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共在主体性与中国风格的历史生成.pdf

山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 0 2 3 年第 2 期No.2，2 0 2 3 中华文化共在主体性与中国风格的历史生成孙继鲁摘要：中华文化有鲜明的共在性，即在中华文化理念中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是一种共在式关系，这是中华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前提。共在主体性是以共在性为前提形成的主体性观念，使中华文化以构建共在秩序为努力方向，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风格，并与马克思主义完美契合。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通过学习、理解、转化、独创走出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共生、共存、共荣等特点。关键词：中华文化；共在主体性；中国风格；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点。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天人二分”，都以“天人共在”为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决定了中华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样以客观世界作为主体的思维对象，而是力图寻求一种天、地、人共在的理想秩序。西方文化以主客之间的对象关系为核心，形成了重视理性、遵循逻辑的知识型文化内核。中华文化则以主客之间的共在关系为核心，形成了重视秩序、寻求共生的伦理型文化内核。中华文化有鲜明的“共在性”，即在中华文化理念中始终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是一种共在式关系，这是中华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前提。中华文化的共在主体性就是以共在性为前提所形成的主体观念，即中华文化认为主体是共在式关系中的主体，而不是主客对立关系中的主体。今天谈中国风格，谈传统，谈文化心理结构，目的之一是探索在文化变迁甚至激烈反传统之后，中华文化中具有“基因”作用的不变者究竟是什么。但至今关于这个不变者的内涵一直语焉不详，原因是文化基因不是哪朝哪代的某种思想观点，而是隐藏在这些思想观点中的共同内核。探索文化基因，把握中国风格的根源，真正的出路在于收稿日期：2 0 2 3-0 3-1 8作者简介：孙继鲁，女，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苏俄社会主义史。84去追寻构成中华文化的思想前提，这个前提决定了中华文化在演变的过程中具有时代性，同时也具有人类性。本文以共在主体性这一概念作为构成中华文化的思想前提。构成中华文化的共在主体以共在为基本事实，力图构建一套理想的共在秩序，这就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风格。共在是中华文化构成的基本倾向，表明中华文化的建构过程是共在主体以共在事实为前提构建共在秩序的过程。历史上具有时代性的文化观念是共在秩序具体的、历史的形态，而共在主体性不呈现为任何一种思想形态，只呈现为一种思想倾向，即对共在秩序的追寻。共在主体性是中华文化的思想前提，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这种共在主体性的直接体现。一、中华文化共在主体性与中国古代共在秩序的建构中华文化对共在秩序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对宇宙的理解之中。“阴阳”“四方”“五行”的观念在商末就已基本形成。与这种代表自然秩序的概念中华文化共在主体性与中国风格的历史生成同时出现的，还有“五瑞”“五礼”“五器”“五意识形态和种族上受歧视者天下理念能够克采”“五声”“五品”“五刑”“五教”“五服”等与服文化原教旨主义。”这种对他者的包容根源于人类社会机制相关的概念。有观点认为，这表明对共在事实的承认，天下体系是共在主体性的思中国早期社会的秩序建设依据的是宇宙秩序、自想成果。然秩序。这种观点背后有两个值得深思的前提：不过，基于共在共通的天人合一观有一个明第一，人与万物共在是一种被人们认识到的基本显弱点，那就是共在作为基本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没有对共在的关注，就不会有天人关系的但共通作为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具有神秘色彩，探讨；第二，人与万物共通是一种基本信念，没很难证明。李泽厚就曾以“宗教性道德”来概括有这个共通的信念，就无法建构起天人合一的思中国道德的特点，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学说“都是想框架。将社会性道德的经验内容塞人宗教性道德”共在作为基本事实，共通作为基本信念，是的超验形式，以成为普遍必然、神圣崇高的绝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基本要素。西方文化也有其基本律令”2 。基于这种认识，李泽厚提出了“巫史传信念，即主体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同样的规统”的说法。共通的神秘性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律，所以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认识论色彩，更关必然遭到怀疑。譬如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周代文注逻辑、理性、科学。在西方文化中，万物作为化，其对礼乐制度的基本设定是：“故圣人作乐以主体的认识对象，是外在于主体的，这可以称为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对象主体性”问题。天人合一基本内涵是天人共地卑，君臣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在共通，后世天人合一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礼记乐记）礼具体化、时代化的结果。天人合一观的形成为共乐制度因其与天地同理而获得了极高的地位，但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观念基础：如果万物（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现实利益的争夺使得这种基于原始人）皆是天生地养，那么万物皆应该遵循共同的宗教天人合一观的礼乐文明遭到了极大的打击，秩序规则。于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变化，以此作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为万物共在秩序的根基，就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原则。这一点有大量文献为证。尚书虞书尧就是这个时期的真实写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对共通的怀疑造成了“天人二分”思想的诞敬授民时。”诗经大雅说：“天生烈民，有物生。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基本立场，认为：有则。”周易系辞下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治人治世的根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本应该放在礼制的普及与教化之中，而非对天人万物之情。”此类观点集中见于周易系辞共通的追寻。荀子学说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以中庸春秋繁露太极图说皇极经世西思想史的发展逻辑来看，基于共通的秩序建设与铭等著作中。基于二分的秩序建设形成了矛盾，其中天人合一万物共在秩序的追求意味着在中华文化的视是建构性的，天人二分则是解构性的。天人合一野中，万物不是某种外在于人的他者，而是与主思想以某种形式的共通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共在秩体共同处于宇宙之中的共在者，这造就了中华民序，天人二分则否定这种共通，以促成新的合一族博大的胸襟。