声援者，康有为力主成立孔教会，试图劝服当局者以孔教为“国教”。严复也发表了尊孔读经的言论，认为：“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原本”。
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像国会两院递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正式揭开孔教运动序幕。该请愿书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兴起了一股孔教热。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参加者有数千人，其中除了严复、梁启超等学界名流，还有政界要人梁士诒、汤化龙、陈昭常等。9月27日，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与会者多达二千人，规模盛极一时。
与康有为不同，章太炎公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但是他所反对的，仅仅是将孔子及儒学以“宗教”事之。此时的章太炎，对孔子与儒学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年他将早年批判孔子的名篇《订孔》修订为上下两篇，充分肯定了孔子的学问与成就。直到1921年，他在遭受柳诒徵的攻击后，索性大方地承认，自己早年批孔批错了。
未完成的“创造性转换”
1916月6月，袁世凯在复辟帝制失败后去世，借袁世凯之力推行的孔教运动也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孔教与帝制, 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当人们形成这样的观念，这场运动便走到了尽头。
但是，这并没有打击章太炎等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信念，相反，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国学会”，后又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设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课程，不遗余力地呼吁尊孔读经
这时的章太炎，就特别强调孔子与儒学的文化意义，他曾剖白他提倡“国粹”的目的所在：
“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人于顽间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
显然，章太炎的心中，传统文化中的“义”，在一个重“利”的社会中是多么重要——脱离了政治的因素，文化的部分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使得儒学更加具有了近代的意义，而不再是阐释统治思想，或者是为礼教背书。
严复同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对德性生活的极端重视，而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他承认西方文化长于智性的发扬，故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为深邃。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
辜鸿铭则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得不利用物质力量来压抑和克制其内心的情欲，这样，原始人群就不得不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
在这方面,中国的儒家学说所塑造的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道德精神，正好为迷惘的西方人指引了方向。“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按）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这批早年“先进”，晚年“保守”的知识分子，既承认西学东渐之大势，又从西学东渐中痛感传统文化之不可或缺，于是融汇中西、实现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成了他们晚年致力的事业。辜鸿铭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将中国的经典翻译到国外，严复晚年将精力大部分用来研究《庄子》，他曾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而晚年章太炎，也从为“学问而学问”抽身出来，强调学问的“致用”，希望人们从经史中能吸取修己治人之法。
这种“创造性转换”的尝试，也不免影响到了后世的学人和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