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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融风险的防控
2018年金融风险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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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化解重大风险为三大攻坚战之首，而防控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金融风险，包括由金融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化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2018—2020年是防控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时段，通过1至3年的阶段性任务分解或治理乱象计划，最终实现防控化解重大经风险的目标。
1、治理金融秩序
2018年以来，对金融秩序治理越来越重视，将越来越重视法律和监管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金融风险与财税改革滞后及其他产业政策不协调密切相关，如此前地方政府通过大力推行土地财政获得过高比重的财税收入，并以此支撑地方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央实施严格调控房地产政策致使地方土地财政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各地又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等名义变相举债，致使一些地方债务风险持续扩大。传统金融机构在监管留有漏洞、内控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随时都会出现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等。如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从高管到各级别、多部门责任人串通一气，采取编造虚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权审批等手法，违规办理信贷、同业、理财、信用证和保理等业务，以掩盖不良贷款，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在当今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化浪潮的推动下，互联网新金融迅速发展，在快速、方便、廉价地满足一部分小微企业、小白领客户、双创客户的融资需求的同时，也滋生了网络贷款（P2P）、现金贷、比特币、代币发行(ICO)等细分行业的金融乱象或欺诈行为，给广大网络金融消费者带来损失。对此，国家开展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行动。这表明，金融风险会借助于技术进步、互联网渠道等发生演变。
金融风险具有复杂性、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因此，防控化解金融风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是一项与时俱进、常变常新、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法律和监管制度将不断完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金融秩序的监管和风险的防控。
2、抑制资产泡沫
我国的资产泡沫主要会集中在房市。抑制房市泡沫的对策是加强短期政策落地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预期未来五年内，股市将呈现慢牛态势，不会产生泡沫。房市是否存在泡沫，重点关注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房产具有两种属性，即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房产供给超过刚性需求后，一旦没有居住功能，也就没有了投机功能与投资功能。
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在满足居民住房需要、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作用使得城镇土地和房屋日益具有金融投资品属性，越来越多的群体将房地产当作金融产品从事投资投机，许多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呈现泡沫化倾向，从而潜藏着不同程度的金融风险。
抑制房市泡沫的对策就是：中短期对策与长效机制相结合。中短期对策主要是两个立足点：一是严格约束投机和投资性需求，采取严格的限购政策；二是约束开发商的行为，控制融资通道。长效机制，主要包括租售同权、共有产权、调整空间布局等手段。
3、稳债务，降杠杆
金融的特点包括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适度的杠杆率不仅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杠杆率过高，则会造成信用违约频发、不良贷款陡增、资产价格崩溃、金融风险加剧，甚至导致金融危机。有些部门的杠杆率上升过快，结构性问题突出。因此，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引导一些重点部门“去杠杆”，积极稳妥处理好债务问题，切实防控化解高杠杆风险。
金融机构：引导金融机构适度去杠杆，严防资金空转。当前，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问题虽有一定缓解，但未得到根本解决。资金空转一方面会增大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增大金融系统风险。所以，金融机构应该坚决去除那些无资本支撑、脱离监管的杠杆。为此，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止监管套利，针对突出问题加强协调，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提升监管水平。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实时掌握市场资金流动状况。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加大金融体系监管力度，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双管齐下，有效应对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
居民债务：近几年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不断上升，主要源于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导致炒房行为和住房贷款大量增加。尽管我国采取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严格控制房地产信贷，提高首付比例，但仍有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在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同时也增大了房地产市场风险。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包括房地产市场、银行部门、银行间市场、资本市场等在内的系统性风险防控应对框架。还应对“影子银行”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融资的业务进行清理整治；对消费贷款资金严格管理，防止个人消费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由于中国居民消费习惯决定以存款为主，居民债务风险不大。引导居民部门渐进去杠杆，主要在防控房地产市场风险。
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普遍偏高，主要集中在国企债务偏高，去杠杆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引导国有企业大力去杠杆加快清理“僵尸企业”。国有企业杠杆率高而资金使用效率低，会导致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要从加强高负债企业管控、严防债券兑付风险、加快资金融通、积极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着力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大力处置“僵尸企业”、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功能作用等多方面入手。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加快清理“僵尸企业”。对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要当机立断处置，依法兼并重组或清偿破产，妥善安置相关人员。2018年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实施中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发改财金〔2018〕152号），将有效推动降杠杆的顺利落地。
政府债务：政府债务明显偏高，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PPP项目（2017年以来增加了4万亿以上）、产业引导基金（2017年增加了1万多亿）等加速推动地方政府债务上升。政策将引导地方政府稳步去杠杆，规范地方融资举债。一方面，应科学制定并实施政府中长期资本投融资规划，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建立健全政府投融资制度，制定并实施政府中长期资本投融资规划，依法将各级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纳入中长期规划管理。另一方面，确立有效的债务清偿责任承担机制，确保存量债务逐步化解。持续开展省以下地方政府债务责任划分。此外，在发债信用评级基础上，有可能建立存量债务的风险分级制度，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构建便利的风险预警及处理机制，防控某一类债务风险向其他类别债务蔓延。
4、稳外汇
一方面是外汇价格贬值压力加大，另一方面是外汇储备加速减少。中央政府提出两个“不能持续”，即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持续减少。并出台了三个应对措施：一是放开的项目不回收，没有放开的暂时停止；二是海外并购加强控制，对技术类的放开，非技术类的严格审查；三是“一带一路”投资使用人民币投资。上述措施已经开始见效，人民币价格企稳回升，外汇储备守住基本底线，外汇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正在减少。考虑到中国经济整体平稳，外汇供求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趋于平衡，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持续加强，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趋于稳定。
但是，一方面美元阶段性走高将加大货币市场时点性紧张压力。2018年，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国税收改革较为正面的经济和就业数据，都将会提振美元。尽管贸易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元走强的道路将多有波折，但美元阶段性的走高仍将会使人民币汇率承压，引发跨境资金的流动，带来时点性的流动性紧张和利率上行压力。另一方面鲍威尔成为新一任美联储主席，大概率延续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特朗普税改取得积极进展，推动加息预期升温，将推动美元指数后续走强。再一方面，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但依然面临下行压力。2017年下半年经济表现较上半年偏弱，2018年经济增长有可能小幅回落。随着外贸回暖步入下半场，进出口数据增长将会有所放缓，贸易顺差将收窄，基本面转弱加大了汇率调整压力。
5、紧货币、松财政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8年货币政策审慎趋紧，流动性中性适度。在银行“负债荒”的格局下，央行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对流动性的影响力持续增强，财政政策积极。
刚刚进入2018年，银监会就打出一记重拳，严肃查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案件，开启新一年“治乱象”、“严监管”、“防风险”行动。通过监管检查和内部核查发现，该分行为掩盖不良贷款，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该分行不良贷款。银监会指出，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四川银监局依法对该分行罚款4.62亿元，对相关责任人予以相应处罚。展示了国家防控重大金融风险的决心和信心。
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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