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023 年第 3 期总第 45 期No.3General No.45周、郑葛之战析论张贺森摘 要:春秋初年的周、郑“葛之战”是周天子与诸侯国、卿大夫和王权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也是周、郑关系从“晋郑是依”到兵戎相见的矛盾爆发的结果,更是特定历史阶段国家向前演进的重要转捩点。“葛之战”从政治和文化方面昭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关键词:葛之战周郑关系郑庄公周桓王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2195-9176(2023)02-0098-009收稿日期:2023-02-04作者简介:张贺森(1996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东周初年,郑国同晋国一起辅佐周
2、平王东迁,在周边诸侯国尚未崛起时,走向周王朝的权力中心,成为周王所依凭的重要诸侯国。郑国国君武公、庄公先后担任周王室执政卿,在实现郑国东迁、稳定内政后,实力发展迅速,俨然有“小霸”之势。同时,周边诸侯国的情况是:“西边的秦国正在与戎人酣战,无暇东顾;晋国内部权力争夺不断,同样无暇对外扩张;当时楚国也忙于扫荡汉阳诸姬的小国;东方大国齐国,齐襄公昏庸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国力不强,同时还受到西边公交车千乘 公徒三万的鲁国的有力阻挡。”1日后相继称霸的几大诸侯国此时尚无力角逐掌控中原的权力,而郑国国力的强大也对周王君权形成了挑战和威胁,故庄公之时周平王即在政治抉择中开始疏远郑国而向西虢靠拢。这一过程从
3、“贰于虢”逐步发展到“夺郑伯政”,二者关系更是从东迁之初的“晋郑焉依”向“周郑交恶”乃至“交战”发展,其中矛盾最为激化的表现即为周、郑“葛之战”。因此,发生在春秋初年的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在周代乃至先秦战争史上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意义,其中的细节、内涵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战前周、郑关系的发展演变据国语记载,“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韦昭撮述郑国之功劳曰:“幽王既99战史探析灭,郑武公以卿士夹辅周室。平王东迁洛邑,桓王即位,郑庄公为之卿士,以王命讨不庭,伐宋,入郕。”“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2左传 隐公六年亦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4、”3。清华简系年记载晋国迎立平王东迁时,也提到“郑武公亦征东方之诸侯”4。郑国在周王朝东迁中发挥作用也是较为明显的。可见,春秋时期人们是认可郑国对周王室的贡献的。同时,也就在郑庄公时期,周郑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集中表现在交质、交恶、易田、争土等一系列事件中。(一)周、郑交质郑国在周王室东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公、庄公二世都被任命为执政卿,足见东周初年王室对郑国的信任和倚重。郑国君主两世为卿,权柄之重,也令周王不安,故平王五十一年(前720),“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5从左传记载可知,郑庄公虽为王室卿士,但他的强势
5、和专权也令身为周天子的平王忌惮不已。平王虽然想以虢国制衡和分散郑国国君的卿士权力,但这种行为招致了郑庄公的怨恨。不仅如此,作为卿士的庄公还敢僭越以质询周平王,而在面对质问时,平王仅以“无之”两字作答,惨淡无力,天下共主的威严不存。为了安抚和取信郑国,周王室还与郑国交换“质子”。荀子大略曰:“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杨倞注曰:“德义不足,虽要约转深,犹不能固 也。”6这也点出了周、郑交换“质子”的实质是二者之间互不信任,虽交换人质,但并不代表他们亲密无间。从历史进程看,“周郑交质”是王室与诸侯之间相互交换质子的开端,这种仅存在于诸侯之间的政治活动打破了身份与地位的限制,不仅
6、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挑战了周王的权威,也使得诸侯与周王朝之间的力量和地位悄无声息地发生了转变。7 至此,曾经“晋郑是依”的郑与周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隙。(二)周、郑交恶周桓王继位后,延续平王分化、削弱郑庄公卿士权力的政策,遂有“周人将畀虢公政”的政治试探。桓王拟任命虢公为卿士的举动,让郑庄公感到危机,这随即招致了郑国的报复,即庄公派兵抢夺了周王室的粮食。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杨伯峻注曰:“四月,夏正之四月,麦已熟,故郑人帅师割取之。”“秋,亦是夏正之秋。”8 郑国抓住时机,两次派人在王室粮食成熟之际夺取粮食。粮食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物资,对于个人
