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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著 官路
透视官场权力背后隐痛：

第一部分 第1节：《官路》自序(1)

《官路》自序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双规”

原以为远离了官场会远离恐惧，没想到现在却变得更加恐惧。

2010年8月17日，《广州日报》记者曾向荣首次向公众披露了本书的部分细节，继“炮轰”张艺谋和高房价之后，我再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官场潜规则！数以千万计的网友对官场陋习的讨伐，让我一夜之间成为了官场中的“叛徒”，像非典患者一样我很快被孤立起来，身边的官员见了我一律避而远之，生怕不小心说漏了嘴被我“曝光”。有媒体更怀疑我此举“只不过是因为无法再把权力资源控制在手上，才希望通过贩卖官场潜规则，来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也许还希望通过写‘官场小说’这种文化行为，来安抚一下失去权力资源后的心理不平衡”。

最揪心的当数我的亲人们，他们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生怕我因为这部书招致相关人员的报复。说实话，我也很害怕，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老是产生幻觉被莫须有地双规。惊醒之后我就想，不就是讲了几句真话吗？怕什么呢？

这种“怕”皆源自于公众、媒体及官场对我的误解。我并不是一个乐于揭人隐私、品质败坏的人，更无意“靠贩卖官场潜规则”来售书获利。早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向《女报》副总编辑樊舟先生透露过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写两本书，一本是《官路》。小社会，大官场，即使我所任职的城市无法与北京上海相比，却也“五脏俱全”，官场里有的它一样不缺。所以，我就想采用原生态的方式，小说的笔法，将我的官场经历详尽地表达出来，目的在于，为大众了解真实的官场提供一种可能。另外一本是《我的治国方略》。我认为，小公民应有大责任。大责任促使我产生了“站在总理的高度提出我的治国理念，为总理治国出谋划策”的“狂念”。樊舟非常惊讶，道：“恕我直言，你的这两个想法都很大胆，也很冒险，前者扒掉了官场的裤子，后者‘暴露’了政治野心，太张扬了，只怕到时你会被视为官场中的异类！”

果真，我成了异类。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心忧天下，怎么就成了异类呢？

自去了一趟故宫后，我找到了答案。

大凡去过那里的人都会发现，通往皇宫的路有三条。皇帝贵为天子，当然要走中间那条道。这条道将屋檐下的两个“口”字从中间连接起来，就成了繁体的“宫”字。因为它是天子的专用通道，所以对除天子以外的人来说，是不能够有非分之想的，否则就是谋反。右边那条是皇亲贵族走的道。他们是皇帝的亲戚，所以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觐见皇帝的“快速通道”。对于平民出身通过科考“入宫事君”的人而言，此路不通。他们要见皇上，只能走左边那条道。这条道将象征宫殿的两个“口”字一连起来，就是个“官”字，这不是巧合。如果再更深入地研究进去，你会有新的发现：“宫”因天子之气形成场，即为“官场”，平民出身的官员入场只能进旁门走左道，否则就是对皇权的藐视，会被视作“异类”，招来杀身之祸。

第一部分 第2节：《官路》自序(2)

很多次我都在想，“旁门左道”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呢？如今天子早已作古，皇权亦不复存在，我不走旁门左道进入“官场”，结果还是被归为了“异类”。

我入官场，也的确“异类”。2004年，我忧国忧民地在网上发了个帖子，博士书记朱笔一点，我便进入了官场。尽管当时只是个“市长助理”，但毕竟是入了官场。像所有被提拔的官员一样，在等待报到的那几天里，别提感觉有多好，连走在大街上，都觉得别人看自己的眼色，突然间恭敬谄媚了不少。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人虽在民间，心已至宦海。

怕就怕这种错觉，自己对自己产生错觉，无非是有些飘飘然，最严重的后果亦不过是自己毁灭自己，且毁灭的仅仅只是一个人；但如果百姓对官员产生了错觉，百姓就会对官员失去信任，当信任度归零、百姓“仇官”至极致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可怕的是，这种错觉正在形成。

在老百姓看来，官场，看上去别提有多美：大权在握，前呼后拥，呼风唤雨，财色兼收。也难怪，从整个社会面看上去，自古以来官场给人的印象就这样。在我做百姓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当我在官场中度过整整1738天之后，我改变了这种看法。如果我告诉你，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真正廉洁的县委书记的工资，还不足以养家，你信吗？如果我还告诉你，同样是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副县（市）长全年的所有公务开支，包括车辆保险、维修、用油及司机补助等，仅有一万元，每天这些副县（市）长，都要为车轮子转不动而发愁，你信吗？

