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古代史课本之夏代──中國早期國家的建立.doc

第一章　中國歷史的起源與發展　　　　　第三節　夏代──中國早期國家的建立
壹、早期國家的起源──
　一、國家的雛形：古代中國的文明誕生之後，早期國家也隨之出現；這便是歷史上的夏代。
　　(一)水利結合：天然災害影響農業，水患尤其嚴重；為有效防治河水的破壞，沿河聚落非群策群力不能成功。
　　(二)部落聯盟：1.聯盟：遠古時代，黃河流域部落林立，經過征戰或婚姻關係，逐漸兼併，演變成部落聯盟。
　　　　　　 2.國家：部落聯盟進一步演化形成國家。因此，中國古代早期國家，是由部落逐漸轉化而來。
　二、古史的推論：古代文獻記載夏代的史事，雖屬傳說的性質，但其真實性並不能完全抹煞。

　　(一)共主的出現：黃帝、堯、舜時代，中國處於部落聯盟的形態，亦即氏族社會的階段，領袖稱為「共主」。
　　(二)權力的受限：堯、舜時代，軍國大事都要徵得公眾同意(部落會議)，不能專斷。共主權威並非至高無上。
　　　　1.治水事例：(1)堯時，洪水氾濫，堯公開徵求治水之人，「四岳」推薦崇伯鯀；堯雖不同意，只能接受。
　　　　　　　　 (2)鯀用治水世家共工氏的築堤方式圍堵洪水，多年不成。被逐出流放。
　　　　2.繼承事例：(1)堯年老時，公開徵求繼任人選，經過「四岳」(四方諸侯)的推薦，選擇舜為共主繼承人。
　　　　　　　　 (2)堯死後，四岳「諸侯」一致擁護舜，舜才成為正式的共主。
　　　　　　　　 (3)舜晚年仿照堯的事例，公開徵求適當繼承人選，禹因此成為共主。
　　(三)權位的禪讓：1.禪為一種祭禮，統治者在祭禮當中，向天神保證自己推薦的人選稱職任事。
　　　　　　　 2.部落共主的繼承人選既然取決於公意，公天下的「禪讓政治」成為儒家治國的政治理想。
貳、夏代的建立──
　一、大禹的智慧：堯、舜時代，天災和外患不斷；亦即洪水氾濫成災，與三苗的入侵。
　　(一)治平水患：鯀、禹為善於治水的家族；鯀以圍堵方式治水失敗，禹改採疏導的方式，治平水患。
　　(二)征服三苗：三苗為古代分布在江、淮一帶的部落；堯、舜時代就不斷與中原族群發生衝突。
　　　　1.三苗為患：相傳舜曾用禹懷柔三苗，舜晚年時，三苗又起而反抗，舜親自南征三苗而死。
　　　　2.禹平三苗：禹時將繼續大舉征伐，才將三苗征服，解除威脅。
　　(三)關心百姓：1.親自躬耕：禹大興農田水利，教民耕種，並「身執耒臿以為民先」。百姓得以安居。
　　　　　　 2.後人稱述：孔子稱讚大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二、王權的形成：大禹的功績前所未有，其共主的權威超過堯、舜的地位；形勢上已是實質的國王。
　　(一)權威的樹立：治平洪水與征服三苗期間，各部落聯盟必須齊心協力接受禹的指揮和領導。
　　　　1.恩澤：禹對百姓有恩德而受愛戴。
　　　　2樹威：(1)召集部落：《左傳•襄公七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2)懲戒酋長：《韓非子•釋邪篇》，「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氏後至，而禹斬之。」
　　(二)禪讓的終結：禹子啟的繼立，開始「家天下」的局面；反映上古時代，部落聯盟轉化為國家的重要過程。
　　　　1.禪讓二說：禹傳位給啟的說法，歷史文獻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1)違例傳子：禹直接傳位啟，引起東夷集團的領袖伯益不服，向啟爭奪權位，結果被啟打敗。
　　　　　(2)佯禪陰傳： 禹年老時，表面上依照堯、舜公天下傳統，讓位給協助治水有功的伯益。
　　　　　　　　　  禹藉部落聯盟共主權勢，暗中培植親啟的勢力；因此諸候不擁戴益而擁戴禹子啟。