7、生活和国家战略极其重要。9郑国夺取王室麦、禾的行为,给予周王室以经济惩罚,因为粮食的减少对于王室赋税以及物资供给、消费和稳定都有不小的影响。此次王室周、郑葛之战析论1002023 年第 3 期总第 45 期No.3General No.45的试探仍以失败告终,他们也没采取对郑国的反制措施。一方面,周王室可能出于平王丧礼的原因没有出兵。左传隐公元年曰“天子七月而葬”,这一点石井宏明已指出:“如果东周王朝在隐公三年的事件中没有反抗的原因只是惧怕郑国的军事力量的话,其后东周王朝的活动就不好解释了周王朝没有反抗的原因不只是惧怕郑国,最重要的是隐公三年平王去世,春秋经 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由于这
8、件事情,当时周王朝没有余暇对付郑国。”10司马法仁本曰:“战道:不加丧,不因凶。”11此即先秦的战争之道,要求不趁敌人国丧和凶荒时去进攻它,这样做是体恤对方的民众,体现了战争的仁义之处。反过来说,处于国丧的国家一般也不会主动发起战争。同时,天子之丧礼礼节繁复,所需时间长,在以礼乐文明相尚的周代,非常重视丧礼,作为周礼的倡导者的王室,坚持完成仪式的意义,比应对郑国割取粮食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周、郑双方仍在礼制的框架内制造摩擦,周王室借着平王丧礼削弱郑庄公的卿士权力,郑国则借着国丧纵兵夺取王室粮食,他们都没将冲突放在正式层面上,也都还没有将紧张的关系诉诸武力,实则是双方在礼乐制度下一场隐晦的角力。
9、当然,从此前平王面对庄公质询的表现推断,周王室没有立即展开反制以维护王室威严,可能也有周王忌惮郑国实力的因素在内。然而,这次双方较量的影响甚大,左传以“周、郑交恶”四字书之,郑国在桓王三年(前 717)才前去朝觐,未得周王礼遇,故在周桓王五年(前 715)鲁、郑易田事件后,周王室任命虢公忌父为右卿士,平王时分化、削弱郑国国君在王朝中枢权力的布局至此实现。(三)郑、鲁易田周代礼乐文明之破坏,自姬周内部始,周王行事率先不遵仪轨,遂有诸侯相继而起挑战礼乐制度。以桓王五年(前 715)鲁、郑易田为例:“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12周王室将祊地封予郑为助祭的汤沐邑,然而随着王室衰微
10、,放弃了泰山之祭,史记索隐解释道:“祊者,郑所受助祭太山之汤沐邑。郑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许田,各从其近。”13杨伯峻先生也在注解中指出郑、鲁“祊、许”之易出于周王室废泰山之祭的可能性。若非如此,假如在王权强大、礼乐制度严整的时候,仅凭鲁、郑两诸侯国公然置换王室赐予的祭田,无疑是对礼乐体系的绝大挑战,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自是非常严重的。尽管泰山之祭已废弃,鲁国也没敢立即答应郑国交换的请求。直至桓王九年(前 711),“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14。至此,历时五年的郑鲁易祊、许祭田之事方才算101战史探析告一段落。郑、鲁两国绕开了周天子而进行土地置
11、换,从深层上看也是王权松弛、对诸侯控制和影响力减弱的表现。吴爱琴先生认为,“郑国的做法表明不从王祭祀及朝王,意即现在的天子已没有能力祭泰山及接受诸侯的朝 拜”15。虽然天子废弃泰山祭祀、实力衰落是事实,如左传隐公十年所言“王室而既卑矣”,但这也没表明周王失去诸侯朝拜的资格,至少终春秋之时,诸侯“尊王”仍是时代之大义。(四)周、郑土地之争继周郑交质、交恶,郑鲁易田等事件后,周王室还在次年任命虢公为执政卿士之一,分散了郑国国君作为王室卿士的权力。春秋时期,人们对土地等资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强,有所谓的“土地国宝论”16,即左传成公六年所言“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而成熟的土田则更是国家生存赖
12、以依靠的资源。在桓王八年(前 712),周王室还从土地方面入手,以削弱郑国的经济实力,这也是二者关系走向破裂的一大 因素。据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王取邬、刘、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樊、隰郕、茅、向、盟、州、陉、怀。”17这次周王室主导的土地“交换”有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和隐喻在内。清华简(陆)郑文公问太伯简 7 曰:“及吾先君武公,西城伊涧,北就邬、刘,萦轭、邘。”18郑国的邬、刘、邘四邑不是周王室分封赐予的,而是郑武公时期一步步开拓而获得的,对郑的政治意义极其重要。从现实层面看,周王置换郑国四邑,解除了郑国西部、西北部的防守态势,损害了郑国的经济利益,进而对郑形成了新的战略威慑。周
13、王室置换给郑国的十二邑中的温、原、樊、向、盟、州、陉等都将处在被周的新获四邑分割中,战略威胁意图明显。此外,周桓王用来置换郑国四邑之田的温、原等十二邑,并不完全属于周王。其中,樊、向已分别在宣王、幽王时期改封给仲山甫、皇父,温地可能还在苏氏手上。王室在这些地方具有产粮之田19,与郑国联系紧密的四邑相比,周王拿出的土地位置较为分散,且还需跨黄河而在东北境处理农事,反而比之前更不便。郑国即使完全拥有此十二邑,也很难对其实行有效的治理,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郑与其他诸侯国的边境紧张关系。周桓王此次易地之举,与其天下共主的身份不符,也令他饱受争议。左传编纂者批评道:“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
