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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学源流考
摘 要：谱牒学之源流可以溯及先秦时代，先秦典籍《世本》之《帝系》、《世家》即为最早之家谱，然其真正盛行，实始自汉魏之纪，南北朝时发展为一门专学。宋代谱学发展，进入系统化阶段。元代因统治者歧视汉人、南人，禁止官私撰刻汉人姓谱，谱牒学无以发展。明清两代，私家修谱之风大盛，现存家谱几乎皆为此时修撰，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牒学家。
关键词：谱牒学；源流；《世本》
族之有谱，犹帝王之有世系，天子之有玉牒，诸侯之有年表，大夫之有世家，乃在记前言往行以示之于后世，鉴古而识今，亦所谓之“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矣！《世本》之《帝系》、《世家》，即最早之家谱也。家之有谱，亦犹人类之有史册，家谱即为一家一姓之史也，乃在于记述先烈，追溯本原也。近代梁任公先生曾言：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其言虽指旧史之弊，亦中乎谱牒缘起之的欤？
谱牒之兴，虽可溯及上古，然其真正盛行，实始自汉魏之纪也。当汉魏之世，尤其是季节汉之时，皇权衰竭，地方豪强四起，士族门阀迭兴，各阀掌控地方权柄，专利以胁中央。士族为别其同姓之亲疏，彰本族之声势，亦明本族之尊卑序次，各着家谱以明辨其虚实矣！曹魏代汉，任人不拘一格，此风略衰。晋室一统中原，不久中原震荡，晋室南渡偏安，门阀复兴，时谢安为东晋丞相，权倾朝野，于是谢、张、王三大门阀鼎足而立。南朝四代，皆门阀士族所建，时之民谚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在政治利益与经济权益的交织影响之下，阿谀奉承、谄媚权贵者比比皆是，乃至有篡改族谱以附士族者。各族为别亲疏、明尊卑，皆修谱以彰之。于是谱牒之学大盛，时贾弼之祖孙三代专精谱学，贾弼之所着的《十八州士族谱》七百余卷，最为时人推重。刘宋刘湛、南齐王俭、萧梁王僧儒等人皆谱学专家，各有专着传世。谱牒之学成为一门学问。时之士族若不精通谱牒之学，皆不能到吏部为官，谱学既是吏部选官之依凭，亦是南朝矫正伪冒士族门阀的庶族寒士之鉴镜。
李唐之世，统治者欲借谱学打击旧士族势力，唐太宗时修订《氏族志》，将以李氏为首的关陇士族列居首位。唐初之士族门阀主要分四个地域集团，它们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关中士族实际上也包括部分陇右士族，李唐皇室即自称陇西李氏，故关中士族又称“关陇士族”。关陇士族以武功起家，在李唐正确中实力最强，是左右时局力量。江左士族及代北士族此时已全面衰落。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然因其根深蒂固，在唐初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当时，士族门第观念在人的意识中也很有市场，贞观名臣魏征、房玄龄、李绩等都曾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时之三品以上高官“欲共衰代旧门（山东士族）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与山东士族相比，关陇士族在声望和历史传统上皆有所不及。为了抬高皇权地位，唐太宗令高士濂等人刊正姓氏，修订《氏族志》。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氏族志》一书写就，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太宗极为不满，又令高士濂等“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重修《氏族志》。新修《氏族志》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山东士族崔氏降为第三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此次修订《氏族志》，表面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谱学传统，实则不然。魏晋南北朝之际，“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谱籍已成选官之依据。而此次修《氏族志》则不是用作选官依据，而是“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以尊崇当朝冠冕。通过此次修志，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获得了士族名分，山东士族则进一步受到打击。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六百五十九年），武则天通过高宗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改修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许多以军功起家官至五品的庶族官僚皆被列入士族，后族武氏取代皇族李氏而为第一等，这进一步打破了士族与庶族之界限。
宋代谱学发展，进入系统化阶段。南宋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乃谱牒学集大成之作。郑樵（1104-1162），字渔仲，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南宋杰出的史学家。他十六岁丧父，自此谢绝人事，不求功名，与堂兄郑厚隐居山林，苦读诗书。靖康之变时他二十四岁，时金人南下，掳走徽、钦二帝，因激于爱国义愤，与郑厚上书“甘一死而报国”，未得权臣采纳，便一心钻研“稽古之学”，“欲读古今之书，通百家之学，讨六艺之文”，在山中苦读三十年，有用十年时间寻访图籍，遇藏书家，必读尽而去。其研究范围广博，除群经诸子之外，于天文、地理、谚语、文字、生物、医药、谱牒之学等无不钻研。樵治学广博，功夫深湛，著述极为丰富，惜其所着多已亡佚，今仅存《通志》、《诗辨妄》（顾颉刚辑）、《尔雅注》及《夹漈遗稿》等书。《通志》是一部会通百科的史学巨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是我国典志体史学名著。全书共二百卷，包括纪、传、世家、载记、谱、略六种体裁：帝纪起三皇终隋恭帝；二十略止于唐末；纪传皆因袭旧史。二十略虽亦因袭旧文不少，然樵期之甚高，其《通志总序》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意。臣今总闲暇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樵之所谓“汉唐诸儒所得而闻”之五略者，《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也；“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之十五略者，《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也。此二十略，虽非全出于樵之发明创造，但它确实总结了唐以前典章制度之发展进程，并有许多见解卓越之言论，对我国史学贡献极大。《氏族略》是郑樵《通志·二十略》之一，是他的创造，即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之一。这是郑樵将其所着《氏族志》五十卷、《氏族源》、《氏族韵》等书七十卷精简缩略而成。是略虽多引《元和姓纂》之文且承其体例，然郑樵却以其深沉之思，发其新创之见，对我国之姓氏来源及演变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其《氏族序》一文系统论述了先秦姓、氏有别之情况及得姓命氏之方式，并回顾了宋代以前我国姓氏学的发展概况。其编写体例曰：“帝王、列国世系之次，本之《史记》，实建国之始也；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谱，实受氏之宗也。先天子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卿大夫士，先卿大夫士而后百工技艺；先爵而后谥，先诸夏而后夷狄，先有纪而后无纪。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湮源断绪之典，灿然在目。”《氏族略》依此体例系统考察了根据以国为氏、以邑为氏等二十七种受氏方式而得之八百三十三个单姓、六百十四个复姓，又考察了代北复姓、诸方复姓等二百九十五个古代少数民族姓氏，并按“平上去入”的四声韵部简略介绍了四百六十三个单姓、五十个复姓。因此，《氏族略》总共探讨了二千二百五十五个姓氏的源流与演变。此外尚有总论十三篇，罗列了古代因改氏、避讳、音讹、省文、变夷、变于夷等改姓情况与同名异实、汉魏受氏、生而有文等诸多事例。元代因统治者歧视汉人、南人，禁止官私撰刻汉人姓谱，故谱牒学无以发展。
明清两代，私家修谱之风大盛，现存家谱几乎皆为此时修撰，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牒学家，如明代有张云汉，清代有魏禧、黄宗羲、钱大昕等，皆各有著作传世。民国间所修家谱重要者有罗振玉的《上虞罗氏支分谱》、王迪诹的《王氏家乘》等。《王氏家乘·统系编》中的《各支迁徙源流》，上起周代，下迄民国，支分派衍，遍布全国，凡四百余支，何支由何处分迁，一目了然，对王氏宗谱的研究可谓精深严密。
建国后，国内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群众运动此伏彼起，修谱之风一时断绝。改革开放后，修谱之风再次兴起，各大姓巨族为团结宗族陆续修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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