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构建研究.pdf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23年9月第51卷第5期Sept.,2023Vol.51,No.5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构建研究*汪 延 明（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摘要：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社会科学交叉学科。中国学者为产业链经济学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当前，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将产业链作为产业链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演进中凝练在农业、手工业、工商业发展中的产业链经济学思想，把握发展机遇，突出党领导经济这一核心要旨，将资源配置作为产业链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价值创造和产业链命运共同体构建两条路径，构建了集产业链党建链运行体系、产业链资源配置体系、产业链经济运行机制、产业链经济运行效果、产业链命运共同体的产业链经济学理论体系。关键词：中国特色；产业链；产业链经济；产业链经济学；产业链命运共同体DOI：10.13568/ki.issn10002820.2023.05.001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23）05000113一、引言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依托产业链研究中形成的具有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能力、中国实践等诸多中国特色要素的产业链理论优势，将产业链作为经济主体，以资源配置、价值创造、经济运行效果、产业链命运共同体构建等为学科内容，集案例、定性与定量、实证与规范等研究方法为一体的产业链经济知识创造、应用与传播相结合的新兴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经济学定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伴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多元化趋势，经济学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展。从经济学发展历史看，18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和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孕育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和独创性的经济学理论。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中国必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孕育出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和独创性的经济学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围绕“产业链”这一名词，依据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环境，不断探索和丰富产业链内涵，形成了集概念、内容体系、研究方法为一体，具有自主研究范式的产业链理论。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知网“主题”中搜索“产业链”的结果显示，从1985年9月到2022年9月，共有197 885篇（部）相关产业链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期刊论文124 400 篇，博士论文 3 119 篇，硕士论文 21 900篇，会议论文3 595篇，报纸论文34 900篇，标准型3篇，成果659篇，学术辑刊506篇，特色期刊8 736篇，图书67部。目前，一些大学和社会机构相继建立了与产业链有关的研究院和研究中心，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公司治理与产业链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贵阳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等，这些组织机构在产业链经济学方面形成了资源共享与利用的有效联结机制。而且，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从2018*收稿日期：2022-10-07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西南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延伸引领扶贫治理结构创新：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71963004）；贵州财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贵州农特产品产业链架构及治理研究”（2018YJ51）。作者简介：汪延明（1965），男，青海西宁人，管理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产业链理论研究。参见欧阳峣 建设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网址：http:/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现模式区域市场，天府新论，1985年第3期，第1-4页。参见龚益鸣 论我国产业结构的两大断裂层及其弥合，经济问题探索，1989年第3期，第6-9页。参见李仕明 构造产业链，推进工业化，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75-78页。2第5期汪延明：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构建研究国学者探索产业链理论的两种基本方式。1.从实践中找真理的方式。主要通过具体案例，挖掘产业链内在的理论知识，扩大产业链研究的理论功效，张文合将盐化工、电力、石油工业、畜产品加工为中心形成的产业网络结构称为产业链。郁义鸿从煤电产业的融合发展案例出发，依据产业链纵向关系，划分产业链类型。陈强强、邴芳等认为葡萄酒产业链整合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在供求机制、利益联结分配机制、竞争选择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等四种机制作用下，彼此协同联动，最后实现产业链模式优化。这些从实践中总结而来的经验理论与后面阐述的产业链概念体系，共同形成产业链理论的核心内容。2.从文献中找真理的方式。该方式将产业链划归到中观经济学范畴，在探究产业链的理论渊源时，认为产业链思想来源于亚当 斯密和马歇尔的企业分工理论，形同赫希曼的产业前后向一体化和威廉姆森的纵向一体化。按照这一逻辑，马歇尔的规模经济问题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想间的冲突构成了产业链组织的雏形，企业在主动和被动的合力作用中，面对交易和分工的复杂程度，跨界、跨行业寻求多个第三方（中间组织），于是企业在完善产业组织的活动中自然与中间组织关联起来，充分利用“外部问题内部化”“内部问题外部化”的整序机制和分工背后的比较优势，一体化形成“中间组织”。又由中间组织的性质可知，产业链是有组织的市场和有市场的组织双重属性的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组织。将“中间组织”作为产业链概念界定的必要条件是早期研究的基本范式。随着供应链、价值链研究的兴起，为产业链提供了国外研究思路，产业链对企业是供应链，对政府是产业链，产业链描述的是厂商内部和厂商之间为生产最终交易的产品或服务所经历的增加价值的活动过程，它涵盖了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所有阶段。