恐怕没人相信。

可是我信，我就在这样的窘境中艰难地走过了1738天。于是，许多人可能会追问，既然官员的薪酬如此之低，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还过得那么滋润？

这就是我要解剖我所任职城市的原因。我所任职的城市虽小，但其官场却是中国众多县（市）级官场的标本或缩影。在老百姓看来，这些地方大部分官员的日子的确过得很滋润。殊不知这些表面上的滋润，并不值得羡慕，一日在官场，时时受煎熬，滋润的背后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说不准哪天就得被纪委请去“喝咖啡”。

第一种煎熬，是金钱的诱惑。中国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官员的工资收入普遍很低，以我本人为例，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钱仅剩2600元。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你请客的等等，络绎不绝。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当副县（市）长的，要想连任保位置，必须得积累一大笔资金，“以争取代表们的支持”，否则落选便在意料之中……

第一部分 第3节：《官路》自序(3)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有官场的地方就有美色，“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像所有经济不甚发达的县（市）一样，我所任职的城市不开发却很开放。领导们不是柳下惠，美女坐怀还是会乱的，要想不乱，唯一能做的是不给任何美女以坐怀的机会。很显然，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时，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县（市）长的权力很大。其实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乡镇书记、乡镇长和局长们，要钱找县（市）长，要官找书记，化解矛盾、出了问题，就上了副县（市）长们的门。权力小倒还无关紧要，关键是从政的风险越来越大。管安全吧？怕矿山吃人；管教育吧？怕食物中毒。相对而言，管旅游风险最小。可是，旅游靠炒作，炒作靠活动，活动怕踩踏，其风险系数亦可见一斑。

2010年“五一”黄金周，在事业心和责任心的驱使下，我本想在离任之前冒最后一次险，再搞一次活动。当我向市长开口要钱时，市长说：“算了吧，我知道你能想事、干事，更能干成事，但千万不能出事。”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地关心我，除了遗憾，我别无怨言。

我经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加，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我曾见过很多高官走路时一律小碎步，当时就很不解，问其中一位，那人的回答很幽默：“多年历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说实话，我不想做这样的高官。

于是，在公元2010年5月14日，一个没有眼泪、也不见阳光的日子，在众多媒体和成千上万热心网友同情并惋惜的目光中，我傲然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做个真学者，保持真性情。就在转身的一刹那，我突然接到《瞭望东方周刊》好友陈安庆的电话，他建议我把这五年的官场经历，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来，以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第一部分 第4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1)

第一章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

五年前，我刚要步入官场，我的一位朋友却进了监狱。我去探监时，难过地对他说，你不该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为我送行。

“中国最有责任感的贪官”，那位曾被主审法官如此戏谑的朋友老费，出事前是个局长，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当局长的前几年，他一直都很廉洁，作风也很正派。偶尔一次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被那包工头“挟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头点了一位绝色美女为他洗脚，因酒乱性，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老费和那位美女发生了关系。

云雨之后，酒醒过半，老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处女。他很过意不去，当即对那女孩子表态：“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后来，他果真为她办了招工手续。他害怕事情败露，接着又为她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在省会为她租了个门面，将她安顿下来。不久，女孩产下一子。添丁带口的，单靠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维持下去，形势逼得他开始受贿。

儿子七岁时，那女孩强烈要求转正。老费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骗妻子说，纪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办个假离婚，把财产全部划到她的名下，等风头过后再复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马便答应了他。办好手续之后，老费从此便不再回家。费夫人发现了问题，跑到老费的单位一问，单位里的人告诉她，老费再婚了，儿子都已七岁。费夫人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跑到纪委举报了老费，老费就此东窗事发……

和老费的经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却是青色的。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当总理；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领导口头给我封了个“总经理助理”，却被总经理直接发配进厨房干起了“帮厨”；被逼跳槽进报社，总编封我做广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惯社领导的某些恶行与之发生争执，“任命”被当即收回……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命里“无官”，谁知却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汉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头朝下的胎儿形，表示怀胎之意。后人之所以把“胎儿”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来，母亲就给了他一个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员，是演黑色幽默还是演青色幽默，全凭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居然以一种悲情的姿态，离开了副市长的岗位。像所有离任官员一样，下“台”之前，我也选择了“出游”。2010年4月5日，阔别了29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岗市南化镇。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回乡，多少有些悲情：过了清明，我将离任。

