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2.doc

[闲话] 关于改革前后评价问题，以及本文的分析模式
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陈经

因为中国是大国，无论改革前后，都做过很多事，做对做错的都有，所以成就与缺陷在两个时代都是非常巨大的。
一种方式是定性式的二元评价。定性式二元评价，就是好坏两种，简单，易懂，如果合了几意就很痛快。说好，就把成就反复强调，这个那个，于是就是好了。说坏，就把缺陷反复强调这么来，于是就是坏了。对于心目中的“好”时代的缺陷，就找理由去不当回事，代价牺牲之类的，总是可以放过去的。认识层次低一些的甚至否认事实编造数据（未必是故意，而是选择性相信虚假宣传或者错误谎言），还有时就会生造一些并非常识的特殊标准，靠语言与逻辑玩花样辩论。二元式评价，总要论证出某时代是“好”的，或者“坏”的，最后都陷入这种模式。对立的两边都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评价方式没有什么不可以，你管它是幻想还是真实经历，人就喜欢心目中的东西了，心里就喜欢某个时代，别人能怎么样？但我个人觉得这是很没有意思的一种方式，这个叫表态，价值就是表表态，发现有同道了，信心增强。二元评价相关的论证一般都无甚可观之处。我因为对数据事实比较熟，就发现了不少人有很多靠语言与逻辑都绕不过去的硬问题，更是对二元评价相当不喜欢。所以，我希望有心想了解更多更深入愿意多想想的读者，能够认识到二元评价的问题所在，从二元评价中走出来。当然，就是喜欢二元评价简单定性也行，这是个人自由。
我写《官办经济》这个文章，的确是想尽量避免二元评价的。所以分析起来相当复杂，篇幅长得很，很多问题还是讲不完。我追求的分析模式，是事实数据陈述与理论阐述，希望读者了解更多的事实，也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方法有所了解。事实数据陈述就只有两种，就是错误的事实数据，或者正确的事实数据，这个硬梆梆，拿出证据证明出错了，就只有认。至于这些事实与数据代表的是“好”还是“坏”，这个属于意义不大的哲学问题，喜欢二元评价的人可自行选择。理论阐述就是一些因果链条，如果用什么样的方式搞经济，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计划经济会效率低，市场经济会过剩。如果不是死缠（如有人可以自己定义一套标准说计划经济效率也高得很），这应该不难接受。至于这些结果是“好”是“坏”，那么又是二元评价的事了，我并不去作这样的结论。例如人说计划经济贫富差距不大，所以好，这个我知道是二元评价了就行了，并没有更多意见。
虽然如此，评价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对一国政策能有实质影响的人心中的评价，至为关键。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搞改革开放的那些上层人物，对以前时代的许多缺陷评价相当低，所以迫切搞起了改革。如果民众群体呼声能对政策有影响力，那么群众的评价也是管用的。一些所谓“民主”政权，甚至用被煽动的群体意志代替正常思维，直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所以政治家，需要关心“评价”问题，甚至得把评价问题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但我与绝大部分读者都不是政治家，不用这样功利地去弄评价问题（我不是要讨好广大读者，如果那样，完全可以耍一些语言花招，先大吹一通主席英明神武，再小小的说一下主席可能没想到的地方，保管一些人感觉会好得多）。所以，可以回归到更加客观的事实数据陈述，以及冷冰冰的理论阐述。
同时，我也希望政府高层能够正确对待评价问题，不要象“民主”政权一样丧失思维能力。一方面，要冷静地用经济本原分析去寻找正确的操作方法，另一方面，要“理解”民众的评价，知道民众的呼声，把民众评价当作一个重要分析因素。这方面，中国政府在全球应该有一定优势，既不是为“民主”所累用“民主”代替思维放弃责任，甚至煽动民意达到政治目的，又不是独裁政权完全把民意当放对立面胡来。