这期间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导下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国际实践，影响中国产业链理论走向价值链的似然逻辑，诸多产业链研究将技术创新引领的价值增值或价值再造作为界定产业链概念的重要依据，形成了产业链概念界定的价值链范式。除上述两种产业链概念研究范式外，集信任、协同、利益分配、稳定、竞争谈判等机制和技术、资本、信息、人才、产品、价格等要素形成的内含链为视角，在不同的领域针对实际产业给出了丰富多彩的产业链概念，形成产业链概念的自由研究范式。虽然产业链三种范式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明确概念框架，但求证产业链概念的过程将伴随现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数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演进，在三种范式建构的产业链概念三维内置结构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产业链内涵和外延的发展。（二）中国产业链理论的演进阶段产业链理论在中国经历五大发展阶段。孕育阶段（19851990年），这一阶段恰好处于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时期，“七五计划”规定的企业经营自主权、促进横向经济联合、形成不同形式和层次的企业群体、发展跨界商品流通、建立农工商不同结合形式的商业模式等政策措施，为企业建构产业链提供了制度基础，并指明了方向。这一阶段，提出了产业链这一中国化名词，并给出了简单的产业链概念。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断裂问题，提出了产业链延伸机制，给出了产业链发展的具体践行模式；萌芽阶段（19912000年），20世纪 90年代，中国正处在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历史关头，国家倡导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联合与协作，推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加快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步伐，为企业和政府破解产业低端和落后困局、形成优势产业及各类产业协调发展格局、建构产业链践行路径奠定了基础。同时，理论界开始从产业链延伸、产业链整合、产业链特征、产业链一体化以及具体的茶叶产业链、循环产业链等诸多层面进行探索性研究，根据实际产业类型，提出一些简单构建产业链的基本思路；积极探索阶段（20012005年），这一时期，正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实施阶段，国家正式将“产参见张文合 青海省工业战略性优势产业群决择，北京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55-61页。参见郁义鸿 产业链类型与产业链效率基准，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11期，第35-42页。参见陈强强、邴芳、窦学诚等 河西走廊葡萄酒产业链整合模式研究，生产力研究，2019年第2期，第89-96页。参见刘贵富 产业链的基本内涵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8期，第92-96页。参见芮明杰、刘明宇 产业链整合理论述评，产业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第60-66页。3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业链构建”纳入政策范畴，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突破产业布局中地区、部门、行业边界，探索联合投资和生产路径，提倡专业化分工协作。产业链已经引起了企业、政府、学者的关注，认识到产业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结合股份制改革，从企业集团、战略联盟、网络组织等符合产业链建构的路径出发，尝试运作规模经济下的产业链组织模式。政府积极制定产业政策，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优化产业结构，实行技术经济政策，充分应用地区、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组合方式，多层次拓展产业链建构路径。专家学者依据现实，总结、提炼不同结构和类型的产业链；理论形成阶段（20062011年），这一阶段，国家将产业链发展作为培育战略优势主导产业的主要方式和手段，特别在培育新兴产业过程中，结合网络化和智能化，推动形成关键领域产业链。这些战略布局，不仅为产业链践行指明方向，而且为产业链提供了清晰的研究思路。学术界从不同视角丰富产业链内涵，并借鉴国外价值链、供应链研究思路及方法，充分挖掘产业链内置要素结构，探究产业链的耦合关系，并将这一关系作为引发信任和协同两条机制的重要手段，厘清产业链节点企业间形成信任机理的原因，提出产业链内在具有计算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关系的信任机制。从信任机制的纽带作用出发，演化“沟通、交流、合作”三维合力下的产业链协同机制，探索产业链两种机制能否衍生出产业链整合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的可能性。这一时期，数学、统计学、管理学、博弈论、系统论、信息论、计算机等学科不断引入到产业链研究领域，对生产链、技术链、信息链、价值链、物流链等诸多产业链内含链进行规范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产业链理论基本形成，企业和政府用产业链理论指导实践，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融合发展格局；现代化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代，从提出“三期叠加”到适时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从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并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到数字经济，特别是，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些重大战略决策为理论界探索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指明了研究方向。三、构建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基础（一）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的思想渊源1.中国古代产业链经济学思想。在中国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家对经济发展进行控制和扶持的思想决定了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走向，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家族经济、官商经济结合下演化出与其相适应的农本思想、工商业思想、水利建设思想。第一，农本思想。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从尧治时代的“后稷为田官，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为政先”2，历经夏商周和春秋到战国的李俚在魏推行“尽地力之教”，提出“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3，加上后期商鞅、荀况、韩非子等提出的“农本工商末”，形成了中国古代重农主义思想。农本思想主导的土地政策（井田、限田、占田、均田）、赋税政策（府兵制、租庸调、两税制）、人口政策（人口增殖、移民屯兵、流民复业垦荒、屯田、掠夺人口和迁民）等农本政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固化不变，在农本政策保护下，农业作为支柱产业被加以扶持和发展，农业产业链雏形基本形成；第二，工商业思想。“农本工商末”思想体现的“抑商”政策并不是“商为末技”被全盘否定，而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提出的“有意”安排。自秦汉以来，为了发展官营工商业，统治者加大对手工业的管控，逐步形成畸形垄断下的国家独占工商业，进而成功封闭了传统工商业发展的机会和道路。