　　(三)虛偽的禪讓：歷代多有假借禪讓之美名行改朝換代之實，如王莽篡西漢、曹丕代東漢、司馬炎奪曹魏等。
參、夏代王權的鞏固與發展──
　一、王權爭奪：由部落轉化為國家的過程，並非順利。由夏代初年，啟與有扈氏之爭與少康中興，即可窺見。
　　(一)背景：啟繼位，違反公天下的禪讓傳統。有扈氏起兵反對，啟加以討伐，雙方大戰於甘(陝西鄠縣附近)。
　　(二)結果：有扈氏戰敗，啟的權力更為伸張。夏代王權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二、少康中興：由部落轉代為國家的過程，王權受到部族勢力的嚴重挑戰。
　　(一)背景：1.太康失國啟子太康即位，兄弟不服，生活荒淫，國勢漸衰；政權為東方有窮氏君長后羿取代。
　　　　 2.仲康流亡：太康傳位於弟仲康，仲康之子相繼立，為后羿所迫，過著流亡的日子。
　　　　 3.少康中興：相子少康在有虞氏(河南虞城)的協助下，有田一成(十方里)、有眾一旅(五百人)。
　　(二)結果：在糾合支持夏王的餘眾之後，恢復夏王的政權，史稱「少康中興」。
　　(三)意義：少康以後，夏代王權父死子繼的原則確立，王朝秩序基本穩定。成為「三代」(夏商周)之始。
　三、夏的覆亡：夏代自禹起，傳位至履癸(桀)，暴虐無道，為商湯所滅。共傳十四世十七王，享國四百餘年。
　四、夏代疆域：夏禹以後，夏王朝的都城始終處於流動遷徙的狀態；文獻記載即達13次；詳細遺址仍待發掘。
　　(一)四至：大致以河南西部伊水、洛水流域，及山西南部一帶為主。
　　(二)王畿：相傳禹都陽城(河南登封)，亦都安邑(山西安邑)；國都不只一處。
肆、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與研究
　一、文獻的傳述：文獻不足，有關國家制度和文化發展的詳細情形，有待於地下考古材料的證明。
　　(一)國家組織：夏代可能已有組織嚴密的軍隊、刑法，和貢賦制度。國家運作的條件，基本完備。
　　(二)王權象徵：相傳禹作「天子」，各地諸侯奉獻了具有各種圖像紋飾的「九鼎」，作為國家統治的象徵。
　二、考古的探究：民國以來，學者普遍懷疑夏代歷史的真實性。近四十年來，考古發掘的資料終於有新的論據。
　　(一)民初爭論：1.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史學的疑古派與考古派為釐清古史諸多疑點，興起著名的古史大辯論。
　　　　　　 2.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證實了《史記•殷本紀》記載的商王世系，其〈夏本紀〉應該可信。
　　(二)按圖索驥：1959年，徐旭生組織夏墟調查團，依古史記載的夏人活動區域，前往豫西伊水和洛水流域。
　　　　1.對象：發掘龍山文化以後、殷商時代以前遺址。在偃師二里頭發現二座大型臺基和青銅、玉器等文物。
　　　　2.分析：二里頭文化共四期。第三期最為輝煌，兩座宮殿均屬此期其中之一遭到破壞；第四期後衰落。
　　　　3.推斷：1984年，二里頭附近發現商城，符合《漢書》記載的商湯王都；可能是商湯鎮壓夏人故地之城。
　　(三)考古發掘：二里頭遺址反映夏代晚期的文化；其分布地域主要在豫西和晉南，符合史書記載的活動範圍。
　　　　1.陶器：(1)各期陶器的變化明顯。鼎、罐、缸等各式器皿及器表的紋飾特色，成為主要的文化特徵。
　　　　2.居址：(1)主要有半地穴、地面及窰洞式三種；居址牆、地皆經夯打。附近多有灰坑、窖穴與井等遺跡。
　　　　　 (2)宮殿基址頗具規模，顯示古代統治者舉行盟會、祭祝、獻俘、發布政令等重大活動的功能。
　　　　3.農業：為主要經濟；產品有一定剩餘。農具主要為石器；六畜皆有。飲酒風氣盛，平民墓葬多見酒器。
　　　　4.手工：(1)一般：已與農業分離。製陶、製骨、玉石加工、木器生產、青銅冶鑄等分工細密而技術發達。
　　　　　 (2)青銅：銅器為紅銅與錫的合金，各用途的器具皆有；遺址還發現鑄銅用的坩堝、陶範及銅渣。