家乡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虽然建了不少新楼，但用工业化粉饰过的新农村，与广袤的田园极不相称。那曾经清得见底的沟渠，现在淤塞得厉害，到处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散发着阵阵恶臭。天空中弥漫着油膏的味道，让人眩晕。我憎恶“中国防水之乡”这个名号，它让我找不到半点家乡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还在，油菜花一地金黄。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拥吻，记忆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档案。

第一部分 第5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2)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因父辈成分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从藕池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第一部分 第6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3)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织”身上，确切地说，是寄托在总理一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是“领导”、我是“总理”该怎么办？总理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共和国的总理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第一部分 第7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4)

于是，我开始埋头创作《我要当总理》一书，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系统地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很显然，如此敏感的题材，不仅出版机构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了公众的笑柄。在大众看来，我是一个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疯子。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疯子，也肯定当不了现实中的总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尽一份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虽然我的这些方略，没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忧天下，这些年来之所以不顾忌官场潜规则频频发帖议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乡祭清明之前，我对张艺谋狠狠地轰了一炮。社会反响强烈，但江南政界却出奇的平静。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种感觉如同回乡一样，被乌烟瘴气的空气，搅得心神不宁。我几次要去找南化的书记镇长论个长短，都被父亲劝阻。父亲劝道：“你以为你是石岗的副市长吗？天下之大，你忧得过来？”

我一时无语。

难道忧患也有边界？

原本打算在故乡待个四五天，骤然间没了心情。满眼皆是清明幡子，四处飘散着对亡亲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虽然贫穷，但没被污染的故乡。

没能进大学深造，或许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在一篇帖子里曾经抱怨。如果我早一点碰上司徒雷登，很有可能因为我与生俱来对汉字研究方面的天赋，而把我录进燕京大学。然而，抱怨又有什么用呢？现实是最缺乏同情心的，因其残酷，让人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命运。

由于英语太烂，我注定成不了“汉语大师”。高考揭榜，我以七分之差被拒大学门外。父母苦苦劝我复读，我死要面子，反问：“古今中外有几个大作家是读了大学的？比如高尔基……我就不信我不读大学就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我的文学理想超越了我的政治热情。

父母很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成为社会青年。接下来，我没日没夜拼命地写作，寄出去的作品大都石沉大海。眼看着离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越来越远，工作又没着落，内心不知不觉出现了巨大的落差，由极度自信沦为了极度自卑。绝望中读到了一则《招生简章》：民盟云梦市委开办了一所向阳旅游外贸职业学校，读两年发中专文凭包就业。文凭还在其次，能够就业倒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犹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学校没有固定的办学场所，经常从这所学校搬到那所仓库。老师都是从各高校临时聘请来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年幼的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在这样的学校就读，始终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别人问我毕业于哪所院校，我总是羞于启齿，只能含含糊糊地以修完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院校作答：湖北大学商学院。

第一部分 第8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5)

很显然，在这样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什么专业知识的。日子倒是好打发。两年时间一眨眼就混过去了，学校却并未兑现承诺。父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帮我搞了一个招工指标，好歹将我安排进了湘山公园。公园主任很器重我，派我到岛上最好的宾馆——枫林山庄担任总经理助理。刚上班就当了“官”，这让我对美好的官场岁月，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父母对这个安排当然是满意的，他们希望我在这条“官道”上越走越远。

每次回家休假，父母都会很关心地问我“混得怎么样”。我不愿让他们操心，总是回答说“很好”。直到那一年春节回家过年，终于露出了破绽。腊月二十九，父亲早早地起床杀鸡。他虽是一个骨科医师，但对杀鸡却不得要领。杀第一只鸡时，脖子都快割断了，鸡却还能到处奔跑，鸡血满地，鸡毛横飞，甚是恐怖。我看不过去，淡淡地对父亲说：“让我来吧。”

母亲很是疑惑：平常扫把倒了都懒得扶的人，还会杀鸡？我苦苦地一笑，手起刀落，第二只鸡哼也没哼就断了气。母亲意识到了什么，问：“你跟谁学的？”我回答说：“在山庄里学的。”

母亲听罢，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得已，我只好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山庄总经理怕我对他的位置构成威胁，虽然骨子里排斥我，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栽培我的样子。我报到的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他不清楚我的底细）是上面派来的，迟早是要接班的。要当好总经理，一定要熟悉每一个部门的作业流程，并懂得成本核算。这样，你先从厨房开始，也不要你动手，只需细心观察，搞清流程，懂得控制成本就行了。两个月后再去客房部，客房部待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动力部……”

