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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计划生育政策
编者的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老龄化问题以及因计划生育政策而产生的对中国家庭结构和社会人口结构的影响等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那么，如何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效应，如何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控制政策调整的标准或影响因素有哪些呢。
坚持唯物史观，以科学的态度回归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中去客观评判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和实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时空穿越，要尊重历史。保持人口与社会经济长期均衡发展，无疑是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方向。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最近的“安康”事件又把计划生育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至今不过40年的时间。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效应，应着眼长远，着眼未来，因为在多数民众生育态度并没有完全改观的背景下，计划生育在微观上改变了中国家庭延续几千年的生育行为方式；宏观上，计划生育与其他要素组合，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发展方式和轨迹，且速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所以，中国的人口问题有着区别于他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征。
评述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搞时空穿越
计划生育政策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产生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政治背景，充分认识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还原到政策产生的时代历史环境与特殊国情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导致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失控，人口发展当然也不会幸免于难。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推算出建国初期的人口总量为5.42亿，之后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在1964年达到7亿以上，净增加1亿人口用时10年。紧接着，1969年总人口超过8亿，1974年超过9亿，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口，净增1亿人的时间比前一时期缩短了一半，呈现出人口增长失控的局面。接近崩溃的经济加上失控膨胀的人口，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于是，限制消费，进行消费管制，几乎所有商品，无论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品、日用品等），亦或所谓的奢侈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均需票证限额。此时，人们的生育能力却发挥到了极致，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始终波动在6上下（即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1963年最高值甚至达到7.5。人口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与乱象。恢复生产与控制人口，即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被提起，由于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于是，从197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显然，评述计划生育政策时，应正本清源，回归到当时的国情，其是那个时代政府被迫选择的结果。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之“痛”
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中国之“痛”，国家之痛在于迫不得已，国民之痛在于家庭的生育需求与国家要求相去甚远。
计划生育政策体系是由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包括制定政策的原则、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推行政策的方式、符合政策的鼓励、违反政策的处罚等，但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是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初，国家采取了“晚、稀、少”（即晚婚、晚育、少生、拉开间隔生）的弹性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下降作用有限；之后，政策逐渐趋紧，从限制家庭生育数量最多3个到最好2个，直至1980年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刚性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被上升至基本国策的位置。然后，在1984年为了调和农村生育与生产的矛盾，适当放宽农村的生育政策为“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是男孩就不能再生第二胎，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坚决不允许生育第三胎），这个修订了的规定基本被沿用至今。不可否认，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早期阶段，的确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有些地方的做法甚至很过激。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真实地、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今天，人们普遍有了少生的意愿，但并没有达成普遍只想生育一个的程度，约七成以上的民众依然想生两个孩子。正因为如此，计划生育被誉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当然，换个角度思考，正是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强迫命令，高度集权的思维和决策模式，才使得这项本身与广大民众生育意愿相互矛盾的国家政策被有效地落实了，个中艰辛只有实施这一政策的机构和承受这一政策的民众体会最深。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对家庭生育数量的规定与广大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不相适应，但是，这个基本国策之所以能够被有效落实，早期与计划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密不可分；没有当时（主要1980年代前后）计划生育强有力的手段，也就不可能带来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巨变。当年，以管理和控制为主要手段（以数为本）的计划生育活动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与人口形势所决定的。而今天以服务关怀、以人为本、利益导向、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活动，是与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形势相适应的，是计划生育活动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继续，是人口和计划生育手段和内容的延伸和拓展。坚持唯物史观，以科学的态度回归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中去客观评判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和实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时空穿越，要尊重历史。从结果与事实上看，没有计划生育当时的作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人口控制成果。
中国人口发展道路与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
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历程的最大特点表现为“急”。急切地要达成控制人口数量的愿望，急速地改变群众的生育行为（不是生育意愿），急快地实现家庭想要多生到必须少生的转变；宏观效果上，急速地完成了人口转变，急速地跨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急速地控制住了人口的增量和增速。
完成了人口转变。首先，死亡率超前于出生率率先下降并持续稳定在低水平。1949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0‰，到1950年代末就降至10‰，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反弹以后，又继续下降，1970年代中期降至6‰～7‰的低水平并且一直持续至今。人口出生率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维持30‰以上的高水平（“三年困难”时期除外），由于出生率滞后于死亡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0‰以上（1963年创造了33.33‰的历史最高纪录），引爆了“婴儿爆炸”，总人口出现了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情形。其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迅速奏效，1970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率开始迅速下落，特别是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惯性反弹之后，出生率进入了稳定持续的下降通道，1990年跌破20‰，1999年跌至15‰以下，2002年以来一直小幅徘徊在12‰上下。与死亡率抵消，人口自然增长率1990年降至15‰以下，1998年落到10‰以下，近年来一直稳定在4‰～5‰。最终，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跨入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阶段。完成这一过程，我国仅用了约40年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需要百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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