赵汀阳认为，中国政治早期就形观的建立。譬如董仲舒的“天人相副”学说就遭成了一种“世界制度”，这种世界制度包含一切，到了以王充、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天人相坚持“无外”原则。他说：“在中国意识里，蛮地分”论者的攻击，宋儒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番邦或许会成为利益竞争者，但并没有被定义为程则以哲学化、理性化的“天理”代替了神学化85山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 0 2 3 年第 2 期No.2，2 0 2 3 的“感应”，形成了新的天人合一思想，构建了严密的儒家伦理体系。不过，经过“祛魅”的宋代理学并非无懈可击，天理作为一种强加于物的理，仍有原始宗教的神秘意味。之后王阳明彻底否定了天人之间的共通可能性。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全集年谱）中华文化发展到王阳明时期，至少在哲学层面，其神秘色彩已经消失殆尽，王阳明转而将共在秩序的可能性建立在“心”的基础之上。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王阳明全集大学问）“大人”之“大”，就在于其德性包含全部他者，于是一种建基于主体道德之上的共在秩序就建构起来了。中华文化对共在秩序的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其主要趋势可以概括为神秘共通的削弱与道德主体的崛起。中华文化要培养的人是“大人”，是要将全部他者作为道德责任的“大人”，从精神上来讲，就是宇宙精神的高扬。一个人虽是渺小的个体，但他的心灵要如宇宙一般宏大，也要如宇宙一般去容纳他者。二、中华文化共在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中华文化将个体道德设定为宇宙道德的做法极具崇高感，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仅仅依赖高拔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阳明心学对理想共在秩序的追求无法在封建社会成功，共在秩序的建构必须依赖新的力量。近代西方列强的人侵在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引发了国人的思考：中西文化应该如何块择？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后人称之为“李约瑟难86题”，其暴露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弊端技术。作为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对社会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促进作用。当中华传统文化将“心性”（道德）作为建构共在秩序的根本立足点，忽略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就会出现文化乏力的结果。当现代化无法在传统文化中孕育，反传统就成为必然选择。陈独秀、胡适、陈序经等人高扬“全盘西化”的旗帜，力图以此推动现代化在中国生根发芽。全盘西化确实过于激进，但是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对于尚未寻找到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来说，全盘西化至少是一种奋勇向前的姿态。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化发展的问题时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3 可见，在当时反传统是必然的，矫枉过正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反传统真的会把中国文化的根脉斩断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公理”已经被中国人普遍接受，成为中国人思想固有的一部分。譬如忠诚、孝敬、仁义、互助、平和、谦让等观念，作为“天经地义”的道德要求不可能被斩断。李泽厚说：“改变、转换既不是全盘继承传统，也不是全盘扔弃。而是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这种改换又并不是消灭其生命或种族，而只是改变其习性、功能和状貌。”4 可见，反传统更多的是对时代性思想的反叛，而非对人类性思想的抛弃。另一方面，构成中华文化思想前提的共在主体性不可能被斩断。与具体的、历史的思想成果不同，共在主体性是一种倾向，决定了中国人在构建思想体系的时候，将全部共在者考虑在内，力图构建一种和谐的共在秩序。共在主体性是隐匿状态的，时代的变迁会导致思想内容的变化，但作为思想前提的共在主体性是始终不变的。在近代社会同尚一一轻视科学中华文化共在主体性与中国风格的历史生成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是有力证化转型。中华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既实明。现了继续追寻共在秩序的理想，又弥补了忽视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一是基于现实产力的缺陷，因此探索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的需求，二是基于文化的一致。前者很好理解。化道路。这个现代化道路，就是在发展生产力，中华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的轻视是近代中国落后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的基础上，的原因之一，要走出绝境，就必须走向现代化。不断探索建立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近代以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修正主与自然之间的共在秩序。在这种追寻过程中形成义、合作主义等西方现代社会思想迅速涌入。但的中国当代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是是这只能表明中国需要一种现代化的思想来指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者不可分割。道路，却无法推断中国何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用获得巨大成功。这就需要特别注意第二点，即中以建构共在秩序的思想依据由“宇宙论”“心性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论”更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由“大同世界”更换的核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共在秩序的追求决为“共产主义社会”，但不变的是对共在秩序的追定了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李维汉说：“我们求。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学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习、理解、转化、独创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独特风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渐形成了以共对于那些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生、共存、共荣为基本特点的现代化思想，这也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是中国风格的时代特征。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5 李大钊则将这种梦想明确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他说：“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6 其实，此前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均将“天下大同”作为基本社会理想，就已经能够证明这种对共在秩序的追求从未断绝。