总经理的这番话，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他是真心想栽培我，仿佛两年之后我就能从他手上接过重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我干得特别卖力。我不能给人留下一个懒惰和高高在上的坏印象。尽管总经理说不需要我动手，但我还是从杀鸡、剖鱼开始，积极地帮厨，没想到这一帮就是半年。半年以后，换部门的事迟迟没了下文。

我找人旁敲侧击地去打听，总经理鄙夷地回答：“还真把自己当总经理在那里搞，不晓得天高地厚！”不仅如此，他还跑到公园主任那里反映我“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权谋无处不在。看来，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是遥遥无期了……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元旦之夜，我平生第一次喝下三瓶啤酒，号啕大哭一场，熬到天明之后，我走进公园主任的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一个月后，我进《云梦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

第一部分 第9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6)

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很热爱记者这门职业，“无冕之王”让我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因为自信，所以阳光，可以说，当记者的四年，是我最开心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我看不惯那些阴暗的东西。我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侠，哪里有不平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在云梦新闻界我是惹官司最多的记者。我曾因披露国有特困企业制售假冒湘山金针茶遭到近200名职工围困，吓得家人大白天都不敢出门。我还曾因报道“警骗勾结连环骗车案”被人追杀，差点死于非命。

最轰动的还是与官场黑势力的较量。那几年，云梦的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公安队伍建设问题多多，接连发生了两起公安干警杀人事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满脑子想要匡扶正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懵里懵懂采写了一篇报道，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云梦公安局长，写了一篇5000字的报道：《向公安局长讨说法》。

文章一见报，就有自称黑社会的人物向我传话：“得罪了我老大，让你不得好死！”后来，该局长亲自出面，让我给他写一篇正面报道挽回影响。我坚决不答应。他威胁我说：“凡事莫做绝了，不然的话，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

我寸步不让，回答他：“邪不压正，莫到时候你没把我整死，却先被法律给整死了！”我嘴上是这么说，实际却很心虚。我知道他的势力，如果法律整不倒他，我肯定会死无全尸。好在他很快就东窗事发了，携全家逃到了国外。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多久。当总编调离以后，报社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每个记者都背负了沉重的发行和创收任务。我不愿放弃我的新闻理想，强烈反对有偿新闻和有偿发行。报社领导劝我，“拍点小马屁，吹点小牛皮；写点小消息，赚点小米米”多好，何必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呢？

为了拉拢我，社里有位领导许诺让我担任广告部主任。任命之前，他带我到中堂县林河派出所采访。刚一落座，他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烟盒，当着派出所长的面，掏出烟盒内仅剩的一支香烟，对所长说：“不好意思，只剩一支烟了，就不给您装了。”

所长很识趣，赶紧让副所长买来两条烟，每人给我们一条。此后他如法炮制，每人骗得了四条香烟。社领导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一回到报社，我就将这件事向社长做了汇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注意维护报社形象。没想到，报社第二天就收回了对我的任命。第一次“为官”，就以这样的结局草草收场。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捍卫尊严，我不得不选择离开。离开不等于颓废，反倒让我越挫越勇。一个星期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在《云梦日报》上开了一个专栏，连载官场漫画小说《事关升迁的103个关键词》，对官场的腐败行径给予了狠狠的抨击。

即使后来我离开了新闻部门，借调到国家某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也没能改掉喜欢“抨击”的“毛病”，相继撰写了“中国当代城市园林批判”系列文章，向国内一些名校权威开炮。《有园林无文化现象》、《理论恐慌》、《专家钙慌》等一颗颗重磅炸弹，通过报纸投向城市园林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直至后来当上了“副市长”，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情结，经常上网发帖，表达自己的意见。江南有一位已经退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对我颇为关心，特意找到我说：“致远啊，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莫到网上发帖了吧，对你从政有害无益。”

我毫不“领情”，固执地说：“哪有那么严重呢，发帖总比打牌赌博找情人要健康得多吧？”我对他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老领导叹了口气，摇着头离去。他的态度让我颇感郁闷：不知道是我顽固不化，还是他食古不化。

第二部分 第10节：赴任江南，见识官场潜规则(1)

