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传统与西学的结合.doc

论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中的儒学成分
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是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当下的人们值得去研究的课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的范畴不断的从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到近些年提出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戊戌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当下的中国总结和借鉴。戊戌变法的失败，既有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十分薄弱，不足以撑起中国现代化使命；也有作为改革发起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认识相对模糊，在政治上依赖封建专制皇帝，并没有彻底的改革政治制度，而且旧的封建势力十分的强大，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根本不足以战胜。本文将从康有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来源、内容以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来分析戊戌变法。

关键词：传统儒学、西方学说、托古改制、维新思想的评价

一、 维新思想的来源
康有为出身在广东南海的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庭，他的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名门望族。曾祖曾任广西布政使，高祖是福建按察使，祖父是连州训导，专教儒学，父亲也是士人，曾任江西候补知县。康有为曾经写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 康有为，我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页
说明康有为的家庭是深受封建传统影响的，世代入仕为官，表明了在康有为这一代也是要----在没有大的变故的前提下----接受传统的封建儒学教育，走上科举考官的道路。
康有为年少聪慧5岁便能诵“唐诗百首” 第五页
，6岁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注《孝经》，他的长辈对他大加赞赏，谓之“非池中物”。十一岁康有为的父亲去世，他跟随他的祖父到连州官舍学习“先儒高义、文学条理”，“览《纲鉴》而通古今，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能诗文成篇” 第六页
。
年少的康有为对于家族对他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这条道路并不喜欢，他自认“不好八股文”，所以“先祖于时专责为此也”，在14、15岁两年间两次参加童子试，皆“不售”。“两年费日力于试事及八股文，进学最寡矣。” 第7~8

十九岁跟随从九江大儒朱次琦受“济人经史”之学，以为“圣人为必可期”，“天下为必可为” 第9页。
。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发现“以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究复何用？因弃之。 第11页
” 遂放弃了对继续跟随朱次琦学习，一个人前往西樵山白云洞修身养性，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兵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时，康有为还广泛阅读道教、佛教的书籍，广泛吸取各方面的营养知识。
康有为最早接触西学是在他17岁的时候，“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第13页
在他离开朱次琦的第二年，既1879年，康有为“既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在同一年，康有为“薄游香港”，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夷狄视之。” 第13页
再次看了《海国图志》等书，成了他开始研究西学的开端。
作为生长在当时中国比较开放的省份广东，康有为是在比较接容易近外国文化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对外国文化的抵抗感、不适应感是相比内地出身的士大夫要小的多。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考试会试，归途中路过上海，令他进一步接触到近代西洋的各种事物，“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第15页
由此康有为开始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摸索，认为西部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是可以救中国的。
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封建顽固势力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占统治地位，要寻求中国的出路，康有为唯有将中国传统的东西----儒家的今文学说，与自己学到的西方知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加以整合，才能实现他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目的。
二、维新理论中的儒学成分
康有为自幼受封建传统儒学的教育，在读书过程中，自是抱有一种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入仕为官，报效国家的理想。而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法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是中国农民革命经历了太平天国、仍然不断掀起斗争，冲击中封建统治；是中国一部分商人、官僚、地主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的时代，是一个处于大变革前期的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这危急的时代中，康有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思想开始形成而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要有一种理论。
康有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也游览了由英国国人统治的香港和当时大部分地区有外国人控制的上海，了解到了之所以外国强盛，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科技的先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企图按照西方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但是，当时的中国，封建传统的守旧思想还是十分的顽强，康有为自身所接受的西方知识也并不是十分的系统和完整。为了形成既能让旧势力能够接受也体现西方的制度的理论，康有为只有从封建传统儒学入手，以他自己的认识来改造传统观念。
康有为从传统儒家学术流派中汲取了心学和今文经学作为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做了新的诠释。康有为利用心学作为构建维新变法理论的世界观，而今文经学则成为其构建变法理论的方法论。康有为以主观维新的“心学”为哲学手段去诠释儒家经典既可以方便随意地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更有利于对儒家学说进行全新的解释，也便于其将西方的种种事物、言论、制度附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而，此后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都是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挖掘新意的产物，目的是为他的变法维新思想提供理论基础。而康有为最著名的著作《大同书》，则是在来中国的儒家“大同”思想与西方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杂糅，为全世界构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痛斥古文经学不过是“新学”，不是孔子的真传；古文学者所尊崇的经书只是“伪经”，不是“真经”；“即宋人所尊述之经，多为伪经，非孔子之经”。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古籍出版社：第三页
《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而《孔子改制考》中则以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蛮昧无稽，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成为他自己变法改制的张本。而“托古改制”，正是他进行维新变法的历史依据。
总体而言，康有为在变法运动的预备阶段，先是通过《新学伪经考》，将根据当时考证学的经典统统批判为“伪经”，全面摧毁依托这些经典的、具有支配地位的传统思想。接着，康有为又通过《孔子改制考》，再度从孔子那里群求制度改革的理论根据，论证了三代圣人与西洋之法的一致性，从而确立了康有为改革设想的整体框架。
三、维新思想的评价以及对现在的借鉴意义
康有为对西方知识的认识并不是系统的，他的学说，有学者认为是“西学启其端，中学基其论”。 王树愧，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书店：第101页
康有为在构建他的变法维新理论时，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康有为认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讯即改策论折【A】，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第294页
。这表明康有为认为中学西学两者应该并重，不可偏废。
康有为一方面是一个创新之人，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一个“富于保守性质之人”。 梁启超，康南海先生传【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第88页
因而，对于康有为来说，传统的儒学思想非但没有过时，相对的，还是挽救名族危亡的济世良方。所以，他维新的理论必然根植于他自幼年时便开始接触的传统儒学，试图在传统的儒家思想范围内解决中国的近代化问题。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必然存在着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而文化激进主义最终战胜了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决定了康有为的所设想的近代化道路必然是要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的。所以他变法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
但是，不论康有为所构建的维新理论体系是否正确，它都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是康有为在西方先进的学说的启发下，为挽救民族危机，结合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所探索出来的新理论，在当时的时代进步性是不同抹煞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正是在中学和西学相互冲突、相互渗透中，逐步走向近代化的。
近年来，我国的改革逐步的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如何更好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参照先前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必不可少的。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是失败的，当也为我们的改革做了良好的示范，我们要想成功的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吸取维新变法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