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下《孔乙己》课文人物分析及与范进的对比分析.doc

孔乙己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文学创作方面讲，鲁迅前期创作成熟和影响最大的是小说，而他后期则主要从事杂文创作。鲁迅一生写了三十多篇小说，他对友人说，他最喜欢的是《孔乙己》。巴金也称赞《孔乙己》写得好。日本有一位作家说《孔乙己》是最完美的艺术典型。凡是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对孔乙己、阿Ｑ、祥林嫂等人物形象有深刻的印象。
　　关于写作背景和写作用意。
　　《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最初发表于1919年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这是鲁迅创作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也是他继《狂人日记》之后的又一篇反封建主义的小说。
　　《孔乙己》写于五四运动前夜。当时，陈独秀、李大钊正以《新青年》为阵地，领导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主义、孔孟之道进行猛烈的抨击。
本文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其中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
　　分析小说人物：
　　关于孔乙己：
　　１、孔乙己是怎样一个人，有什么特点？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长衫主顾和短衣帮之间，等级森严，隔着一条鸿沟，但孔乙己却和这两种人都不同。
　　“站着喝酒”的短衣帮，都是穷困的劳动者。孔乙己经济地位低下，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他又没有资格挤进隔壁房里与“穿长衫的”并起并坐。但是，他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为的是要摆读书人的架子，以显出非同一般，比“短衣帮”高贵，不屑与他们为伍。孔乙己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的严重矛盾，充分说明了他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课文用短短的一句话，点明了孔乙己的身份、地位及性格特点。
　　２、找出描写孔乙己外貌的句子。思考：从外貌描写中看出孔乙己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作者对孔乙己外貌的描写采用的是白描手法。一出场，写他“青白脸色”，是吃不饱，营养不良的特征；“皱纹间的伤痕”是虽已年老却经常受人凌辱的记号；“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是岁月虚度的记录；又脏又破的长衫是不劳动、贫穷的证明。当他蘸着酒在柜台上教小伙计“茴”字的四种写法时，我们还可看到他的长指甲，说明他四体不勤，不从事劳动。总之，孔乙己既不是养尊处优的阔人，也不是饱经风霜的劳动者。从外貌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好逸恶劳、穷困潦倒、饱受凌辱摧残的悲剧人物形象。最后一次出场，先前的“青白脸色”现在变得“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先前身材高大，跟孩子们说话要弯下腰去，现在盘着两腿，坐在蒲包上，不能站立，跟别人讲话须要“仰面”。先前人家嘲笑他，他经常脸红脖子粗地为自己辩解，现在却“不十分争辩”，只是用“跌断”来遮掩，不过说话声音极低，而且断断续续。此时的孔乙己肉体上、精神上都已彻底坍塌，预示着悲剧结局即将来临。这令人触目惊心的惨景，鲜明而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摧残弱小者的罪行。
　　３、找出描写孔乙己动作的句子。思考：文章中哪些动作描写最精彩，足以表明孔乙己的性格。
　　作者对孔乙己的动作描写最精彩的是两次亲手交钱买酒的动作。
　　第一次：“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掌拒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这里既说“又”就不止一次；既说“新伤疤”必有旧伤疤。说明他经常被人殴打。然而孔乙己并不理睬，而是以“排出九文大钱”要酒要菜来表示他的不可轻侮的“尊严”，是对挑逗者无声的回击。“排”字写的是动作表现的却不止是动作，还有动作的神态。当他把九文大钱放在手心，用拇指一个一个的将钱用力推出，摁在柜台上时，可以想见他心里、脸上是十分得意的。
