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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丛生是改革之障
薛兆丰
通货膨胀下物价上涨，国民怨声载道，政府顺水推舟，推出这样那样的管制措施，这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当然，只有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才可能抑制通胀；管制措施不仅无法压抑通胀，而且还会为经济复苏埋下更多的隐患。然而，各国政府通常会在各行各业先找一阵替罪羔羊，实施一轮徒劳无功的管制，才会迷途知返，设法关上货币涌出的阀门。这似乎也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当前中国似乎正面临这个陷阱，让我在这里作个记号。
中国的通货膨胀趋势不变，有两个方面的主因。其一，是多年来坚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拒绝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而带来的“引入性通胀”。市场上1块美元换5块人民币，我们坚持塞给老美8块。这就是人民币坚持不升值的意思，其实质是央行给外汇持有者送礼。结果，大量外汇为了追逐央行的礼物而涌入国境，造成人民币增发；同时，大量国内企业通过出口先赚得外汇，然后再用外汇换取央行的礼物而增加利润，也同样导致了人民币的被动增发。这种坚持通过人民币不升值来刺激出口的政策，是产生通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通胀的另一主因，是为了应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可能产生的的余波，政府推行了大规模刺激经济措施。这些措施的特点，是政府消费代替了私人消费、政府投资排挤了私人投资。其后果，是一般地造成了财富的浪费；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弥补巨额开支，会进一步放松银根，增加信贷。上述各种因素加起来，效果就是财富相对减少，货币相对激增，即通货膨胀加剧。
错上加错，是接踵而来的管制。官员们或许真心以为、或许只是为了从众而暗示，形形色色的管制可以把物价——尤其是地产价格——压下去。已经实施和正被倡议的管制，如“收入再分配”、“用累进税来限制购买”和“强化户籍制度”等，都是于压抑通胀无益，于市场体制建设有害的，在机理上混淆因果，在对策上缘木求鱼。
先谈“收入再分配”。我曾经反复解释过，常用来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是个很有问题的指标。“基尼系数”衡量的是人群在一刹那的收入分布，而不是人群终生收入的折现值的分布，所以它掩盖了人群结构对这一数值的影响。
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成年人走进幼儿园，他会明显影响了园内的体重分布。看上去，大部分孩子都很轻，只有个别的大人是重的。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试着去比较所有人的终生平均体重，那么得出的结果将会迥然不同：从终身的角度看，比从刹那的角度看，人与人的体重之别要小得多。
仅仅看“基尼系数”一个数值，没有办法分辨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刹那的收入差距。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结构的变动，可能是贪污腐化，可能是行政垄断，可能是新入职者的比例上升，可能是教育机会增加而延长了年轻人的负收入期，可能是社会贴现率降低导致了耐用品的增值，还可能是海外人才涌入。
这是说，导致基尼系数上升的原因有多种，有正面的、负面的、中性的。单看基尼系数，无法分辨到底是哪个变量在起作用，遑论好坏。说只要基尼系数增加就令人担忧，是故意混淆其中的复杂因果关系；说要采用“收入再分配”措施来调节基尼系数，就是药石乱投，因为行政垄断和贪污腐败等症结并未得到直接处理。
目前流行的另一类管制，是呼吁通过税收政策来压低房价，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当然，税收是一种惩罚，或一种政府对资源的分占。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姆齐定律（Ramsey Rule）的含义之一，是政府征收的房地产交易税，由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共同分担，分担的比例与政府的规定无关，而是由买卖双方的相对的供给和需求弹性而定的。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的税收（即分占）只会推高而不会压低购房者支付的单位面积房价。
有朋友问：假如对房产买家按套征收累进税，即买的套数越多，服从的税率越高，能否起到压抑房价的作用？我的回答是：若按套收累进税，人们就会转向单套大面积的住房；若按面积收累进税，人们就会转向单套高楼面的住房；若按住房体积来收累进税，真做到按人头凭票供应，那么开发商就捂盘惜售；若真逼着开发商向本来买不起房的人低价出售，那开发商就只能选择不再继续开发。要知道，把富人杀了，结果是没人再生产法拉利了，而不是穷人都用上法拉利了。
在众多管制措施中，危害最大的，恐怕是强化户籍制度的倾向。中国改革改革开放后所经历的“经济奇迹”，是土地使用权转向私有、打开国际贸易之门以及人力资源的私有化等因素共同创造的。所谓人力资源的私有化，很简单，就是每个躯体放到哪里、如何使用、如何享受的问题，不再由计划官员决定，而由长在这个躯体上面的那个脑袋决定。就这么简单的改革，使得十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协调，从计划经济下的“串联决策机制”，转到了市场经济下的“并行决策机制”上来，由此激发的能力是按指数方式递增的。
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显然是绊脚石。如果说过去这些年来，它的弱化极大地帮助了经济发展，那么现在以所谓“城市承载力”为理由，对户籍制度进行强化，就只会束缚整个社会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使得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货币流量相对增加，从而激化而不是缓解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症状。
通货膨胀是央行发钞机制出了问题，扭曲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信号系统；而由通货膨胀诱发的诸多管制，不仅不能修理央行的发钞机制，还为改革设下了更多路障。将来，即使等到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它们也还会盘根错节地留存。这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深谋远虑地防范的。
文载2011年3月28日《经济观察报》第4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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