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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文人

■郜元宝
文人势弱，自古皆然。在秦被活埋；在汉帽子做了溺器；魏晋乱世，若不烂醉如泥，中毒致残，难逃杀身之祸；洎乎明朝，更有剥皮的酷刑。所谓“倡优蓄之”、“清谈误国”、“文人无行”、“文字狱”以及直书去势、直谏诛族，无一非文人专利。而“文人不文”，蔑代无有，鱼目混珠，真伪莫辨，纵有光耀冲破黯淡，几千年平均下来，仍觉其少，不嫌其多。
但也不必因此唱清儒的反调，说一为文人便“甚足观”，赶紧官孥供养，防其冻羸。也不必标榜自己就是最后的硕果，存亡继绝，在乎一身。作此妄想，已堕魔道，与文人不相干了。
所谓文人，大概不同于粗通文墨小有所成便原地踏步装神弄鬼乘时而起见势扒分的“作家”，也非稗贩之余沽名钓誉兼做假先知的“学者”。后两类繁殖极快，社会上也以他们为楷模。其实不然。文人至少不诈不伪，智商近于中人，能作婉转从容通达独立有时粗直但并不愚呆之谈话，落到下风也不图穷匕见，或像“周董”，装神弄鬼，加快语速，压倒对手。再高一点，则是修辞立诚而能娱人，谈言微中而启人以思，动人以情。这里的“人”只是“有人”，非“所有人”，故文人离不开圈子，当不起“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文人固有所执，但以“说出”为止；一涉行动，易失本色。他关心时势不让于人，却未必以时势关心他为条件。文辞风格一旦养成，便不易为时势所染，反而若有距离，如古之文人，不写乱离之象。他固有所知更知其无知，不敢僭越，以国师自居。最近好几位一直恪守本分的读书种子突然发急，纷纷以国师自居，实在奇怪。文人变国师，荣登杏坛，岸然曰利国利天下，教训黔首，献策庙堂，岂能再与迷惘者同迷惘，与哀哭者同哀哭？他将只有高人之理，再无常人之情，后者才是文人唯一依靠。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这是青年鲁迅的呼吁。其实，他并不坚持非得有战士不可，能至诚之声、温煦之声甚至“最末哀歌”，也很可贵——但都“未之有也”。这似乎也是当下写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曾说现代文学没啥了不起，顶多教人相骂。这污蔑倒也歪打正着，揭示了现代文人的特色，就是凡有发言，皆以私心认可为准，并随时准备赤条条站出来担负言责，很少一推干净，或标榜公允、稳妥。现代文人还不是“真的人”，但已经够真心的了。真心者狭路相逢，或爱，或骂，都很自然。不像现在，没有骂詈，不闻心声洋溢，一片扰攘，其实寂寞。前不久有学者振振有词，说古代文学几千年一个专业，现代文学三十年也一个专业，太不合理，后者应并入前者，三言两语，打发过去算了。这种论调后来听过几回，渐渐也就麻木。古之文人略识一二，但还是觉得他们的现代同行更可亲近。每一回想，真是令人不觉神旺。鲁迅之深沉热烈，郭沫若之佻易感，郁达夫之全无遮拦，周作人之冲和淡定，胡适之之宽宏任事，徐志摩之天真剀切，巴金之激越充沛，老舍之本色平易，曹禺之高才练达，沈从文之乡野文静，赵树理之质朴滋润，艾青之气壮情长，孙犁之温婉秀挺，张爱玲之华丽尖新，钱锺书之智锐才宽，一如其作品，各各显示鲜明个性，不容混淆。对古人他们并不特别恭敬，但没有他们的“创造性转换”（林毓生语），许多古书古字，今人别想读懂，又何谈“存亡继绝”？现代文人跻身古人行列，并不逊色。妄分轩轾，委实无谓。
俱往矣，古之文人早已绝迹，现代文人也基本消失，或正在消失。
消失的何止肉身，也是一种写作方式，一种人生态度。现代文人和许多古人一样，不加伪饰，语语有我，作品就是自传。考其人格，在上可为导师，为民族魂，至少也是一个响当当的性情中人。当下文学的特点却是涂饰太厚，语语无我，徒做空言或各种滥调的新八股，一旦授之以权，诱之以利，不知姓甚名谁矣。或谓当代有大作，无大师，语虽不经，却也透出一点消息。文人的消失，主要是文人的自我的消失。
其实，无论消失的是肉身，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足惜。优胜劣汰，合乎常轨。但见鄙夷文人而又偷一点皮毛来附庸风雅榨取文人剩余价值的现象，暴发户中间很是普遍，莫非文人消失后，魂魄即转附名公巨贾、学阀明星之流？不免齿冷，作文以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