第二章赴任江南，见识官场潜规则

许多人谈到云梦，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的忧乐文化和龙舟文化。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即贬官文化。照理说，云梦作为贬官文化的代表，应该是中国最具忧患意识的一座城市，然而，她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2002年三峡截流以前，云梦的旅游业异常火爆，其主要客源来自于重庆游三峡下行武汉的游客。面对这表面的繁华，没有人去想截流以后该怎么办。果然，三峡截流不仅截断了长江的水流，还截断了云梦的客流，一夜之间，云梦的旅游人气降至冰点。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大多数人大代表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应对即将席卷而来的“非典”和日趋衰落的旅游，而是如何串通起来选掉自己的市长。

2003年１月１日下午，云梦市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唯一的市长候选人在选举中未能超过半数而落选，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非典”事件。非常凑巧的是，那一年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局长章文雄把我调到旅游局，经局党组研究，任命我为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章局长找我任前谈话的时候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一是高层领导缺乏旅游意识，口号喊得凶，就是没行动；二是积重难返，旅游市场极为混乱。

最嚣张的是，前任质监所长去旅游码头执法时，被强收码头费的涉黑势力扣为人质长达五个小时。我当即向章局长表态，第二个问题不是问题，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一定让旅游市场“政通人和”。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只要敢于首先拿旅行社协会的会长开刀，谁还敢乱来？但对于第一个问题却有些难办。天下最难之事莫过于给领导洗脑，洗得好还好，万一洗不好，惹恼了领导，脑壳上的官帽都不保。况且在当时那种局面之下，市长都还没能从两次选举才当上市长的阴影中走出来，哪儿还有心思去理会旅游？所以我劝章局长说，急也急不来，还是慢慢来吧。

第二部分 第11节：赴任江南，见识官场潜规则(2)

机会终于慢慢地来了，官场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对我敞开了逼仄的小门。2004年5月，省委对云梦的领导班子做出了重大调整，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文昊调任云梦市担任市委书记。博士书记的到来，让求变心理强烈的云梦市民充满了期待。我心里更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位文官的到来，让我感到云梦旅游的春天就要来了。但激动的同时，我对他也充满了质疑，一个文弱书生能驾驭得了官场诡异的云梦吗？

其实我多虑了。上天好像有意考验他一样，刚一到任就让他遇到了村民堵桥事件，省际交通命脉因此中断。事情的起因是，河东区的公安部门为了创收，将摩托车交通管理费的征缴承包给了地方涉黑势力。有位村民不肯缴费，遭涉黑收费人员殴打致死。村民的亲友们为讨回公道，联合上千村民拦路堵桥，酿成了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张文昊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亲自上桥与村民对话，并保证：严惩凶手，凭公理，还公道，该赔多少，一分不少；严追责任，不管牵涉到谁，一查到底。他当场宣布，河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停职。同时，他还宣布，不能因为求公理就坏了法理，对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该关多少就关多少，一个也跑不了。当天下午，他亲自将赔偿款一分不少地送到了受害者家属的手上，同时下令将带头堵桥闹事的滋事人员全都请进了派出所……一场冲突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就此化解。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了结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让张文昊看到了云梦公安队伍存在的问题，他便下决心要肃整公安队伍。没多久，他就下令将市公安局长调离公安局，公安局长不愿离开，便冲进市委要和他理论。政法委的领导吓得脸色苍白，请示张书记要不要调特警来先卸了他的佩枪。张文昊镇定自若地说：“不用。”话音刚落，公安局长就闯了进来。张书记凛然地对他说：“组织的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服从安排，就地免职！”就这一句话便镇住了他。故事传到民间，老百姓为他吓出一身冷汗：“要是那局长发傻气把枪掏出来一枪把他打落了看怎么得了？”

“看来，这是一个有胆识且很开明的书记。”我对章局长说，“给张书记写一封信吧，先入为主，说不定能引起他对旅游的重视，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听得进正确意见。”

章局长心里没底：“写给书记的信要过秘书那一关，书记能收到吗？”

“我试试？”我试探性地征求他的意见。

章局长回答：“试一下也没坏处。”

得到了章局长的支持，我旋即回到办公室，顿时文思泉涌，仅花了三个多钟头便写下了那篇让我后来意外步入官场的“牛文”——《张书记，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第二部分 第12节：赴任江南，见识官场潜规则(3)