　　这时的孔乙己也算得“阔绰”，但好景不长，果然他最后一次去买酒，境遇大不如前。文中写道：“一天下午……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又说道，‘温一碗酒。’……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这真是一幅多么凄惨的图画啊！作者不仅从他的衣着（该穿棉袄的时令，而他只能穿件破夹袄）来表现他经济地位的跌落，而且更为传神的是，用“排出九文大钱”的一个“排”字带着自赏自傲；而“摸出四文大钱”的“摸”字则显得沮丧悲苦，穷愁潦倒。而且在数目上前次是“九文”，这次只是“四文”，还是乞求酒店给温一碗酒。这两个动作围绕着一个“钱”字，不仅写出孔乙己经济地位每况日下，而且突出了他的穷酸迂腐，好逸恶劳，麻木不仁的个性特征。
　　４、找出孔乙己富于个性的语言。思考：从这些语言中看到孔乙己怎样的性格特征？
作者写孔乙己的语言是很富于个性特点的，许多话只能出孔乙己之口。当酒客们看他居然“排出”大钱来买酒而不理睬众人时，就加强攻势故意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先前说“你脸上又添了新伤疤”只是含沙射影，现在是单刀直入，而且故意高声叫嚷。这回孔乙己不能再以无声战有声了，于是睁大眼睛说：“你怎么污人清白？”不说冤枉好人，而说“污人清白”这是孔乙己独有的语言,可惜的是由于他并不“清白”，所以语言虽雅，却缺乏力量。当对手拿出真凭实据：“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看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死要面子的孔乙己在真凭实据面前，还要争辩，说什么“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窃”与“偷”本是同义词，只是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可孔乙己宁可认“窃”，决不承认“偷”。在他看来“窃”与“偷”似乎高一等，何况他'窃'的是与读书人关系密切的书，这就更高一等了。这种强词夺理、自我解嘲式的语言也是孔乙己所独有的。此外，象“君子固穷”，“多乎哉？不多也”，这些陈腐的语言都表现出他受封建文化教育毒害之深，迂腐可笑与穷酸十足。
5、找出孔乙己的神态描写。从这些神态中看到孔乙己怎样的性格特征？
　“睁大眼睛”到“涨红了脸”
　　孔乙己是封建末世科举制度殉葬品的典型。他穷困潦倒而又保持着读书人的矜持；他好吃懒做，偷人家的东西常被挨打，弄得斯文扫地，脸上的伤疤就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人们笑他偷窃挨打时，他先是故作镇静，置之不理，继而“睁大眼睛”。被人证实时，还要“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盘条条绽出”为自己辩解，充分表现了孔乙己自命清高迂腐不堪的特征和被人嘲弄时企图掩饰自己偷窃劣行的困窘心理。
　　“不屑置辩”到“笼上了灰色”
　　孔乙己早年读过书，没有进学，他以读书人为荣耀，受封建文化的毒害，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别人戏弄他：“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表现他因自己读过书而得意非凡，大有“有眼不识泰山”的神气。孔乙己是自尊的，可是别人故意去刺痛他：“你怎的连半个秀才
也捞不到呢?”他“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热衷于功名科举，这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没有进学，就成了他们最大的隐痛。这浮现在孔乙己脸上的“颓唐不安”和“灰色”形象地表现了孔乙己灵魂深处的这块疮疤被戳痛时的痛苦。
　　“极高兴的样子”到“极惋惜的样子”
　　孔乙己在生活中只配做大家解闷的工具，他便“只好向孩子说话”，热心教小伙计识字。“很恳切地说”这显示了迂腐个性中包含着诚恳、善良。教小伙计写“茴”字四样写法时显出“极高兴的样子”，活画出了孔乙己落魄时不忘炫耀的情态。见我毫不热心，他便叹了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小伙计对他表示看不起的态度，不仅没有使他意识到自己地位卑下，反而“叹”气，为小伙计感到“惋惜”。这说明他对自己卑下的地位和知识的陈腐毫无认识，麻木至极，迂腐可笑。