一元化封建统治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将民间工商业的存续性和重要性给予国家层面的“依附性”设计，应用封建伦理宣扬“贱商”“轻商”，利用“均输”“平准”等手段干预市场，实行海禁方式，严格管控海外贸易。所以，封建社会官办工商业和民间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的比例关系，重农抑商政策是产业结构政策；第三，水利建设思想。崇尚农参见央视快评网 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网址：http:/ 产业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1-54页。4第5期汪延明：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构建研究本思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水利自然成为农业的基础产业，伴随历史演进，历代国家中央政权都将水利作为国家命脉，为此形成了治理大江大河的河工思想和维护漕运水道的漕河思想，这些水利思想在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带动其他产业不断发展。2.中国近代产业链经济学思想。中国近代产业链经济学的思想来自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源于西方产业经济思想的传播，洋务运动兴起，代表地主利益的洋务派创立了洋务企业，提出官督商办论，承认民间办商的合法性，利用商业资本，组建起了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中国民营化工业，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把振兴民族工业作为图强要端，提出商为国本、重商主义、工商立国等思想，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探索机器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伴随外国资本主义外贸战提出的商战论，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经济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变革制度、兴商学，设立工商专管部门；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通过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探讨农、工、商三部门关系，发展资本主义重工业、轻工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业，提出定为工国、农工商并重等思想，提倡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建立农、矿、工、商相互关联的四部门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垄断的特色产业，以股份制或托拉斯形式构建企业组织结构，为振兴实业，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建立具有制约和激励的“群”制度结构，维系起“群”内分工与协作关系，“群”思想是近代产业链经济组织特征的简单表现形式，在“清末新政”的促使下，不断丰富其内容，并直接参与到传统重本抑末向发展现代工商业转型的实践过程之中，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由于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获取财富的理性认识，所以用西方的实业概念解构了前人的“振兴商务”思想，提出了“实业救国”思想，将“棉铁”作为振兴和带动工业化发展的战略。提倡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将实业拓展到众多部门，主张发展国有电力、钢铁、采矿、机器等重工业，实现国家现代化。中国近代产业链经济学思想是沿着“重商重工农工商一体化”路径展开，体现了对近代农工商产业链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3.新民主主义时期产业链经济学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业链经济学思想来源于两条线索。一条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后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成为经济思想的主要线索。另一条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线索。主要表现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11927年），通过对基本国情的调查分析，为新民主主义思想提供初步认识基础；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年），通过分析中国现状，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由此通过土地革命实践，形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系列政治经济纲领和政策原则，通过根据地经济建设实践，孕育诞生了合作经济与个体经济、国营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等诸多领域的经济建设思想；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基本方针指导下，通过实行减租减息、鼓励私人投资、开展边区和根据地生产等特殊经济政策，以满足抗战和艰苦斗争环境的需要；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产业链经济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通过不断充实和完善，显示出科学的实践价值。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产业链经济学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产业链经济学思想分为五个阶段进行演化和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阶段（19491965年）。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点产业的选择与发展等问题逐步展开，通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次全面调整经济，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产业布局遵循合理发展沿海产业，大力发展内地产业的原则；“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1976年）。以建设强大战略后方为目标，以“分散、靠山、隐蔽”为原则，推进“大小三线”建设，形成三线产业链布局。同时，通过“五小工业”发展，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参见郑观应 盛世危言，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52-53页。参见梁启超 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14页。参见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6-67页。“五小工业”是指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5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体系；过渡阶段（19771980年）。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求成过急”问题，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19812011年）。通过改革开放，突破拘泥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关系的格局，将产业结构调整延伸到各部门结构的合理化与转换方面。