葡萄兄，我与你的根本差异在于对毛泽东的理解与评价
你提供了不少很好的数据与实例，对我的贴子帮助不小。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问题上，我们应该相当一致。我们的差异在于对毛泽东的理解与评价。
你是把毛泽东往高里拔，强调他各方面的“高瞻远瞩”，对他的犯的错误轻处理，实在避不过就一带而过。
我是着重描述毛泽东犯错误的一面。对于老毛的厉害的一面，我是用“牛人”“千年一遇”之类的虚词带过，并非否定。但我的意图是让读者认识到毛泽东会犯严重错误，认识到他的理想主义的极大危害。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两个层次，第一，承不承认这些事实。第二，承认事实后怎么看待毛泽东。
你描述的老毛的“高瞻远瞩”这样的“事实”，有拔高的问题。斯大林是怎么做的？他领导工业化比老毛差么？我认为老毛在工业化上再怎么说也牛不过斯大林。再则，中共其它牛人的贡献在哪里？我认为老毛不管事，中共其它人照样可以把工业化搞起来。假设老毛1957年死去，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会比1978年的中国工业成就差么？两弹一星就没有了么？我的理智告诉我，会强得多。印度没有毛泽东，原子弹导弹也搞出来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就不知道应该搞两弹一星？
更进一步地，老毛不管事还好，一具体管事就起坏作用。在我心目中，中共前30年的工业化经济路线是正确的，我把其总结为“苏式路线“（以前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对这个路线的贡献是一些非独创性的原则（老毛说的工业化原则哪一条苏联没做到？），除此之外，他的具体动作可以说是一个“苏式路线”的破坏者。因为毛泽东的错误，他把其它中共牛人较为务实的“苏式路线”搞成了中国特色的僵化计划经济。你列的成就，比印度好，我一向是承认的。但我不满意，我没有信心用这些成就去说服台湾香港韩国日本人，毛泽东的共产党会搞经济。
对于我说的老毛犯的严重错误，我觉得你实际上心里是承认的。只是你一带而过，不肯明说。一些极端爱护老毛的人说，老毛没犯错，是因为短视腐败落后的坏人捣乱才出了问题，老毛是英雄，败给了坏人。我想你不会这样护短，你还是知道老毛犯了什么错的。
我认为你有一种倾向，讲困难，列成就，再把成就联系到毛泽东身上去。讲困难，列成就，我完全同意。但是联系到老毛身上，就需要具体说明。你得给出把成就赋给老毛的理由。就象我说官办经济有这样那样的成就，有些人说，成就是中国人民的，不是江朱弄出来的，江朱没什么功劳。这就是不同意把成就联系到他们身上去。
可能的理由有几种。老毛是最高领袖，所有成就都有份（这种我同意）。老毛具体领导了哪些哪些操作，所以有份（这我不同意，我认为老毛对具体的事没兴趣）。老毛建立了一个组织，培养了一批人，这些人很厉害（这我同意）。老毛对政治经济问题的指导很厉害，所以是有份（这我不同意，他的指导是理想主义的，根本不是苏式路线，是失败的）。
我认为你对老毛不够了解，虽然你对新中国的经济数据很了解。老毛喜欢的经济路线政治路线是以大跃进和文革为代表的，与“苏式路线”很不相同的理想主义路线。他的理想主义路线，与“苏式路线”有一些相同之处，如“要独立自主”，要“工业化”。但更根本的是不同之处，老毛要人民都无私心地去搞建设，并且要把官僚都打倒。这是全球独创的，所以老毛说文化大革命是他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外一篇 银行问题
中国以前只有一个银行：人民银行。后来让人行当中央银行，分出四大商业银行，仍然赤裸裸的就是国家机构。后来又搞股份制改造，名义上独立出去了，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建行还上市了，可仍然是国家股占绝对大头。这样，银行与政府就有很直接的利益关系，这是外国银行体制最根本的不同。
计算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亏损的时候，很容易把商业银行算成破产。商业银行贷出去一万亿，其中五千亿永远收不回了，从银行经营的角度来说，确实就是坏账。如果这个银行要清盘，要把所有别人存在那里的钱还给人家，那么肯定是资不抵债，必须破产。所以说，中国的商业银行按外国规矩算是破产的。
但这个五千亿“银行坏账”（数字是举例），从国家角度来说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坏账。银行贷款给某烂企业发工资，连贷十年，每年一千万，最后企业破产，产生一亿坏账。但是这一亿元其实是到了个人手里，很可能由个人又存回了银行。也就是说，钱并没有消失，只是转到了个人手里。这等同于政府直接印一亿元钱给个人，就没有坏账这回事了。为什么从国家角度来说不是坏账呢？政府可能这么“加印”了几万亿元通过银行转到了个人手里，但是人民币购买力很稳定，通货膨胀很小，还要升值，所以这些加印的人民币就不是坏账。除非哪天人民币崩溃了，剧烈通货膨胀了，这才算是有问题的“加印”。这个不需要复杂的颠来倒去的计算，就看人民币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就行了。
如果把这类资产转移除去，其实银行坏账就不多了，不会破产。民众也不会去挤提。民众去挤提，如果是存到其它银行，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一回事，在各银行间调整一下就没事了。如果是提现款哪也不存，民众的要求就很奇怪，因为人民币现金并不比政府担保的银行安全。所以实际上民众对于所谓银行的“坏账”根本没有感觉，谁也不会觉得银行实质是破产。
因为中国商业银行的独特历史，不要把它们当成独立的商业机构，而应该看成“替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存钱的”仓库一样。这个仓库里的钱总数是越来越多的（不要管是个人的还是政府的还是银行自有资产），对应的实物价值也是真实的，就表明中国经济有极大增长，这个仓库本钱越来越厚。实际上老百姓了就是这么看的，并不把四大商行当自负盈亏的经营机构，而是当成安全的“钱仓库”。
从技术角度上看，银行“剥离坏账”，就相当于把从前政府通过银行白送给民众的钱重新找个说法。商业银行要上市，政府就说，这些坏账不算在它们头上了，算我头上，本来就是我白送给你们的，你们要查账不要找银行，找我政府新开的“送钱登记管理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说事。只要没人找“送钱登记管理处”的麻烦（谁也没这个本事），政府就可以一直这样做。
一个私有银行，如果有了大把坏账，真的是非常困难。政府要把手头的坏账抹去，就太容易了。如果你看好人民币，我就印多些钱，就自然抹掉了，连物价都不会上涨，你甚至不知道政府手头有坏账。实际上事情就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加印的人民币总是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很多，却反而要升值。
所以，看好中国政府，就必然会看好中国的银行。只要中国政府手里实质资产越来越多（这是事实），就有办法把银行这些“钱仓库”弄得数据良好。一定不能用正统方法去理解银行。所有拿银行说崩溃论的人，都是只知书本上形而上学的死道理，不知道经济的实质是什么。