　　“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封建文化毒害了孔乙己的灵魂，摧残了他的肉体。孔乙己饱受折磨，常遭欺凌，最终落到了被打折腿的惨境。但是他宁愿说是跌断的，那“低声”的“恳求”之状，形象地表现了他在穷途末路时仍然不能正视现实，死爱面子，自欺欺人。他对自己的悲惨遭遇没有痛恨，只有掩饰。他麻木不仁，至死不明白是谁戕害了
自己，这是他性格中最可悲的。
　　鲁迅对孔乙己的神态描写，透视了孔乙己的灵魂。孔乙己的迂腐，无能、清高、虚荣、热衷功名、麻木不仁的内在性格，通过外在表情被鲁迅冷峻深刻地剖析出来了。孔乙己的这些性格应该受到批判，那么产生这一性格的封建社会更应该受到抨击。
　　思考：
　　１、孔乙己是一个悲剧人物，然而全文没有一个“悲”字出现，贯穿全文的一个字是什么？作者这样安排线索用意何在？
　　小说以“我”为见证人，以“笑”为线索，孔乙己在笑声中出场，在笑声中活动，在笑声中走向死亡。这样让悲剧在喜剧的气氛中进行，以“喜”衬“悲”，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
　　２、各种人是如何取笑孔乙己的？应怎样理解？
孔乙己自身的可笑，是对封建文化、封建教育制度的嘲笑和讽刺、揭露和批判。作者对孔乙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内心痛苦与悲哀，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小伙计的笑，是不经意的、“附和着笑”。邻居孩子的笑，并非恶意，是“听得笑声”“赶热闹”的笑。短衣帮的笑，是为孔乙己不伦不类的样子，故弄玄虚的语言，迂腐无能的性格而笑，以求得无聊生活中的片刻快活。这是“病态社会”所致，反映了当时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冷淡无情。掌柜及穿长衫人的笑，是以“欺凌、玩弄”为目的的笑。这是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笑”是作者进行人物塑造的一种艺术手段。
3、为什么那些人对一个不幸者没有同情，只知道哄笑取乐？用哄笑声来写孔乙己的悲剧，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人们对不幸者孔乙己不但没有同情，而且哄笑取乐表现出了民众麻木不仁，自私冷漠。
以笑写悲，使悲剧更添悲凉意味。
拓展：
1、范进和孔乙己的性格内涵究竟有何差异，两文在写法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范进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科举毒害的读书人，同处于穷困潦倒的地位，对社会的摆布同样软弱无力，都迂腐至极，都不会“营生”，都没有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性自我；所不同的是，范进终于叩开了功名富贵的大门，而孔乙己直到临死“连半个秀才也捞不着”。
一、范进在遭胡屠户训斥后，还诺诺连声说“岳父见教的是”，而孔乙己在酒客嘲笑他有偷窃行为时，为什么硬撑着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的无力强辩？为何范进能“手里插个草标”在大庭广众之下“东张西望”寻人卖鸡；孔乙己尽管饿得“脸色青白”也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
　　范进懦弱猥琐，甘受屈辱，一脸自卑相；孔乙己虽穷困落魄，却自称什么“君子固穷”，有一股自视甚高的傲气。
　　二、范进中举后，张乡绅忙来拜访。为什么范进明知他无稽的攀附之词，还连称“却幸得老先生门下”？而孔乙己当人们问他“你当真识字么”，明明是戏弄之词，却“认真地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孔乙己浑身透出一股迂阔的腐儒之风；而范进的心灵却熏染着世故圆滑的污浊之气。
　　三、孔乙己穷得将要讨饭，为何还把自己少得可怜的一点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吃？范进在胡屠户受银假作谦让时，明知从此再也不会要他接济，为什么还说“若用完了，再来向老爹讨着用”？
　　范进是世故虚伪，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孔乙己被扭曲的灵魂中还留存些许善良的因子。