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人意识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行性。李泽厚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广泛而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绝非救亡图存这么简单的原因，而是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的依据”7。李泽厚并没有具体解释“文化心理结构”是什么，但应该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不变者”抑或“传统”。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契合，其实就是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契合。可以说这个“不变者”就是对共在秩序的不懈追寻，其根基就是中华文化的共在主体性。中华传统文化对共在秩序的追寻到王阳明时期达到终极高度，主体已经被规定为宇宙主体，道德的潜力已经发掘殆尽。在落后挨打的近代，对共在秩序的追求则依托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现代三、中华文化共在主体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势与共在主体性对应的对象主体性是构成西方文化的思想前提。对象主体性将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逻辑分析的方式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进而形成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这在西方文化中的集中体现就是科学的发达和对理性的崇拜。西方文化由此发展出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对作为主体的个体（而不是共在主体）给予极大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过，对象主体性对主体的高扬和对他者的贬低为现代社会埋下了隐患。一方面，西方文化对理性的过度重视造成了价值的空虚，尤其是当理性的发展造成“上帝的死亡”之后，西方社会的虚无主义思潮盛行，拒绝崇高、追求快感、贬斥理想、蔑视道德成为精神危机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极端迷信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构成思想的主体为正确性的根源，建立起了主体对他者的87山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 0 2 3 年第 2 期No.2，2 0 2 3 绝对权威，最终形成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现代性后果。与此对应，中国式现代化显示出了中国风格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作为共在主体的中国人有着自觉的道德意识，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道德智慧，这为我们解决现代社会“他人即地狱”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天然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 德法并治是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而对德的关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缓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际冲突和精神紧张，为中国人建构起充实的精神家园。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的文化逻辑是将他者“同一化”，因此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萨义德说：“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几乎都会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不过，萨义德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皆是如此，却是对中华文化的忽略。中国自古就有“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天下大同”（礼记礼运）的理念。针对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1 0 与亨廷顿炮制的“文明冲突论”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和倡导彰显了一种包容的、博大的胸襟第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关于生态危机，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人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西方现代化与生态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中华文化则一直追求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在。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作为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此后，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全党共识、全民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的创造，也是中国风格自古至今的延续和传承。共在主体性构建的是一种“大我”文化，其塑造的个体，是关心并尊重他人的个体；其塑造的民族，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其塑造的国家，是对全人类负责、对万物负责、对各民族负责的大国。在这种现代化追求中，中国风格尽显无遗。参考文献：1赵汀阳.天下体系一一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 0 0 5：5 4.2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已卯五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5：5 6.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6 9：6 5 6.4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8：3 6 1，1 5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7 9：1 0 9.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 9 9 9：3 1 0.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 0 1 7：1 3 3.9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9 9：2 6 0.101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 0 2 0：4 6 9，3 9.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 0 0 0：9 6.（责任编辑：刘树升）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