外一篇 靠政府调控引导正确的经济政策是相当可行的
苏南经济兴衰问题，是官办经济的好例子。这篇文章里有很多惨痛的局部经济事件，房价跌，企业破产，贪腐横行等等。这都是官办经济的缺陷造成的。中国经济从微观上去看到处都是毛病。
但我们要看到这些事件的根源，是市场竞争。苏南的鞋厂破产，并不是因为人们穷得买不起鞋了，而是苏南的鞋厂败给了其它地区。对中国整体来说，这种竞争是良性的，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中国造鞋并没有输给其它国家，反而会把其它国家的鞋厂挤得和苏南一样破产。
另外这也说明了过去官办经济成形期的一些经济动荡，就是朱镕基搞软着陆、保八之类的招数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国都有一种乱来的感觉，苏南也不例外，典型的是海南的房地产泡沫。
这个时期过后，中国从短缺走向过剩。好挣钱的生意，全国一哄而上，就不好挣钱了。这个动乱时期过去以后，才开始老老实实地提高效率靠这个混。这是被逼的，不然你没效率凭什么让你赚大钱？开始市场竞争不多，市场空白很多，先出来混的就有优势，苏南就是先行者之一。后来全国一哄而上了，必然是一堆失败者中产生少数成功者。这个有些血腥的过程却让中国搞出了可怕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杀出国门去挤垮其它国家的企业。
中国的这种微观乱象，并不比别的国家历史上更可怕，并不是新鲜事。无论是房地产泡沫，还是礼崩乐坏都是很正常的事。市场经济不出这些乱象才是奇怪的事。只不过中国有地区性的特色，正如我说的是“政府经济人”，经济模式的兴起与衰落往往发生在地区级别，而不是个人或者个别公司。
从整个国家来看，整体是一个直线上升式的发展，这里亮一下那里亮一下，效率越来越高，东西越整越多。而内部的各地区经济就在不断竞争演化，单个地区发展很可能是“螺旋式”的，有时发展快有时发展慢。一直慢或者一直快的地区都少。
靠政府调控引导正确的经济政策是相当可行的。人都是为利益驱动的。当人们发现炒房子容易赚钱的时候，大家都会来炒，从理论上就知道最后会炒出问题，但人人都幻想自己不会是失败者，还是阻止不了。历史上这种事非常多，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
政府的任务是，防止这种危险的事情发生。其实房地产并不完全是炒，因为房子是实质资产，离远期的顶还差得远（如果政府中等发达的目标能达到），也有真实的需求。所以也不能判断为该严打，仍然要大力发展，而且是经济支柱。社会上总是会有大量资金从事这个行业，是正常现象。这就有个量的问题，不能所有资金都去搞房地产。所以就要调控，把资金引向政府希望得到投资的领域，一不要过度投资，二不要没钱做事。这不仅是房地产一个领域，需要调控的领域非常多。
这种调控，中国政府有相当的优势，因为政府资源非常多。要托市或者阻止房市泡沫招还很多，厉害的招还没使出来了。一定不要以为政府管不过来了，它现在精得很。中国政府正在做的“宏观调控”，是人类经济史上没有过的事，是一个长期政策，不是一个救火措施，甚至就可以等同于经济发展本身。
所以，你担心的问题，其实政府老早就一堆人做过详细分析了。纺织业早就不是出口支柱了，现在是机电产业最厉害。其实中国大部分的钱在搞实业，民间一些闲钱炒炒泡沫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人们容易观察到的，是一些乱象，对正常的发展就习以为常，都是些八股宣传。民间没本事作出总体的分析，看到乱象就怕，政府对整体局势却有相当的把握。
一句话，要相信政府。

