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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音》理论的局限

【摘 要】《知音》篇是《文心雕龙》中的经典文学欣赏与批评理论。但由于作者所处时代、历史、思想等方面的原因，其“知音”理论亦存在一些局限。本文试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论述其理论的局限，但这并不是强古人之难而妄加指责，而是为使我们辩证地理解和把握《知音》篇的理论，并不断丰富我们的文学欣赏和批评理论。
【关键词】知音；文学欣赏与批评；文学接受；局限
“知音”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中钟子期与伯牙的故事，在此所谓“知音”是指钟子期与伯牙于音乐方面在艺术趣味、审美取向、心灵蕴藉等方面的心灵相通、高度融合、做到真正的精神契合[1]，这是纯粹的艺术情感和艺术心灵的交流。后《淮南子·修务训》将“知音”引入文艺批评领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这里强调读者通过自身素质去探寻作者本意，而不可为作者已有的名望或作品自身所拘泥[2]。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这部文学理论著作中，用“知音”命名作篇专门论述了文学欣赏与批评理论。
《知音》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文学欣赏和批评的态度、特点、方法及其基本原理，并涉及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等问题。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剖析刘勰的知音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其丰富的理论和完整的体系。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是一个紧密联系、辨证统一的文学意义生成过程。从系统的接受观出发，他充分认识到文学接受使文学作品
但通过细细剖析，可以看出刘勰的欣赏和批评理论亦存在局限。第一，虽然刘勰对文学欣赏与批评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并糅合于其知音理论中，但他对“欣赏”和“批评”之间缺少必要的划分界定，其理论在这两个层次上有些含混不清。至于《知音》中的“六观”，即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更接近于对文学作品的形式欣赏要求，基本没讲对内容的批评要求。并且“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也是说明由辞到情的欣赏过程。有些文章谈到《知音》是一篇文学批评理论，严格来讲是不准确的。确切地说，它是一篇文学欣赏与批评理论。如果仅是文学批评理论，至少也要全面地涉及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也绝不能丢掉内容方面的要求。当然，刘勰在此篇中也提出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贵古贱今”、“崇己抑人”等不良倾向和“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文学批评要求。
《知音》篇分析了文学欣赏理论，也探讨了文学批评理论。只是在此篇中作者并没具体指出欣赏与批评理论的不同，而把二者混在一起。虽然，事实上，欣赏与批评不可能截然分开，两者相辅相成，密切相联。如果不深入欣赏，批评就易失去基础；同时，如果没有批评作指导，欣赏也易失去方向。
第二，由于接受者的知识储备、思想情感、审美取向等不同，对作品作出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文学现象。但刘勰忽略了这种文学理解和接受差异的合理性，而认为文学欣赏和批评具有同一性，其知音理论稍显狭隘。刘勰谈到一些古人的文学批评存在着“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不良倾向，但他忽视了文学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其实他自己也不能真正解决“音实难知”这个问题，虽然他提出了文学批评家要“博观”“无私”“不偏”这些要求，但是因为历史、思想、阶级的局限性有时导致他自身在具体的文学欣赏与批评实践时也会陷入某些误区。
刘勰用《原道》、《微圣》、《宗经》三篇来统领《文心雕龙》，使得全书打上鲜明的儒家烙印，同时使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某些文学理论的阐释也表现出浓厚的儒学倾向。如在《乐府》篇中，他对音乐的鉴赏理论倾向孔子，倡“雅乐”而贬“郑声”。
第三，由于刘勰对文学欣赏和批评的意义认识不足，因而他对不同时代及不同读者的欣赏和批评对于作品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估计。这与他生活的时代与历史条件、《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有关，这些因素给他的理论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但也相对明显的局限性。我们知道，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作者写成之后其社会价值就会自然实现。作家写出一篇文章，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欣赏和批评，其社会价值才会实现，这一点不同于物质生产。对于同一部作品，每个时代各依自己生活的时代要求和欣赏视野去解读、欣赏、再创造。比如《诗经》，春秋时期被视为上达人心、民情的工具，在汉儒被视为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化的教科书，到魏晋南北朝时才被看作中国诗歌的源头与楷模，开始被视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欣赏对象。
因此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读者均等提供同样观点的客观实体，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读者面前往往显示不同的社会价值[4]。而作者刘勰尚没有意识到这点。并且一部作品，由于时代环境和读者群的变化，其社会价值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正是从这种变化里，可以看出读者的阅读欣赏、艺术的再创造在实现作
第四，由于刘勰是以作者为中心来看问题，所以他对读者欣赏和批评活动的特点与要求，难免做片面的论述。他对读者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象一概斥之为偏爱私憎，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而他用作者中心论的观念看待一切，是因他对整个文学的观念是建立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基础上的。从这种立场出发，广大读者就难免只有被动接受的意义。
虽然刘勰以“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指出读者要深入作品的深层意蕴，发掘作者的本意所在，以期与作者心心相印。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要求限制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认为读者领悟到作家的用心，才达到“知音”的要求，这也是其理论使读者于文学接受在深度或高度上的一种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待文学接受中读者的态度，也是一个文学群众观点问题。在这方面，刘勰的时代还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只是从理论上指出起局限，并不是强古人之难而妄加指责。
这些文学批评只能说明刘勰的知音思想依然具有不成熟之处，毕竟不少问题是他的认识水平不可能作出正确解释和判断的，我们对此应当关注并力求扬弃，同时也说明其知音理论还需要后来的文学批评家们进行大量的理论实践才能不断充实和完善。
比较而言，20世纪60年代由德国康斯坦茨学派学者尧斯和伊瑟尔创立的接受美学理论，虽然提出了“期待视野”、“召唤结构”[5]等概念，从关注读者的角度使文学研究从过去的作者、作品为中心转移到了以读者为中心，解构了作品自身的客观性和恒定不变的价值，使文学活动成为更具有群体沟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行为；但是，后来的接受理论提倡者霍兰、菲什和卡勒，却只是非常注重读者的个人主观、读者阐释的共同意识及其所运用的解读程序，完全以读者为中心，忽视了来自作家所处时代、写作意图等方面的规定性。如此看来，重新回过头来审视和探讨刘勰知音论的接受理论，找出其理论存在的的局限性，也许可以对文学接受理论在系统辩证观方面起到补弊纠偏的作用。
但无论如何，知音思想与理论体系为我们的文学欣赏与批评提供了远见卓识的启示和先导作用，并影响着后世的文学欣赏与批评理论。为此我们在理解和把握知音理论时，要正确看待其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知音》理论虽是经典，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追随和接受，而应该批判的接受、继承和发展。只要我们全面把握其思想和理论精髓，那么对提高我们自身的鉴赏力和艺术批评必会大有裨益，同时对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文学鉴赏和批评理论也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修建军.《吕氏春秋智慧名言故事》，齐鲁书社，2004年版。
[2]梁启雄.韩子浅解 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3]丁淑梅《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与文学鉴赏“知音”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4] 文心雕龙学会编 《文心雕龙学刊》，齐鲁书社，1992年版。
[5]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