14、,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杜预注解道:“苏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为桓公五年从王伐郑张本。”20总体来看,周、郑土地之争是由周王室主导的,郑国则处在被动的位置,这也表明此时周天子手中所拥有的权力还是不小的,其在政治、经济方面仍对诸侯有较强的约束力和控制周、郑葛之战析论1022023 年第 3 期总第 45 期No.3General No.45力。21在周郑土田之争前后,郑、鲁还交换许和泰山祭田,周王易田也可能是王室从经济上对郑国私自交换祭田行为的惩罚。二、葛之战与周郑决裂周、郑矛盾经过累积,终于在周桓王十三年(前 707)爆发。其一,是年夏,周桓王褫夺了
15、郑庄公卿士之权,庄公因之不朝王。其二,是年秋,桓王召集虢公、周公及蔡、卫、陈等诸侯国征伐郑国,战争正式爆发。至此,周郑关系彻底走向决裂。其三,周郑“葛之战”也。至于战争的详细经过,左传 桓公五年有记载: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葛。命二拒曰:“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
16、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22新近整理刊布的清华简(陆)郑武夫人规孺子简 7-8 也对郑庄公史事有所记载,其中即包括“葛之战”:世及吾先君庄公,乃东伐齐酄之戎为彻,北城温、原,遗阴、鄂次,东启、乐,吾逐王于葛。23相较于左传而言,清华简的记叙是非常简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逐王于葛”之前,还有“北城温、原,遗阴、鄂次,东启发、乐”的铺垫,分别指周、郑易田(温、原等十二邑),曲沃代翼,开发“”(周王用以交换的苏忿生田)“乐”之地,旨在说明郑之所以“逐王于葛”,是由于桓王步步紧逼所致。24
17、这则资料的出土为人们认识“葛之战”提供了史料上的支撑。当然,要详细认识和剖析这场战争,仍当以左传为主。郑国被迫卷入同周王室的战争之中,郑人虽然处在被动作战的境地,但郑公子元在战前谋划、战时军阵、策略运用等方面均十分成功,打败了以周王为首的蔡、卫、陈联军。面对桓王率领诸侯联军的攻势,公子元在分析联军内部情况后,指出“周王军队本身是比较强的,但是陈、蔡、卫这几个仆从的诸侯国军队战斗意志、战斗力是比较弱的,先打败这几个弱敌,再集中兵力包围、合击王军,就可以取得胜利”25。庄公采纳103战史探析了他的意见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署。首先,郑国采用以方(拒)阵和“鱼丽之陈”相结合的战阵迎战敌军。郑派祭仲、曼
18、伯分别为左、右拒,原繁、高渠弥为中军拱卫庄公,采用“鱼丽之阵”对战周天子所在的中军。“鱼丽之阵”的“鱼丽”指的是战阵形态,杨英杰先生认为“考其形应如鱼丽于罶之 罶”,即为“大口、窄颈、腹大而长的扑鱼竹笼。即是说鱼丽之阵应是两头大而中间细的战阵”。26左传记载其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杜预注引司马法“车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27,即战车居前,步卒居战车侧后弥补两辆战车间的缝隙。对于这种阵形,杨先生还引武经总要“罘置前后横,中央纵,张其四翼,利于相救”,即“前后为横队,中间为纵队,形如工字。纵队两侧的横队如翼”28。此阵形适应了复杂的战场环境,实现了车兵步卒
19、协同作战,便于彼此呼应,有利于战场攻防。其次,注重金鼓、旗帜在军事指挥中的作用。左传记载郑国以大旗为号,击鼓进兵,“金鼓旌旗”的作用如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言“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六韬 虎韬曰“人执旌旗,外内相望,以号相命,勿令乏 音”29。此即要求行军作战中,哨兵手持旗帜,通联营垒内外,以相互传递信号,同时要保证传递信息的金鼓之声不要断绝,保证信息传递的通畅。再次,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敌军主力。郑国按照战前既定的方针,先以左、右方阵将周桓王左、右军的蔡、卫、陈诸侯联军击败,而左、右翼的溃军在溃逃时,引起中军混乱,郑国左、右方阵遂与庄公所在的中军对周王中军形成合围,在力量对比上,形成了局部优势兵力,周军
20、最终被打败。这种安排符合 孙子兵法 虚实篇讲求的“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30。周军战场失败,就连桓王也被祝聃射中了肩部,但他还能统兵作战。祝聃向庄公请求去追逐桓王,此时郑庄公及时阻止了这个行为,并将战争定位为“自救”,当晚还派祭足去慰问周王及其臣属,以缓和双方紧张的关系。郑国国君审时度势,在自保的基础上,处理此次战争后续问题时,尽可能地维护了周王室的权威。至此,周、郑“葛之战”以郑国胜利而结束。三、葛之战的意义与影响“葛之战”作为一次战役,延续时间很短,战争规模也不算大,似乎没有后世旷日持久的攻防战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若将这场战争放置到春秋战国“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
21、,进而考察其背后的意义与影响,则能发现“葛之战”的影响不限于这场战争的本身,对其后周王朝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有较为深刻的影响。作为周王发动的一次征讨诸侯的战周、郑葛之战析论1042023 年第 3 期总第 45 期No.3General No.45争,它既是东周时期周王室和诸侯间的矛盾,也是周王同执政卿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亦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31。面对日益坐大的郑国,王室出于维护自身的权威和统治地位的需要,遂开启了一场讨伐郑国的战争。周、郑“葛之战”首开天子与诸侯交战的先河,此战之后王室的权威进一步衰落,诸侯的权威日渐兴盛。而从历史发展进
