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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要有先有后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中国推行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路线。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做后说的四个特点， 渐进式改革使中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10%左右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创造了世界经济
发展的奇迹，渐进式改革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称着“中国模式”。
关键词：

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
其特点为：强制中的诱致性，双轨过渡，从局部到总体，体质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等。
中国渐进发展潜在风险改革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有先有后”的渐进式改革助推中国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1、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2、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经济体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怎样过渡到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重要的经验。
由此可见，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人们大都认同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因为，市场化导向的中国改革，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抛弃社会主义的“改向”，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创造性破坏”——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培育和发展起一块“新体制经济”，推行“渐进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从而实现整个体制的转轨。
那么，“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学术界大多语焉。我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四个“有先有后”的特征：
1、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归功于农民的创造精神。1979年后迅速推广也得益于中心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这是农民受益最多的时期。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1984年乡镇企业产值1709.9亿元，1991年11621.7亿元。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时期。前两阶段的改革成本较低且有明显的收益，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的非农化又主要是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吸纳。1991年后，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1996年后，农民收入增幅下降。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农村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加快。1991－1995年，中国的市镇总人口从3.1亿增加到3.5亿，农业劳动力从3.5亿下降到3.3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2年的39.1％。农村综合改革时期。2004年中共中心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1号文件，2005年28个省、市、区不再征收农业税，同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废止征收农业税的法令。目前我们处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
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1979年后以“简政放权”和“减税让利”为基本思路，“以形成产品市场和搞活企业为战略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中国改革的进程和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改革从农村开始……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
2、先试点后推广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改革是有风险的，邓小平认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碰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因此，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成功后向全国推进；价格改革首先从基本消费品以外的消费品开始突破，然后逐步向生活消费品和生产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安徽进行全省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28省市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对外开放先是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启动，然后分阶段地向内陆和边远地区推进。
3、先易后难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体制外突破，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因为非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其存在和发展都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存在政企不分、大锅饭的问题。以此人手进行改革成本小、收益大。
“放权让利”是中国改革前期的鲜明特点，1978－1993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心向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在城市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这种实行“松绑放权”和“给好处”的做法，使微观主体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企业、地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在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答应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答应集体、私营、合资企业进入原先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等，
“双轨制”对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80－1995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从76％下降到34％，集体工业的比重从23.5％上升到36.6％，城乡个体工业的比重从0.02％上升到16.5％。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逐步由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2003年，我国市场化指数接近74％，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接近70％，价格完全由市场确定的产品比重达90％，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完成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置换和替代，现已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4、先做后说
“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深一脚浅一脚，有时甚至会摔一跤，自然存在不少错误。改革可能存在最优路径。路径选择错误，沿着错误的路径走得越远，回到最优路径的难度越大。在试和闯的过程中，哪是“异端”哪是正途？哪条路径最优？在改革的各种主张中哪套方案最佳？哪个方案可行？判定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要勇于开拓创新。一条思路、一个观点、一种政策，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来检验。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其次，人们的思想熟悉有差异，观念转变有先后，改革积极性有高低，我们的做法是“答应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些地区根本不予理睬，有的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最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过程中改革难免犯错误，试验难免失败。对此，邓小平强调两方面：一是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二是要总结经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紧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正是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边走边看，边实践边总结，邓小平提出了判定改革和发展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渐进式改革的阻力和潜在风险可能断送中国的前程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显著特点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和部类的流转而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但是，渐进式改革也存在一些阻力和缺陷，甚至有学者警示：久拖不决也可能窒息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可能滑向发展的“中国陷阱”。
1、改革理论预备不充分易导致实践上的盲目
改革不可设计也不需设计的想法是幼稚的、错误的。改革需要理论指导，但到底如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30年来各种争论从未停止。大的争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争论在1982－1984年，围绕着要不要改革、能不能改革的问题展开，集中体现在对商品经济的熟悉上。第二次争论在90年代初前后,1989年苏东剧变后，一些人对改革产生怀疑，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表明对改革的态度。第三次是近年来对改革的种种批评。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论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起他们对10年来国企改革、腐败和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强烈共鸣; 林毅夫觉得，“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2、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轻易使改革误入歧途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对200余名官员和学者的调查表明，有五成专家认为，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吴敬琏先生认为，权贵集团的控制已使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两种前途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熟悉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

当然还有竞争秩序的混乱、腐败现象的蔓延、价值标准的缺失、社会矛盾的激化等使中国改革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互相交织，改革逐渐由经济体制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拓展。

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但这种改革也有不可忽视的阻力和潜在风险。因而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改革之路迂回曲折，但前景依旧灿烂辉煌。

我们的每一次改革都在社会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完成，每一次改革也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巨大变化，每一次改革都只能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步骤。但是，正是这一次次成功的改革，才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
无论改革多么艰难，但我们的信念并未动摇，这就是改革是一场革命，只有改革才能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无论改革有多少失误，但从来没有所谓的“中国陷阱”。无论改革有多少挫折，中国从来不会以后也不会“崩溃”。无论改革取得多少成就，中国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威胁”。中华民族有直面缺点的勇气，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假如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道路，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日益成熟的今天，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已经趟过河流”，今后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道路纵然如黄河般迂回曲折，但改革前景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