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机与吴三春.doc

《高机与吴三春》：传唱上百年的背后
杨思好

《温州日报》2010-04-03

　　约于清末民国初期刻印的温州乱弹《高机与吴三春》唱本　　叶大兵提供

　　1964年，郭沫若观看了瓯剧《高机与吴三春》演出后欣然题词 李子敏提供

　　鼓词艺人陈春兰在演唱《高机与吴三春》

　　温州乱弹戏曲连续剧《高机与吴三春》VCD

  它是流传于民间的爱情绝唱，它是一个凄美的传说，它深深叩动了浙南人的心灵，成为温州数代艺术家为之呕心沥血的创作题材——

  “高机与吴三春”传说是温州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最近苍南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高机与吴三春》一书，同时，我市苍南县与吴三春故乡、浙江龙泉县已将该传说申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从而再次掀起了人们谈论与研究的热潮。
  “高机与吴三春”讲述了温州织工高机在龙泉吴三春家织作，两人相恋私奔到温州，后被吴父与官府拆散，产生误会，最终双双殉情自杀。这个传说以山歌、戏剧和道情、鼓词、花鼓、莲花、参龙调、唱龙船儿等曲艺形式在浙南民间广为传唱，叩动了一代又一代温州人的心灵，同时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温州艺术家不舍放弃，为之魂牵梦萦、呕心沥血的创作题材。这个传说在温州民间衍生了“高机分别，哭得闹热”的口头禅，在艺术界被称之为“不逊色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
不为人知的起源时间

  “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产生于何时，现已无人知晓，但从各种艺术形式的唱词内容分析，应始于清代。苍南山歌唱本《高机别三春》的第一句唱词“道光坐天真明君，且说一本好新闻”，就明确告诉人们故事发生的时间。永嘉道情《高机卖绡》唱本的第一句唱词是“乾隆年间有户人，处州龙泉吴宅门”。
  但民间艺人王牡丹、陈春兰等演唱的温州鼓词唱本，却都把故事的发生时间定在明嘉靖年间，其原因，或许是为了强调故事更为古老，或者是为了证明他们所唱的词本出现的时间更早，或者是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知道明代温州丝织业就已经十分繁荣、丝织高手辈出，故事出现在这一时期更为合理。
  而据叶大兵先生提供约于清末民国初期刻印的《新出·高机分别》乱弹唱本照片和沈沉先生编校的《杜隐园观剧记》所辑的瑞安张震轩民国九年的日记“赴斜桥头看演《高机别》、《白水滩》二出”，至少于民国初期，《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即已出现了舞台演出剧。
无法确定的主角身份
  “高机与吴三春”传说的主人翁高机到底是何方人氏，众说纷纭，各执一见，有的说是平阳县白沙乡人，有的说是现苍南县龙港镇河底高村人，但河底高村的高姓村民很是忌讳这种说法，平阳县鳌江镇五板桥村的高姓村民则声称是他们村人。
  五板桥村村民说，他们村原名白垟村，就是传说中所唱的白石村，村中原建有高机庙，现庙虽然被拆掉了，但老人们还都清楚地记着庙里原立有高机的塑像和用石灰塑在神龛两侧的“高郎自有千秋在，吴女姓名万古传”的对联。根据苍南山歌唱本“家住浙江平阳县，舮艚港口白石村”的唱词分析，五板桥村的说法或许可信，因为鳌江原来称舮艚，白垟村又靠近鳌江港。陈春兰演唱的鼓词唱本则直接道明高机出生在“五板桥村”，这或许是陈春兰系平阳人，曾听过五板桥村人的说法。
  各类唱本所唱的高机出生地都大致在鳌江两岸。然而，现在鳌江两岸已无法查证历史上是否确有高机其人，两岸的高姓人口聚居地——河底高村和五板桥村高姓人的族谱里也无从找到高机这两个字。较为合理的应是老一辈艺术家的说法：高机本无其人，仅是传说中的人物，与客观实际无关，高机应是“高技”的谐音，是技术高超的丝织工的综合形象。
多样的故事名称与结局
  在诸多的传说文本中，“高机与吴三春”传说的题目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山歌唱本为《高机别三春》，“唱龙船儿”为《高机织绸》，潮剧是《百鸟图》，花鼓为《高机卖绡》，鼓词、道情和瓯剧的名称有《高机与吴三春》和《织绸缘》，小说《高机与吴三春》再版时又改名为《瓯江怨》，早期的越剧名称为《魂断桃花岭》、《血溅桃花岭》、《桃花岭》等。此外，据陈玮君的小说《高机与吴三春》创作后记，还有《高机别》、《高机分别》、《高机分别全本》、《三缘会》（即《机房会》、《楼台会》、《麦饼会》）、《麦饼会》、《马道双嗔麦饼会》、《麦饼赠银》、《五凤花鞋赠银记》、《卖绡记》等名称。
  故事的结局也是多彩多样，或以悲剧警世，或以喜剧悦人，不同的唱本有不同的故事结局。但前期的曲艺与民歌唱本，大多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尾。同样的喜剧唱本，结局又有所不同，有的以高机与吴三春生子育儿高中探花结尾，有的以高机被温州知府收为义子，热热闹闹迎娶吴三春结尾。后期的戏曲唱本，一般以悲剧为主调，侧重强调高机与吴三春坚贞不移的爱情，大多以吴三春自裁于花轿之中，高机发疯跳入滔滔瓯江为结局，这其中不乏存在艺术家的思想倾向。
唱白纷呈的艺术风格