22、程来看,这场战争虽是王权对诸侯挑战的回应,最终以王权的失败而告终,又呼应了“诸侯争霸”时代的到来。相对于主动发动战争的周王室来说,郑国对这次战争的处理是非常得体的。尽管为了自卫,郑人也向周王室的联军发起反击,但他们将战争的影响降到最低,基本上维护了周王的脸面。毕竟郑国的权威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周室的王权,“尊王”有助于巩固郑国的权势和地位。纵使周、郑双方兵戎相见,郑仍出于周礼“尊王之义”,迅速地控制战争的规模,减轻战争的影响。同时,“郑国打败周王以后,势力格外强盛郑国当庄公时代,凭借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地位,采用了 远交(交齐、鲁)近攻(攻宋、卫)的政策,努力经营,国际地位就蒸蒸日上。到
23、了庄公末年,几乎就成为春秋最初期的伯主”32。而在“葛之战”后,郑国经受住了政局动荡带来的考验,其后郑又帮助齐国等抵御北戎侵犯,维护姬周正统,得到了诸侯的认可,实力臻至鼎盛,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尽管郑国已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但经此一役,周王室的战败已然使得王权威严扫地,此后周王再也没有实力征讨诸侯,其政治、军事影响力也随着战败而急剧萎缩。其实,早在周王室平定携惠王和东迁之后,实力已大不如前,加之东迁后封赏诸侯以土地,更是削弱了周室的国力,经济上也只有依赖诸侯国的贡赋才勉强得以维持日常运转,故早在周桓王八年(前 712),郑庄公就已认识到,“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天而既厌
24、周德矣”33。这种观念上的变化,说明曾经强大的周王朝已经日渐萎靡,姬周封国体系内部也日渐丧失统绪,就连上天都厌弃周的德行。这种思想观念的背后,折射出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实力的膨胀,已经形成“本小而末大”的格局,如晋国僭越等级行使了天子才拥有的“建国”之权、曲沃代翼“小宗”取代“大宗”等,皆在不同层面上瓦解了周王的君权。而周王室征讨郑国的“葛之战”的失败,也使得早先“众星拱之”的周天子跌落神坛,继郑国之后的其他诸侯国看清周王室的真正的实力,进而在春秋五霸崛起的过程中,专属于天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变,春秋晚期更有卿大夫的权势兴起,甚至还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凡此,均
25、在进一步地105战史探析瓦解周王的权威,直至专制君主时代的到来而最终废除了周王、断绝了周室的国祚。34周、郑“葛之战”后,周代所崇尚的“礼乐文明”也随之陵夷,这是周王政治实力衰落在文化层面的反映。除了“葛之战”中祝聃射中桓王肩外,春秋中期楚庄王问鼎中原,直接在礼乐文明层面发起对王权的挑战,各诸侯国逐渐走上较为独立的文化发展道路,典型者莫过于春秋以来的各国“文字异形”,而深层次方面则是不同诸侯国对于自身文化地位的追求进一步增强。这种变化随着周室衰微而起,“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抏敝,巧诈并生”35。在思想层面也随之起着变化,“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
26、,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36。诸侯国的争霸迭兴与诸子百家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随着王纲废弛,诸侯突破传统的礼乐制度自然需要建构自己一套新的制度,而不同国家的不同主张则刺激区域性文化的形成,“多元的政治局面促成了宽松的文化氛围,为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民主空气。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有利于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派别的产生和发展”37。周王王权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分裂”之局的形成,而在思想文化层面对应的表现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思想家们面对诸侯“争霸”和“兼并”,深切地感受“时代之痛”,进而积极思考“一”天下的措 施。38这在客观上为春秋战国新文化
27、的诞生起到了助推作用。【注释】1钱薛芳:夹缝中求生郑国邦交策略探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第 12 页。2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中,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 45、330 页。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51 页。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 年版,第 138 页。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2627 页。