理论层面，以实证方法探索中国产业演变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提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理论，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量吸取国外产业结构理论和政策经验，推动产业结构理论成为改造中国传统产业的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产业布局层面，将增长极理论、梯度推移理论、开发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行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在各地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带动地方经济增长。通过产业转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重大战略层面，依托中部地区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实施中部崛起战略。通过产业升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提出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自由贸易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新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内需驱动型经济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出稳外贸稳外资。这些重大战略为构建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二）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21世纪后，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国际分工、世界产业结构不断深化和调整，加速了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生产要素的流动，促使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理论与“生产者驱动”主导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理论建立起了对应关系。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学科，是指导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是最基础的理论经济学；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指导产业链经济学中倡导的资源循环利用路径，将两大部类的再生产理论与“枚系统经济学”思想充分结合，用投入产出建构起循环产业链，发展循环产业链主导的“枚系统经济”；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将整个社会经济抽象地划分为两大部类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社会生产是按部门来组织和管理，必须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这为产业链经济学中对产业链中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是农业与工业引领下各个部门经济的一种合理比例关系，各部门经济一定要按比例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些观点对产业链经济学中三产融合与一、二、三产结构优化的研究起到理论支撑作用；第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认为一个经济实体中，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时点，组成不同的产业部门，形成不同产业部门联动机制，这种联动机制和所属的产业类型共同构成产业结构，在经济实体中按照产业结构固有的变化规律决定和影响着经济的增长。这些理论观点对产业链经济学中“上游、中游、下游”间如何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构建一体化生产、选择优势产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第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区域不可能孤立发展，区域间生产和要素必须产生双向流动，彼此提供产品和市场，建立起一种协调的比例关系，要求选择性布局企业及生产要素，注重发展边际地带经济，这些观点都是产业链经济学中产业要素配置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第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的视角提出的“四个需要”，为产业链经济学研究主体（产业链）涉及的技术进步理论和延伸发展理论提供方法论指导；第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场手工业中“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等理论是产业链经济学中对模块化和一体化生产、局部产品、局部劳动、局部价值一体化整合为劳动价值链研究的具体体现。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参见中国农村问题发展研究组 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第3-18页。参见王浣尘 枚系统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1997年第1期，第4-9页。参见伍柏麟、史正富、华民 新编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109页。6第5期汪延明：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构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对产业链经济学而言，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产业链经济学中倡导市场配置资源，特别是产业链中出现资源配置风险，为规避风险导致“市场的外部问题内部化、内部问题外部化”时，能够通过产业链科学性改革，快速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第二，对于产业链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优化国内传统产业链、延伸和接通产业链、完善产业链内外联动、形成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链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对外开放理论是建立这一理论的基础；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率参与分配，对于产业链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提供方法指导；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为产业链经济学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增强产业链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供了强大理论支持。