　　　　6.其它：夏代首創的青銅鼎、良渚文化影響的鉞及紋飾、鑲嵌綠松石的青銅戚(樂器)等特殊器物。
　三、學界的推論：二里頭文化的時代晚於河南龍山文化而早於商代文化，相當於西元前1900年至1600年。
　　(一)國家初現：宮殿、城牆和武器，反映國家政權的出現。宮殿建築的結構更表現出統治者的威權和尊嚴。
　　(二)青銅時代：青銅器製作為社會高度分工和技術進步的反映，其生產水準也因金屬工具的利用而明顯提高。
　　(三)階級分明：由出土居址和墓葬隨葬的差異，反映出居民社會地位的等級。
伍、補充──
　※、史論摘抄：
　　(一)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臺北，仲信出版社。
　　　「堯舜禹時代……東方的各大部族全住在河湖的附近，致力稼穡。可是我國氣象上的週期變化，恰好落在這箇時候；雨量增加……洪水橫流……大家……就商量起來，舉一個人專門負責……不料……毫不中用！最後算是找到了兩位治水的世家：一位叫作禹，一位叫作伯夷。他們利用了從前失敗的經驗……乃察水性，審源流，大規模地疏導。又加之以東方風偃集團的賢豪，皋陶，伯益的助力……水勢才算大定……治水的時候，事務殷繁，各部族間的朝聘會賀不期煩數而自然煩數。大禹既為治水的最高負責人，則他的部族所在地，陽城自然漸漸成了四方走集之所，都會。因為他有大功德於民，所以當他死以後，雖說他的兒子，啟，並不見得比堯舜的兒子，丹朱，商均高明，可是朝覲訟獄謳歌接續著匯集到他那一方面。政治的組織漸漸取得固定的形式……成了有定型，有組織的王國。……此種政治形式的轉移，差不多完全靠著對於社會事業的努力及因此而得的社會景仰……這是我們祖先在初開國的時候很特殊而且很光榮的一件事實。」
　　(二)杜正勝，《中原國家的起源與早期的發展》，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
　　　「一般而論，城雖不一定是構成國家的必要條件，但中原城邑多是夯土城墻，建築過程中所需的人力、物力，顯示資源之集中、行政之控制與組織之複雜，實已含攝構成國家的充分條件。……先秦文獻舉凡較大的聚落亦多有城墻，故城垣之出現與擴張實可作為討論國家起源和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中原聚落的防衛措施，從仰韶文化時期的壕溝轉為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墻，恐非全由考古發掘機遇的緣故，而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壕溝和城墻雖然同具防禦效用，但興作之難易有別，其歷史意義也自然異趣。築城工程……比挖掘壕溝複雜費事……少數人壟斷大量生產資源，並且發展一套組織以駕馭人力，是構成國家的重要條件。中原地區在龍山文化晚期發生這樣的巨變，正是大汶口文化晚期以降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階級分化的進一步發展。域垣不但隔離了城邑和村野，也劃分社會發展史的兩個大階段，那就是村落與國家。」
　　(三)釋夏：鄺士元，《國史論衡》(第一冊)，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1月。
　　　「夏字在文字的意義上訓『大』，此種意義是由西周以下崇拜夏朝偉大的觀念引申而來。……此外，又有云夏因夏水得名……因水以為族名。……但保留了原義的只有《說文解字》，許氏說：『夏，中國之人也。』……『從攵、從首、從臼，臼兩手，攵兩足也。』……夏是人的象形字，是最古的人類畫象。……用人的畫像來代替原來的動植物作圖騰，自然是人類觀念意識上的很大進步。……是人類自尊心的發展成果，也是發揮人性的里程碑。……自夏族之名成立，姜姬姒等，變為大集團中的一支，中國民族於是正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