6 清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519 页。7张贺森:史记郑世家集释与郑国史相关问题研究,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28、 年,第 115 页。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27 页。9桂珍明、夏保国:逸周书籴匡所见荒政问题述论,农业考古,2022 年第 6期,第 150 页。10 日 石井宏明:东周王朝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 页。11王震:司马法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 10 页。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58 页。13 汉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 1761 页。1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82 页。15吴爱琴: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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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鱼丽”之阵,文史知识,2012 年第 3 期,第 16 页。26杨英杰:先秦车战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5 期,第 7481 页。27 春秋 左丘明撰,西晋 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84 页。28杨英杰:先秦车战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5 期,第 79 页。29王震:六韬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22 年版,第 408 页。30于敬民、赵姗姗:从郑庄公三则战例看孙子兵学的内蕴,孙子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55 页。31 德 克劳塞维茨著,李传训编译:战争论,北京:北京出版社
32、,2012 年版,第 6 页。32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23124 页。3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 75 页。34桂珍明、岳含笑、刘婧:简论周秦变革与先秦民主萌芽思想的终结,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第 83 页。35 汉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四上吾丘寿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2796 页。36 汉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746 页。37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 年版,第 51 页。38尤
33、锐、陈龙: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贯”:“大一统”理想的起源(下),国学学刊,2022 年第 2 期,第 123131 页。(责任编辑:王立)An Analysis of the Battle of Zhou and Zheng over ZigeZhang HesenAbstract:The Battle of Zige between Zhou and Zheng in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as the result of irreconcilable conflicts between the Zhou Dynasty,vassal s
34、tates,high-ranking officials,and royal power.It mark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reliance on Zheng by Jin”to armed conflict between Zhou and Zheng and served 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untry during a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The Battle of Zige also indicated the arrival of a new historical stage from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Keywords:The Battle of Zige;Zhou-Zheng Relations;Duke Zhuang of Zheng;King Huan of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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