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产业链经济学提供如下理论支撑：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关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论述，对产业链节点企业中架构党委会，进一步完善节点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对产业链中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变革、提升产业链发展韧性、体现产业链最大化经济功能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产业链经济学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前提条件；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关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论，对产业链经济学的构建起到重要理论支撑作用，特别是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产业链经济学构建产业链命运共同体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四、构建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的现实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模式，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在面对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贸易冲突等不确定因素冲击中显现出市场依存度、产业链集群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对水平分工建立起的“效率最大化”全球产业链维系效率、效益、风险间的平衡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当前，全球产业链向多元化、抗风险、强韧性方向发展。这给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的构建不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而且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机遇。（一）全球产业链重构机遇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促使各国政府加快产业回流，发达国家通过税收杠杆，迫使跨国企业回迁生产环节，强化重要物资生产自主权，减少对外依赖；新兴国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同时，发达国家将地缘政治作为对外决策的重要变量，在贸易、投资等领域推动建立经济繁荣网络的信任伙伴联盟与中国参与竞争，试图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一方面，短期内的贸易战等不确定因素与中长期的再工业化、反全球化等措施交替影响，产业回迁的梯度性、阶段性不仅推动产业链加速向区域化、本土化回归，而且加速形成了“双核体系”为特征的全球产业链格局，这一格局的常态化也势必催生平衡风险下的两边收益型国家产业链布局；另一方面，中国比较优势的内在动因有效抑制高端产业链“去中国化”趋势，使中国内源经济发展需求与产业链稳定和产业多元化相一致，中国持续向好的对外开放政策，提升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基于国内外产业链重构的现实逻参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0-31页。7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辑，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加速国内产业链优化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而且“全球经济低迷必定推动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中国产业链的升级，中国新一轮国家产业革命的支持战略引领产业链嵌入到跨国产业链高端”，由此带动中国产业链经济快速发展。（二）全球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机遇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将传统部门逐步数字化，全球产业链趋向于被数字引领和驱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布贸易领域的数字化发展议程，欧盟提出“i2010”、日本提出“2015i-Japan”等数字化发展战略，2017年美国将数字贸易内容拓展到全球价值链上的数据流、智能制造、平台构建和合作利用等层面。2016年中国在杭州G20峰会上，将数字经济作为重要议题，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1.3万亿元，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24.9万亿元。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5.8 万亿元，名义增长15.6%，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二。近年来，疫情直接冲击全球要素禀赋格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维持低利率环境导致数字技术更加快速发展，疫情改变的商业模式，直接将供求端推向数字经济。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与不确定性叠加共振，全球产业链数字化实践体现的效率、动力、质量三维变革模式决定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就中国而言，产业链数字经济将有效提高产业链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传统产业链基础上，走数字产业链之路，优先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链，并通过先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链融合发展，提升产业链数字化水平。具体方式为：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产业链经济提供动力；发挥数据的新兴生产要素作用，突破传统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通过产业链经济的规模效应降低产业链生产成本，由此形成的产业链范围经济效应产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的多样性业务组合，并通过网络效应精准匹配供求信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产业链生产。通过这些方式的运行，实现用数字化改变传统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目标，激发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形成消费的长尾效应，倒逼产业链加快转型升级。产业链数字化发展突破物理空间的线下交易，将网络和数据的空间优势输能于产业链，展现产业链数字化经济的前景和增长潜力。（三）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制造业发展机遇中国制造业7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独立完整现代工业体系，构建起了庞大的生产分工网络，仅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28%，接近美国、日本、德国三国的总和。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期，抢抓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战略机遇，为配合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2016年国务院提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其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对象，通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振制造业全面升级。