　　《高机与吴三春》何琼玮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
  “高机与吴三春”传说，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浙南民间传唱，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着不同的艺术风采。汉族长歌《高机别三春》，叙事之中有抒情，抒情之中有叙事，叙事详略得体，情节环环相扣、起伏跌宕、扣人心弦；抒情则运用比兴、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多种手法，将自然风物的客观色彩和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观色彩巧妙融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主人翁的分别、相思之苦和坚贞不移的意志。较之其它艺术形态的唱本，要多几分抒情的内容，且抒情每每长段吟唱、长篇抒情，缠绵悱恻，感人肺腑。
  鼓词唱本版本多样，不同的艺人所演唱的艺术特色、故事情节也不一致，陈春兰的表演唱词质朴雅致，情节逐层推进；艺人徐邦忠的表演则侧重细节的描写，以细节描写带动故事的推进；王牡丹的表演与陈春兰相比，要多几分铺垫，讲述故事常像讲相声一样常设一些悬念，在解开悬念的同时，推进了故事的发展。鼓词唱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唱词优美，有名师加工润色过的痕迹；亦唱亦白，在插叙、旁白、对话、介绍人物和场景时，往往运用长段的道白；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往往能结合故事的推进，长段介绍浙南地区的人文景观。
  花鼓唱本往往以一折或一段故事出现，所唱唱段都为故事的最精彩部分，一般不唱完整的故事，演唱时摹声绘色，注重细节的交代，唱词常用多重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道白一般只用于人物对话；语言通俗、质朴自然和口语化。
  永嘉道情唱本分章表述，一章一个故事，独立成篇，故事之间又环环相扣、连缀成整体故事，汉族长歌抒情时往往独立成篇，而温州道情则能在抒情的同时进行叙事，抒情与叙事并进。
体裁繁多的改编出版

   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高机与吴三春”传说引起了温州当代艺术家们的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温州艺术家为之呕心沥血的重要创作素材。1950年，温州中学教师陈玮君偶然发现一本传说的手抄本，深深地被情节所打动，便开始留意传说民间唱本的搜集，后根据“唱龙船儿”唱本、艺人徐邦忠、邵昌弟道情唱本、温州泥刻本《高机分别全本》、农民傅佐庭的山歌《高机分别》片段唱本等改编创作了章回长篇小说《高机与吴三春》，1957年2月由东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1959年他又与徐君陶合作，将小说改编成同名连环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了他的章回小说，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了他的同名连环画，继而他又对小说作进一步的修改，并改名为《瓯江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
  1955年，温州文化部门选定《高机与吴三春》作为重点剧目，成立“高机与吴三春整理小组”，由郁宗鉴任组长，开展传说的改编工作。1957年1月，何琼玮将这个凄美的故事编成了瓯剧《高机与吴三春》，并在温州公园路东南剧院首演，当即轰动全城，连演40多场，成为温州市有史以来连演场次最多的剧目之一。
  同年，《浙南大众报》编辑吴孟前与何琼玮把徐邦忠演唱的《高机卖绡》一折，根据记录稍加整理后，发表在全国唯一的曲艺刊物《曲艺》杂志上；同年，沈沉将《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改写成同名电影剧本，上海振奋越剧团将该故事改编成越剧《魂断桃花岭》，首演于中华大戏院，达一个月。嗣后，李荣、王国仁联合永嘉昆剧团导演李冰及高兆明等人写了《血溅桃花岭》、浙江省文联副秘书长林辰夫将《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故事改编为越剧《桃花岭》并在杭州演出。
  1958年，上海导演杨村声到温州了解《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称《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为“不逊色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上世纪60年代以来，温州瓯剧团的李子敏先生等又先后编写《织绸缘》和多个《高机与吴三春》的剧本；上世纪80年代，这个爱情故事被永嘉县民间艺人麻福地改编、拍摄成温州乱弹戏曲连续剧，由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还被福建省剧作家黄来旺改编成古装潮剧《百鸟图》。之外，艺人潘国英演唱的花鼓《高机与吴三春》、王牡丹、陈春兰演唱的鼓词《高机与吴三春》先后由国内多家音像出版社出版。去年，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出版了何琼玮著的《高机与吴三春》一书，温州市瓯剧团演出了新编大型瓯剧《高机与吴三春》（张烈改编），更为成熟的故事情节又一次叩动温州人的心弦。
  “高机与吴三春”传说，历经传唱上百年，如今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必将成为温州的一项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