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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鲁迅小说中的“我”

鲁迅是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一位大家。在鲁迅小说中有大量的“我”，如《一件小事》中有“我”，《社戏》中有“我”，《孔乙已》中有“我”，《祝福》中有“我”……这些“我”是不是就指作家自己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普遍认为：鲁迅作品中的“我”并不就是鲁迅本人。那么， 既然不是鲁迅先生本人，是不是就是鲁迅先生编造的人物形象呢？鲁迅先生为什么在小说中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有没有其他的用意呢？
笔者认为，鲁迅在小说中大量塑造“我”的形象，不但是叙述方式的需要，更是内容表达的需要。
在小说创作时，作家必须考虑一定的叙述视角，也就是说作家表现生活时，要考虑到叙述的角度，考虑到表达的方式，即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在怎样的视力范围内来反映生活。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观点是传统小说的基本叙述方式。作家虽然不是事件的参与者，但却是一个“知情的旁观者”，处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地位。一切事件、各种人物都可以被作家收摄、检视，它好比是作家的一个踞高临下的广视角镜头，可以任意地扫描一切，观察一切，突现一切。这种具有广视功能的叙述观点，对作家表现生活来说无疑是十分方便的，因为它便于冷静而客观地刻划人物，观照人生，尤其适合于中长篇小说组织规模宏大的社会内容。我国作品大多采用了这种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
但如果仅仅使用这一种方式，尤其是短篇小说，形式就会单一和板滞；由于缺乏视角的变化，容易流于平铺直叙；如果把握不好，还会影响作品的真实感。这就要求有时也需变换叙述的视角。
用第一人称叙述观点的主要优点在于缩短了叙述人、作品人物及读者之间的感情距离，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和真实感。把叙述人“我”直接摆进作品的环境，有时甚至介入事件的矛盾冲突之中，能便于作家选择和调整最佳视角，便于渗透叙述人物的主体意识、主体情感，为深入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方便。这样作家可以淡化作品里需要淡化的某些成分，强化某些需要强化的成分，增强作品的主体思辨色彩和抒情氛围。
鲁迅先生就较好地通过突破单一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小说模式，变换叙述观点，运用第一人称来叙事，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与真实感，较好地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意识，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孔乙已》中的那个“我”——二十二岁的小伙计，因为样子“太傻”和没有学会弄虚作假的那套市侩的生意经，不但遭到了掌柜的苛责，而且也受到了主顾们的歧视，因而，只好专管温酒这一单调而无聊的职务。小说正是以“我”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写了孔乙已的穷困、痛苦及死亡；又以“我”的生活的刻板及在“只有孔乙已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情况，进一步显示了孔乙已沦落为“使人快活”供人奚落的材料的可悲。“我”虽然不象咸享酒店的一帮人那样把孔乙已当作嘲弄的对象，但在大家嘲弄孔乙已的时候，“我”也“可以附和着笑”，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这就更叫人感到孔乙已的难堪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满足的命运之惨。
在《祝福》中，祥林嫂三次到鲁镇，并被步步紧逼，求生不能，求死不敢，直至凄惨地倒毙地雪地里，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引出和展现的。“我”是全部事件的见证人，在情节线索上“我”起着贯穿情节的“串场作用”。《祝福》的主体部分又分明流露出“我”对祥林嫂“哀其不辛怒其不争”的深深的同情及对鲁镇众生冷漠自私的愤激不平。结尾部分，那种祝福空气越浓，声势越大，甚至于连“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就更易反衬出“我”对祥林嫂的无限同情和对鲁镇人、事的极度厌恶。《祝福》正是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使得文章自始自终都渗透着作者浓重的情感色彩和心理活动，这一点，读者是很容易体会到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农民和知识分子是鲁迅作品描写的两大对象，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大量的典型形象的塑造，来反映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当时的中国的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如农民形象中的阿Q、祥林嫂 、闺土，知识分子形象中的孔乙已、涓生等。其中，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 数量上几乎占了全部小说的四分之三，这些小说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其在时代风雨中的精神面貌。而在鲁迅小说中，绝大部分的“我”是作为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 这些“我”大多不是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但却是作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我”虽然不能说就是作者本人，但是它们无疑有鲁迅自身的影子。从那些“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的经历和鲁迅当时的思想。当然，鲁迅先生的目的并不仅在于写出自己，更多的却是想通过对这些“我”的刻划， 来写出二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从鲁迅小说中“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心态。
以“我”作为作品的主要人物加以描写的，在鲁迅作品中并不多见，而《一件小事》却正是通过“我”——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的思想变化来表现中心思想的。“我”的心理活动贯穿了全文。开始，“我”见老女人倒地时无动于衷，料定她是“装腔作势”，怪车夫“多事”，“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事”，这是“我”的利已思想的表现。当看清了车夫的高尚行为之后，“我”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车夫的形象刹时高大了，“须仰视才见”，这表明“我”认识到车夫的正直无私的品质，并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威压”，意识到自己灵魂的渺小。下了车，“我”没有思索的“抓了一大把铜元”让巡警转交给车夫后，“我”也并未因此而心安理得，而是怀着“怕敢想到我自己”的苦痛心情，进一步进行反省，感到悔恨、自责，认识到自己无权裁判车夫。上述这些心理描写，有力地表现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巨大变化，生动地表现了“我”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严于自我解剖的精神。
在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有苦闷，有徘徨；但也有觉醒，有反抗；有的甚至能够勇于自我剖析，并流露出对苦难沉重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鲁迅小说中的“我”的形象，其实既是鲁迅先生 对自己的解剖，也是探索知识分子出路的艺术表现。
“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鲁迅全集》），以次要人物中被歌颂的对象来解剖“我”的灵魂，贯穿着鲁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一件小事》中，作者通过“我”与人力车夫对待老妇人的摔倒后的不同态度，用“人力车夫”这把解剖刀，无情地解剖了“我”这个鲁迅概括了以他自己为生活原型的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人力车夫正直无私和勇于承担责任的优秀品质，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劣根性”，体现了鲁迅的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而在《社戏》中鲁迅先生则是以“六一公公”这一形象作解剖刀，解剖了“我”与劳动人民感情上的差异。
六一公公出场，是在我和孩子们偷吃他家罗汉豆后，罗汉豆对过着贫苦生活的六一公公来说，当然是被看得很重的，更何况他还要拿到镇上卖钱去呢。六一公公这样一个被苦难生活埋了大半辈子的人，有着纯朴、善良的中国古典式的劳动人民的美德，从他在母亲面前对我的赞美和送来的罗汉豆中，可窥视到他感情深处蕴藏着的热情一旦奔涌出来，将会产生巨大的热量，然而，我毕竟还是一个毛孩子，对六一公公的罗汉豆“却常见得没有昨日的好”，这不正好解剖出我这身居市侩盛行京城的孩子，还不能接受劳动人民的这种感情吗？
小说《祝福》中的“我”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我”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但对祥林嫂提出的“灵魂”的有无问题，“我”作了含糊的回答，这反映了“我”有善良的一面，但同时好也反映了“我”的软弱和无能。《祝福》中的“我”对表现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鲁迅小说中的“我”虽有鲁迅自己的影子，但却并不就是鲁迅本人；鲁迅先生大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不但突破了过去单一的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出鲁迅先生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对反映文章的主题，深化文章的中心也有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