文章写好后，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让张书记看到这封信。我想，网络是最好的平台，于是就把它发在了红网和云梦网上。因为担心书记不上网，为保险起见，我又通过邮局以挂号信的形式给他寄了一份。为防止秘书截留，我还将文章分别投给了《云梦日报》和《云梦声屏报》。打铁趁热地做完这一切，我便开始了忐忑而漫长的等待。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反应。对此我很失望，开始不抱希望了。就在我强迫自己快要遗忘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接到市委政研室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市委的《领导参阅》内刊上，刊登了我的文章。自此我才知道我给书记的那封信，竟然费尽一番周折才摆到了张书记的案头。

原来，地方党报《云梦日报》收到稿件以后觉得题材太敏感，居然没做出任何反应，倒是《云梦声屏报》认为这是一篇好稿，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刊发迅速报送到了市委审批。就这样，费尽周折后张书记才看到了那篇稿子。书记阅后非常重视，当即做出批示，以《领导参阅》的方式发放至每个地市级领导。云梦市委其他领导阅后相继做出批示，要求市委督察室组成专门班子，对旅游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专项治理。没过多久，云梦市委政研室按照张书记的指示，迅速成立了课题组，对如何壮大云梦旅游产业，展开了深入的调研……

书记的重视与支持，让我对云梦旅游更加充满了激情。考虑到旅游业投入大，而云梦的财政并不富裕，资金瓶颈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政府如何“生钱”投资办旅游的妙方，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做参考。

我和章局长到河南濮阳考察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时，濮阳介绍了一条“政府职能部门集中办公，将机关自有绿地转化为社会公共绿地”的经验，我从中受到了启发，再次向张书记建言：拍卖行政私产，打击行政腐败，凑集50亿巨资，建设云梦大旅游。通过一番调研后我发现，城市的黄金商业地段基本上被权力部门所霸占，一个局一栋高楼，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商业门面和多余的写字楼，对外出租获利却没有上缴财政，全部用作干部职工的福利发放下去。行政资产的私有化，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闲置和浪费，衍生成了另一种腐败。

我给书记算了一笔账，如果将全市职能部门（特殊部门除外，如法院）集中到几栋高楼内办公，然后将其他所有楼堂馆所全部拍卖，不仅可以获得50亿元的财政收入，而且老百姓办事也愈发方便，将会大大地提高办事效率。最关键的是，如果有了这50亿，何愁没有资金来投资旅游？没想到，张书记收到我的建言以后再次做出批示：请政研室展开调研，将调研结果报我。尽管后来这个建议由于牵涉面太广、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没有被采纳，但我知道，我的观点在书记心目中还是得到了认同。

第二部分 第13节：赴任江南，见识官场潜规则(4)

两次建言以后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2005年4月11日，张文昊书记到云梦市旅游局专题调研旅游工作，上楼梯时他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块“云梦市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的招牌，突然停下脚步问身边陪同的旅游局章局长：“哪一位是宁致远？”正在拍照的我赶紧迎上去和书记握手。书记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很有思想。”

大约三个月后，旅游系统和市委机关举行篮球友谊赛，我和局领导站在体育馆篮球场迎候书记的到来。书记和局长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径直经过我的面前去换衣服。他走了十几步后突然回头，返回来和我握了手。

两次正面接触以后，我心里泛起了涟漪，总幻想生活会发生一些改变。机遇像个幽灵，时刻在你的周围神出鬼没，你想抓它的时候怎么也抓不住，一旦抓住，却又是那么的令人猝不及防。2005年春节前夕，章局长突然接到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说要来考察我，全局上下感到非常意外。通过好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是张书记给市委组织部发了指示：“我们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倡导一种风气，爱思考，勤学习，不跑不送为官，清清白白做人……宁致远同志很有思想，可以考虑放下去锻炼。”

就这样，一个在学生时代连班干部都没当过的高考“落榜生”，一个连任命书还没有下达就被免职的报社广告部候补主任，不跑不送，仅靠建言居然当上了一座拥有50万人口县级市的副市长。这在中国吏治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没进入官场之前，就听说了官场有许多讲究。

比如领导签字就很有讲究。许多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某某领导，挖苦他怎么怎么无能，批的字解决不了问题拿不到钱。其实他们有所不知，该领导签字是有玄机的。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点的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就是“签了字也是空的”。这就是讲究：字怎么签，如何签，怎么签才有效，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比如，领导打牌也很有讲究。有一位局长到八景洞去视察，当地乡镇领导隆重接待，邀其参观某著名作家的乡村别墅。参观完毕，局长一行回镇里打麻将。那位名作家一想此局长是宣传部门出来的，肚子里有些墨水，于是赶紧从家里拿了几本自己写的书，气喘吁吁地送到镇政府。局长客客气气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