那么，两文在写法上又有何差异呢？吴敬梓如一漫画家，几笔粗线条的变形写意，信手涂抹出人物令人作呕的脸谱，如写胡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出去了”，写范进“头发都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鲁迅则如一雕刻家，对孔乙己作的是多层次的精细的雕刻，如“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凸现的是人物可憎可哀的神韵。《范进中举》里“十几层地狱”的笑谈，“洗下半盆猪油”的戏谑，无不体现出艺术放大式的夸张；而咸亨酒店掌柜与酒客不紧不慢的问话，也显示出鲁迅自然圆熟的技巧。又如孔乙己给酒钱时的一“排”一“摸”，如两个令人回味的慢镜头，引起的是观众对孔乙己悲剧一生的深沉思索；胡屠户接银两时的一“攥”一“舒”一“缩”一“揣”，则如几个快镜头，痛快淋漓，加强了讽刺效果。
　　同时，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笑”，即周围人对主人公的笑。应该说周围人对两位读书人的笑不尽相同，人们对范进的笑集中于一次完成，那就是对范进发疯”时的滑稽相的忍不住的笑。咸亨酒店的酒客和掌柜对孔乙己的笑却是漫长的，贯穿了他的一生：笑他不能进学——笑他偷——笑他被打折了腿，这“笑”犹如一柄无形的锐利武器逼得孔乙己步步溃退，狼狈不堪，直至死亡，这是含泪的笑。
　　范进和孔乙己，同为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而孔乙己麻木迂腐的性格之中兼有清高傲气，偷窃懒惰的恶习之外不乏善良正直；而范进显得猥琐懦弱兼具圆滑世故。在范进的脸谱上，可贴一“丑”字；孔乙己的灵魂深处，渗透出几缕“悲”。两位作家，都奋笔抨击黑暗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吴敬梓的笔触鞭挞了科举制度的弊害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病态社会。吴敬梓用夸张变形的笔法，艺术地再现了生活中的假丑恶，读来酣畅淋漓；鲁迅运用令人叹服的白描手法，对病态社会的根源，作了毫不留情的解剖，读来沉郁含蓄。

　　2、两篇作品除主要人物外，还以人与人的关系无情剖析了社会的病态。
　　范进家的众邻居，在他中举的消息传开后，送鸡送米送酒，出主意想办法为他治疯，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态度也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孔乙己周围的酒客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笑料，何哉？从范进的众邻居和胡屠户的态度变化中，如果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整个社会热衷功名富贵、趋炎附势、庸俗市侩的世态人情，我们也就不难明白范进为什么三十多年醉心于科举考试，一朝侥幸中举竟至于发疯。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然而咸亨酒店酒客们的冷漠和麻木，是另一种灵魂的枯死，是群体的无痛苦。阔人的凶狠，穷人的麻木，正是全社会对孔乙己的步步紧逼，把孔乙己推上了死路，这就是社会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灵魂的麻木正是鲁迅竭尽毕生精力去鞭挞的。
　　胡屠户和酒客掌柜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的艺术形象，胡屠户打耳光的滑稽表演与掌柜在粉板上写下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各有何妙处？吴敬梓用胡屠户前倨后恭的强烈对比来嘲讽整个趋炎附势的丑恶社会；鲁迅则以掌柜对十九个钱的念叨来解剖病态社会被异化的人们对于不幸者无动于衷、甚至于“在伤口上洒把盐”的人情淡薄。
　　两位作家分别给他们笔下的人物以不同的归宿，各有其用意所在：吴敬梓以范进中举的丑态和其它众人的狂迷，来批判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鲁迅之所以让孔乙己拖着断腿走向坟墓，而不让他中举，不让他变为丁举人之流的吃人者，为的是无情揭露整个人吃人的封建科举制度，“爬上去的吃人（如丁举人），爬不上去的被人吃（如孔乙己）”，或者说，要么在福禄中生，要么在困顿中死，孔乙己的死是一个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怒斥整个封建社会人吃人的这一主题，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已经有过深刻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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