外一篇　韩国是东亚成为全球实物经济中心的标志之一
现在全球出现一种实物生产向东亚转移的大趋势。这里中国日本韩国再加上台湾香港都有分，中国是核心。
现在东亚搞实物生产的定义在不断扩大。以前就是电器等物质商品，现在也包括商品生产技术，甚至软件产品都得算是实物了。相对的，虚拟的金融资产生产管理技术，这个东亚并不当核心来发展，而西方美欧都相当看重这方面，也有相当的优势。
因此，东亚方面搞生产或者生产技术有相当多的产业机会。韩国抓住了其中的一些机会，搞了些内存芯片显示器电子游戏之类的利润不错的产业。但是韩国公司不少股份都是西方人占了。
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应该是，东亚把生产技术搞好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个早晚问题，日本最早，韩国跟上，以后中国的技术也会发展得不错。并不是说韩国就不明不白的成功了。只要不是象台湾或者朝鲜那样去搞政治，东亚地区经济体搞生产技术都会不错的。
在以后的国际格局里，中国的生产技术大规模突破后，东亚会不得了。而日本韩国将被看作地区内先取得成就的地区，是从属于中国的发展之下的，是整个“大东亚经济共荣圈”的一部分，而不是特例。
如果世界经济有毛病，东亚将是最后的后盾。

外一篇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7件好事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7件好事--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
　　长期以来，赫鲁晓夫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声誉是很差的，一直被看成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代苏联领导人中，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为新中国做好事最多的正是赫鲁晓夫。
　　好事一，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说斯大林承诺援助中国建设的大型工业企业有50项，那么赫鲁晓夫当政11年中答应援建的项目则达286项，他还扩大了斯大林援建项目的设备供应范围。直到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撤出专家时，大型企业已经建成的有120项，基本交完设备的29项，共149项。
　　好事二，把4个中苏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移交给中国。1950年3月和1951年7月，中苏先后在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大连中苏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的协定。
　　好事三，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反应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关于原子能问题，赫鲁晓夫同意先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小型原子反应堆。1957年10月，双方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虽然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这一协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苏联援建的原子反应堆在培养我国核工业人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好事四，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提出将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双方就此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且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撤退和移交工作应当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苏军于5月25日撤退完毕。
　　好事五，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秘密补充协定》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此后，毛泽东对此多次向苏联及其他外宾表示不满。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暗示可以考虑放弃该协定。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认定《秘密补充协定》已经不符合苏中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建议予以废除。5月29日，中国政府复照表示同意。
　　好事六，改变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1956年10月23日中苏签订协定，对之前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加以改进，按照当时两国国内60多种日用品的价格计算，协定规定双方正式比价保持不变，但是在非贸易兑换时每元人民币补贴4卢布，即实际比价改为1:6，即1元人民币相当于6个卢布。这个比价同人民币和卢布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大体相符。1957年5月11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和《关于调整两国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非贸易清算的议定书(草案)》，建议这一期间的非贸易支付均按1956年10月23日中苏非贸易支付协定规定的办法结算，苏方补偿中方9610万旧卢布。
好事七，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 

外一篇　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
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专长是财务与炒作，他捞过界了
  他的专业是财务分析，不是经济学。他根据上市公司报表分析出什么什么公司有问题，很有一套。如果就止于此，或者去与问题公司对挑，都属正常。经过几次事件，名气很大，说明他炒作也有一套。
可是他去挑经济学家，就不对了，捞过界了。甚至于借助民众的道德压力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这就很让懂行的人看不惯。中国经济非常复杂，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经济学家们很多话不能明说，不象我在这猛侃一气，反正是业余的，没有顾忌。他去挑经济学家，看热闹的人叫好，还被评为“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都是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
经济政策非常专业，背景非常复杂，普通民众不可能了解，让普通民众投票决定经济政策，一定完蛋。郎咸平却把事情炒向民众，借民众的愤怒情绪成事，因此是民粹派，这么搞有些危险。因此，他不可能为体制内接受，入不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圈子，中央高层清楚得很。
从“不争论”精髓来看，要去解决问题，不去论道德是非。郎咸平就是在以道德说事，对经济学家进行道德攻击。我不是说经济学家道德好，而是说，相关人等的道德应该与具体问题关系不大，至少不是关键因素。以道德攻击取得逻辑正确性是十分危险的事，中国历史上吃这种亏很多。就思想而言，现在是历史上少有的好时期，就是因为道德压力没有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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