所以，从产业链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过程是制造业结构由重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的梯级演进过程，同时伴随传统资源产业链或原料产业链向精深加工产业链转型，使制造业更能有效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高端价值链，顺应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机遇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出口导向型模式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大循环模式中显现了中国经济的成本优势，中国制造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但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出口导向型模式不自觉旋入“全球周期性增长怪圈”，中国制造业强劲生产能力引致的产能过剩增大了贸易出口风险，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产业结构难以转型升级，再加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外需波动性进一步增强，同时内需在规模、结构、质量等方参见陶涛 全球产业链变革下的中国新机遇，人民论坛，2021年第2期，第28-30页。参见汪延明 我国数字贸易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1期，第3-8页。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第1-81页。参见尹璐璐 “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趋势研究，中国外资，2020年第14期，第132-134页。参见荆文君、孙宝文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年第2期，第66-73页。参见新浪网 去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达到28%以上，网址：https:/ 民营企业党建如何深度融入公司治理？，网址：https:/ 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2018年第7期，第13-25页。92023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各节点企业所处地方政府形成的政府链垂直整合，并通过政策链释放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效应，满足产业链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产业链资源配置具体讲主要研究三个方面问题。1.如何选择产业链资源配置的方式。基于微观视角，产业链诸多节点企业秉持最少的资源消耗赢得最佳预期的战略选择，因此“价值工程”和“作业组合”成了企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而产业链资源配置的方式能否采用这两种方式，主要看产业链的生产活动与资源组合的匹配关系，同时要注意这种匹配能否产生“1+12”的价值增值效应。从宏观视角看，政府和市场是产业链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二者在产业链经济运行发展中共存共生、互有分工、互为补充。构建中国特色产业链经济学，必须着力解决产业链中市场链的功能性问题、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强化产业链的市场链功能，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链、价格链、竞争链实现产业链经济效益最大化和产业链运行效率最优化。在产业链中充分发挥政府链的作用，从区域链上优化政府功能，维护市场链的稳定发展，促进产业链共赢。2.如何选择产业链资源配置方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表面上看是速度问题，根本上看是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方法，从产业链动态视角审视和规划资源配置方案，特别是产业链要适应需求变化的新特点，创新产业链资源配置体制和机制，形成需求变化下整个产业链快速响应机制。3.如何构建产业链资源配置的调控机制。产业链资源配置按其运行方式主要分为市场和政府两种调控机制，这两种机制与不同的产业链组织相结合，演变出由低到高的原始共同体模式下的公平调控机制、计划模式下的权力调控机制、制度与组织权威相结合的组织计划调控机制等三种调控机制。产业链中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来自核心企业与节点企业间沟通缺乏、契约不完善、程序不公平、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不同、市场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就如何构建产业链资源配置的公平调控机制而言，第一，要构建核心企业和节点企业间的信任机制，通过建立良好的合作信任机制，可以方便地利用外部资源，共同解决问题，提高效率，获得产业链竞争优势；第二，通过“硬性规定（签订契约）”与产业链中核心企业倡导诚信、传导诚信的“软性激励”相结合，积极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第三，构建所有生产要素都按照节点企业各自边际产品或边际产品价值分配的市场主导下的调控机制。对于权力调控机制，经济学的政策搭配理论为调控权力配置提出了合作意识与技术要求，要达到权力调控机制的有效性，就需要在静态和动态层面实现协调性，静态层面将权力调控的责任能力与工具能力相结合，动态层面要求权力调控互动方面，设计相配套的合作意识培养与依据经济工具特点的互补性机制。就产业链资源配置而言，核心企业应该承担起权力调控的责任，并形成责任能力，应用经济工具进行公平、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经得住来自节点企业的监督，与节点企业形成产业链内外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产业链的整体调控能力，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权力调控机制。组织计划调控机制是制度效能和组织权威双重夹逼效应能动反映的结果，制度效能体现计划配置的有效性，而组织权威是获得认可的权力，在组织中由具体职位来体现。所以，产业链资源配置的组织计划调控机制必须在产业链组织体中形成资源配置的制度规范，并在产业链组织的协调下，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配置资源。（三）贯穿劳动价值论，构建产业链经济学运行体系产业链中节点企业的目标是利用产业链的资源和市场获取产业链价值，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量是由生产某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产业链中节点企业间虽然表面上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换，实质上是交换商品包含的劳动力，即体现的价值关系。产业链一方面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产业链在一定时间、地点、环节中凭借资源优势创造价值，这参见陈慧 论核心与节点企业间公平机制的构建，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第13期，第69-70页。参见黄亮 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理据刍议，天府新论，2013年第3期，第15-20页。参见道客巴巴网 浅谈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五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网址：https:/ of Industrial Chain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ANG Yan-ming（School of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zhou,Guiyang,550025）Abstract:Industrial chain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ubject based on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